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与他的城邦

索伦蒂诺的电影，就像他的代表作，是一座绝美的城。

在这座城市里，故事、人物、场景，永远像一面被打碎的镜子，落在不同的碎片玻璃上，呈现碎片般的风景。要说它们与其他风景有何不同，这里的胶片有动物气味，那些体型巨大，行动缓慢的动物，长颈鹿、犀牛、大象或者野马，上了一点年纪的，通常是雄性，他们会穿西装，把脖子以上的毛发梳理得一丝不苟；会开高级轿车，但永远不会追求时速；一年四季都会花一部分时间在海岸线，对蓝天和阳光的热情就像对子弹一样专一；熟悉种种复杂的社交礼仪，迷恋形式感，他们要么像油画，要么像管弦乐般移动。

在把不屑一顾当做主流，和将一切形式碾碎成扁平的21世纪，保罗·索伦蒂诺始终坚持意大利风格，并从不把这种风格作为复古爱好。不是复古，而是一种延续，定格，世界似乎永远只存在于某种辉煌即将消失前的那一刻。从开始拍摄第一部长片起，保罗·索伦蒂诺就始终以美为由，建造他个人的城邦。

最宁静的同时，又是最原始的，欲望可以同时令人血脉偾张，又神志清醒，脱离理性，却不会失控。归根结底，城邦里的男人们对世界厌倦，整日空虚。在最低欲望的21世纪初，保罗·索伦蒂诺兴致勃勃地将镜头对准那些年轻时造做的梦，再次夸张数倍，然后邀请你我登堂进入。

在这座城邦里，逍遥明明已经过去，但似乎一切仍然存在。

一辈子待在社交场

在索伦蒂诺的电影里，故事通常是这样的：一位在年轻时吃过些苦头的幸运儿，靠运气获得财富和名利，过早地见识到世间浮华的起伏后，他开始懂得如何对快乐习以为常。尽管生活还没有走到尽头，但好像余生除了享乐，便无其他。

《绝美之城》里的记者捷普便是这样一个典型。只身一人在罗马这座古老城市里纵情声色，从26岁玩到了66岁，好像还可以这样一直下去，这样的生活没有什么问题。罗马白日的明丽和夜晚的浮华，两种变奏的声音和色彩，成为他犬马生活的涂鸦板，捷普对享乐的贪得无厌，从未因老去而改变。他说：“我不想投身上流生活，我想做的是上流社会里的皇帝。我不想只参加派对，我想拥有随时搞砸一场派对的权力。”

任何一个对社交场和舞会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在索伦蒂诺的电影里，找到让自己兴奋的东西，那些音乐，那些高级西装突然出格的穿法，鸡尾酒应该喝多少，什么时候应该坐在沙发上，什么时候需要移动到泳池。他总是不遗余力地举办各种舞会，动用他们所能想到的一切想象力，试图满足每个人关于快乐的想象。索伦蒂诺从不评论快乐，像捷普这样的男人，他的成功充满偶然，他的奢靡生活丝毫不够道德，以至于在卫道士看来，他的快乐多少有些不公正。那些快感，几乎毫无理由就落到了他手里。

捷普年轻时靠一本小说积累了财富，66岁时，他的身份则是一名记者，而不是什么继承家业的富二代，保罗·索伦迪诺从不热衷拍一个盖茨比式的故事。所谓的意式社交伤感，同美国梦破碎最大的区别是，前者几乎是完全肉欲的，人们在酒精、汗水、彻夜狂舞和迷幻的声音中，最终发觉人生的尽头是不可避免的空虚，惟有像得了健忘症一样继续奔赴下一场，才有机会避免遇见这种空虚的背面。

所有出现在索伦蒂诺电影里社交场的家伙们，无论男女，都有混账的属性。并且，无论他们多大，一旦在社交中，他们总是野心勃勃。在过去，这是意大利电影里的精髓，一个不够混账的主角是不会轻易出现在一部意大利电影里，然而到了今天，在保守主义和环保精神的主流精神下，索伦蒂诺的混账们，比前辈们多少安静了许多。尽管那些狂妄放肆不减，但信奉狂野做派的尽头，时常带着伤感的反思。

权力的空子弹

当电影《大牌明星》里，由演员托尼· 瑟维洛扮演的朱利奥·安德烈奥蒂，多次以中心位置出现在索伦蒂诺那些形式化强烈的镜头前时，细心的时装人士总难免会嘀咕，这位曾任期七届意大利总理的权力顶峰人物，为何总穿着一件似乎不那么合身的西装，权倾半世纪之久的帝王，却像一个随时蜷缩在套子里的小矮人，总是耸着肩，探着脖子，以一种明明看上去是认输，实则却表现出傲慢和轻蔑的表情，面对所有来到他面前的人。

索伦蒂诺毫不节制地使用近乎夸张的镜头，来再现这样一位复杂人物的半生时，对于影迷而言，那些权力斗争中最邪恶的真相，已经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一切发生时的形式感。像在是观看一出名为权力的舞台剧。黑手党们是如何走路的？他们左手从口袋里伸出来，侧过脑袋，墨镜挡住眼神，罗马大道上的石板路反射着炽烈阳光，子弹没有出现，但你可以把这幅画面命名为子弹。

意式美学的传统元素在今天容易变成一种陈腔滥调，但因此真正的玩家永远能够抓住精髓。那种形式感，即使在面对最严肃的，最滑稽的，或者最松弛的情况，索伦蒂诺依然首当其冲要保证美的重要性。《大牌明星》像是一部当权男士要如何穿衣，如何站立，乃至如何行走的教科书。它不是平庸地依靠权力盖过身体缺陷，相反，它是要表现，权力如何不动声色蔑视时尚，但同时又格外依赖它。

这是一种既复杂又天真的结合。在意大利电影里，博弈的过程和技巧仿佛都不重要，你能想象你要讲一个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心狠手辣的人的故事，却完全表现出对这些故事的不好奇。你仿佛只想让大家知道，下一秒，他将系一条红酒色领带，从一张灰色沙发起身，镜头掉转，在噪杂的直升机背景乐中，他将与一个至关重要的人会面。这条领带并不适合这位有些臃肿的男人，但在这帧画面里，他却变成全世界最适合这条领带的人。

他都做了七次总理，什么领带会不适合他呢？这或许是索伦蒂诺想要说的话，无论拍摄怎样的大人物，索伦蒂诺都像在玩一把没有上膛的枪，反复给你展示这把枪的美丽，以此告诉你枪的危险。如果你想要了解这些男人们，与其调查他们的人生，不如看看他们怎么走路，怎么穿衣，和自己最亲密的爱人，享用早餐时都说些什么。

一切最好都是做梦

如果说拍摄朱利奥·安德烈奥蒂，是索伦蒂诺试图用他的方式解释一个权力中心的男人。那么在《年轻的教宗》里，由他亲自创作的教皇连尼·贝拉尔多，则像是他远未满足的美学欲望，不得不竭尽全力拍8个小时，否则怎么讲得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