路遥《人生》发表始末

被当作有神经质的人

1980年《当代》杂志第3期刊登了路遥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1981年5月17 日，路遥在给好友海波写信中谈道：“我的中篇《惊心动魄的一幕》今天收到通知，已获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二等奖。我23号动身去北京领奖（25号开大会）。这是一件对我绝对重要的收获。”5月25日，路遥在北京参加了颁奖大会。

路遥在全国优秀中篇小说颁奖大会上结识了时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的王维玲。王维玲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一直负责联系陕西片区的作家，经他编辑出版了不少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也是柳青《创业史》的责任编辑，一直以来跟陕西文学界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王维玲担任了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的评委，当他看到路遥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后，他从入围的作品中首先读了这部，读完之后，他“为路遥高兴，也为陕西文学界高兴，我确信这是一部有特色、有水平的作品”。

作为文坛新星，路遥在此次颁奖大会上并没有得到新闻出版界的采访和约稿，王维玲说他特别留意了一下路遥，“个头不高，敦敦实实，显得十分健壮。一脸淳朴憨厚相，不了解他，不与他接触，谁也感觉不到他的艺术气质和才华。”（王维玲《路遥，一颗不该早陨的星》）王维玲觉得受冷落的路遥身上透露出一种“专注”与“上进心”。由此，王维玲和路遥有了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从此两人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这次交谈中，路遥说他准备花大力气写一部中篇小说。据王维玲回忆：“他告诉我，他熟悉农村生活，也熟悉城市生活，但两者相比，他最熟悉的是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的生活。他曾长时间地往返其间，生活在这一领域，他自己就是一个既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他试图在这个生活领域里，做一次较深的探索……我对他说，对于一个献身于文学事业的人来说，如同参加一场马拉松竞赛，不是看谁起跑得快，而是看后劲。我口气坚决，态度也坚决，敲定了这部书稿。路遥深受感动，一口应允。这就是《人生》的最初的约稿。后来我才知道，实际上路遥在1979年就动笔了，由于构思不成熟，开了个头，就写不下去了。1980年又重写了一次，还是因为开掘不深，又放下了。1981年春的我们这次交谈，起了催生的作用，坚定了路遥的信心。他从北京回到西安以后，心里一直在翻腾，他把编辑工作安排好了以后，便又一次返回陕北，住进了甘泉县招待所的一间普通的客房里，一连苦斗了21 天……”

正如王维玲所说，从北京回来没过多久，路遥从西安出发，来到延安地区甘泉县，先住在美水饭店，经过好友帮助搬到县委干部招待所后院的一间套房里。甘泉县招待所后门出去上坡，便是县广播电视局大院，县广播站就在其中，大院与县政府大院又是南北相通。

在这个招待所，路遥用了21 个昼夜完成了13 万字的小说的初稿。路遥曾说：“我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日子是写《人生》初稿的二十多天。在此之前，我28 岁的中篇处女作已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正是因为不满足，我才投入到《人生》的写作中。”谈到创作《人生》时，路遥说：“有一晚上，写德顺带着加林和巧珍去县城拉粪，为了逼真地表现这个情节，我当晚一个人来到城郊的公路上走了很长时间，完了回到桌面上，很快把刚才的印象融到了作品之中。这比想象得来的印象更新鲜，当然也更可靠。”

在这点上，路遥和他的导师柳青有着惊人的一致。1955年冬月，柳青为了写好《创业史》的“题叙”，常常半夜从中宫寺跑到王曲西头的马号里去，问马槽边上的姚老汉一些问题。有时夜深了，柳青也就睡在饲养室里。为此，姚老汉不解，私下给人说“柳青好像有神经病哩”。

在这21天的创作当中，路遥与《人生》的故事同时发生。时任甘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馆馆长的张弢，在这期间，拉上路遥到家里改善伙食，做路遥喜欢吃的陕北家常饭，同时会给路遥讲笑话、故事，算是给路遥找一种放松休息的机会。刘巧珍刷牙刷得“满嘴里冒着血糊子”这个故事，就是路遥之前从张弢处听来后先写成一个3000字的短篇小说《刷牙》，曾刊于甘泉县文化馆内部文学刊物《泉》（1979年第2 期）。后来，路遥在写《人生》时巧妙地移植到刘巧珍这里。

作家白描在延安休假时，得知路遥在甘泉创作，专程去看望路遥。白描回忆，只见小小屋子里烟雾弥漫，房门后铁簸箕里盛满了烟头，桌子上扔着硬馒头，还有一些麻花和酥饼。创作中的路遥头发蓬乱，眼角黏红，夜以继日的写作，以致路遥的手臂疼得难以抬起。路遥住的套间前后房子里摆得满是书籍和资料，为了不使这些凌乱的资料“有序”起来，路遥告诉招待所的工作人员，不要动这些东西，也不用打扫房子。进入创作关键时，路遥有时半夜在招待所院子转圈走。路遥这一反常的举止，让时任招待所所长的白所长犯了疑心，白所长给甘泉县委打去电话，说这个青年人可能神经错乱，怕要“寻无常”（陕北方言，多指蓄意或自愿采取各种手段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笔者注）。

写完《人生》初稿的路遥就像得了一场大病，“神经出现紊乱，嘴角溃烂，大小便不畅，脸色又黄又肿，就像生了一场大病。”但路遥了却了一桩多年的心事。

路遥带着初稿在延安、榆林转了一圈。在延安时，曾与高建群有过一次长谈。高建群在《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地球上行走》中说：“《人生》完成后，路遥从甘泉回到延安。那天晚上，‘延安城铺满了月光。我们两个像梦游者一样，在大街上来来回回地走到半夜。’中国文学界就要发生一件大事！”他说他指的是那一包《人生》书稿。之后，路遥去了榆林……

我相信她一定能感动上帝

路遥离开延安后去了榆林。到榆林后又去了一趟佳县白云山，在白云山抽了一签，签名叫“鹤鸣九霄”，是出大名之意。返回西安路过铜川时，路遥把小说念给当时在铜川煤矿当工人的弟弟王天乐。路遥读完小说后，流着眼泪说：“弟弟，你想作品首先能如此感动我，我相信它一定能感动上帝。”

回到西安后，路遥便给王维玲写信告知完成初稿。9月21日，王维玲收到路遥的来信。路遥在信中写道：

初稿已完，约十三万多字，主题、人物都很复杂，我搞得很苦，很吃力，大概还得一个多月才能脱稿，我想写完后，直接寄您给我看看，这并不是要您给我发表，只是想让您给我启示和判断。当然，这样的作品若能和读者见面，我是非常高兴的，因为我们探讨的东西并不一定会使一些同志接受。我写的是青年题材。我先给您打个招呼，等稿完后，我就直接寄给您。

李小巴回忆道：“路遥从陕北回来后，和林达来他家时说到了他刚完成的《人生》，他觉得比前两部《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困难的日子里》都好。林达说：‘她读原稿时都哭了。’”（李小巴《留在我记忆中的》）

没过多久，在10 月17 日，王维玲又收到路遥的来信：

您的信鼓舞和促进了我的工作进度。现在我把这部稿子寄上，请您过目。这部作品我思考了两年，去年我想写，但准备不成熟，拖到今年才算写完了。……我自己想在这个不大的作品里，努力试图展示一种较为复杂的社会生活图景，人物也都具有复杂性。我感到，在艺术作品里，生活既不应该虚假地美化，也不应该不负责任地丑化。生活的面貌是复杂的，应该通过揭示主要的矛盾和冲突，真实、正确和积极地反映它的面貌，这样的作品才可能是有力量的。生活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是一个平面;它是一个多棱角的‘立锥体’，有光面的，也有投影，更多的是一种复杂相互的折射。问题还在于写什么，关键是怎么写，作家本身的立场——可以写‘破碎’的灵魂，但作家的灵魂不能破碎。已经谈得太多了，也不一定正确，只是自己的一些认识，不对处，请您批评。至于这部作品本身，您会判断的。我等着您的意见。

王维玲回忆：“我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很快就把《人生》初稿读完了。我又请编辑室的许岱、南云瑞看了这部书稿。他们与我一样，同样是怀着巨大的热情和浓厚的兴趣读完这部书稿的。之后我们坐在一起，认认真真地进行了一次讨论。现在回忆起当年那种对作者的真挚的感情和对作品炽热的激情，还感奋不已。大家一致认为稿子已十分成熟，只是个别地方还需要调整一下，结尾较弱，如能对全稿再作一次充实调整、修饰润色，把结尾推上去，则这又会是路遥一部喜人之作。”王维玲当即又给路遥写了封回信。

路遥同志：

近来好！我和编辑室的同志怀着极大兴趣，一口气把你的中篇读完了。你文字好，十分流畅，又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和时代特色，让我们一读起来就放不下。虽然我生活在城市，对今天的农村生活变化不很了解，但读你的作品时，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就像全都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事一样，让我关心事件的发展，关心人物的命运，为你笔下人物的遭遇和命运，一时兴奋，一时赞叹，一时惋惜，一时愤慨，我的心，我的情，完全被你左右了。读完你的作品，让我对你的创作更加注目和关心，对你的文学才华更加充满信心。我相信，你今后一定还能写出更为喜人的，同时也是惊人的作品，我期望着，等待着！《生活的乐章》出版以后，会在文学界和青年读者中引起重视和反响。就我们看到的近似你这样题材的作品，还没有一部能达到这样的艺术水准。为使你的作品更加完美，我们讨论了一下，有几点想法提供给你参考。

①小说现在的结尾，不理想，应回到作品的主题上去……

②关于巧珍。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物，应该贯彻始终……

③关于马栓，对他的性格描写还不够统一，他出场时，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善于逢迎拍马，很会投机钻营、滑头滑脑的人，但在结尾和巧珍成亲时，又是一个朴朴实实、讲究实际、心地善良的青年农民形象。前后要统一，还是把他写得朴实可爱一点好……

④关于加林，总的说来，写得很好，但有几个关键转折之处，还显得有些表面，发掘不深……

⑤德顺爷爷写得实在可爱，但他与加林的父亲到县里找加林说理，为巧珍抱不平等描写又过于简单，分量不够，应再深一点、重一点才好……

以上意见提供给你参考，想好后，修改起来也很便利。总的来说，不伤筋、不动骨，也没大工程，只是加强加深，加浓加细，弥补一些漏洞，使人物的发展更加顺理成章，合理可信。

关于下一步有两种考虑：一是你到我社来改，有一个星期时间足够了。二是先把稿子给刊物上发表，广泛听听意见之后再动手修改，之后再出书。我个人倾向第一种方案。现在情况你也知道，常常围绕作品中个别人物、个别情节，争论不休，使整个作品在社会上的影响受到伤害。我想，发表的作品和出书的作品都应该尽可能地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才好。不知我的这些想法，你以为如何？

祝好！

王维玲

1981年11月11日

很快，王维玲又收到路遥的回信，路遥在来信中说：“非常高兴地收读了您的信，感谢您认真看了我的稿子，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我同意您的安排。我想来出版社，在你们的具体指导下改这部稿子，因为我刚从这部作品中出来，大有‘身在庐山’之感。我现在就开始思考你们的意见。您接我的信后，可尽快给丕祥和鸿钧写信。估计他们会让我来的。”王维玲与王丕祥、贺鸿钧（贺抒玉）是老朋友，王丕祥、贺鸿钧当时主持着《延河》杂志的工作，对文学创作，特别是对青年作者一直持热情扶持的态度。王维玲给两人去信以后，路遥就来北京改稿了。

1981年12月，路遥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客房部修改这部小说。王维玲回忆：“他大约在这间房住了十天左右，其间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他竟没有离开过书桌。累了，伏案而息;困了，伏案而眠，直到把稿子改完抄好。”“修改后的《人生》很理想，我很快就定稿发排了。……当时这部小说的名叫《生活的乐章》，我们都觉得不理想，但一时又想不出一个更好的名字，约定信件联系。就这样，路遥在北京修改完这部小说，离开北京小说定稿后，小说名还没有最后确定。”

1982年1月6日，王维玲收到路遥的信，商讨关于小说的名字。“南云瑞转给我一封路遥的来信，信里写道：‘我突然想起一个题目，看能不能安在那部作品上，《你得到了什么？》或者不要问号。有点像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格式有点相似，但内涵不一样。’……我和南云瑞一起讨论了路遥的来信，他提出的书名，虽然切题，但套用《你到底要什么？》太明显了。我从路遥稿前引用柳青的一段话里，看中了开头的两个字‘人生’。想到‘人生’既切题、明快，又好记。大家都觉得这个书名好，于是便初步定下来，我写信征求路遥的意见。”在这封信里，王维玲还鼓励路遥写续集，甚至叫路遥尽快开始动笔，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