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耳：仿佛这样真有什么意义似的

上海、广州、武汉、苏州、无锡、宁波，这是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假期里，程耳为电影《无名》跑过路演的几座城市。在那几天密集的行程里，一次又一次进入影厅，跟观众交流观后感，原因之一固然是希望好口碑能传播出去，但商业目的之外，作为导演的程耳，在内心还有个隐隐的期待，那就是他想亲眼见证自己的这部新作品，去完成它的生命之旅。“观众的参与是电影的最后一环，如果我们把电影视作一个有机体，只有观众最终在漆黑的电影院里把它看完，这部电影才真正完成了它的生命之旅。”

从《罗曼蒂克消亡史》开始，网络上就有很多关于程耳作品风格的讨论，也不乏一些说他作品“曲高和寡”的声音，但在这一切的源头，他其实没想过要把自己和观众割裂开来。“没有观众的参与，一部电影就是半截的。无论它是凋零的，还是绽放的，这本质上是一回事，它都需要观众的参与才能完成，我觉得这也是电影特有的魅力之一。”

一天一座甚至两座城市的路演固然辛苦，但许多次，在电影放映即将结束，影厅里的灯光还没来得及亮起来之前，程耳也会反过来观望台下那些还在凝视着银幕的观众，是那一刻里他们的目光，让这部电影一次又一次地真正完结。

“作为创作者，你不能去认为自己懂得更多、对人性了解更多，我觉得观众什么都明白，问题仅仅在于创作者有没有在最准确的尺度上去实现表达。”

从在预告片里打出“超级商业片”这五个大字，到网络上关于演员和作品本身的评价褒贬不一，再到节后逆跌的票房，整个《无名》上映的过程，宛若一场多方的拉锯战，而承受着四面八方压力的程耳，却并没有因此“服软”，他反而像身处风暴眼，呈现出一种平静的状态：经历过最初的错愕，他让自己的焦点回归到电影本身，作为一门“遗憾的艺术”，这个光影世界里更值得他关注的，始终是怎样总结创作层面的不足，以留待下次去更好地完善。

“我个人非常坚定地认为，评论是自由的。”回顾整个春节档的见闻，程耳用“刀光剑影”四个字来形容，但看到了，不等于要就此投身其中，当一切喧嚣缓缓落幕，他还固守着自己的位置，他知道自己应该在哪里，也一直就在那里。

“那些想法向你扑面而来”

“一只瘸腿的狗，穿过被轰炸后的街景。”

某一天，程耳拿着自己灌满墨水的钢笔，在纸上写下了这么一句话。那时候，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还不知道，它正在成为一部名叫《无名》的电影的起点。

这样的书写，是他生活中再寻常不过的一个片刻。虽然他被公众认识的身份是电影导演，但对他自己而言，每天的日常并不是紧密地围绕电影展开，写字才是他更离不开的事情。那些被他一笔一画写下的片段，有些会在日后有幸成为电影中的一个画面，有些写完就放下了，但也都没关系，他的写作不是为了电影创作进行的，这个行为更像是他独处的一种见证。

“我给自己限定的时间是上午阅读，下午写作，晚上喝酒，但不是很严格，常常做不到。有时候我可能早上起得特别早，就也会写。总之对我来说，阅读和写作让我受用，我喜欢自己待着，我其实就喜欢自己静静地待着。”

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是程耳最放松的时刻。这种放松不单单是说他可以免去跟他人的社交，更重要的，是在创作层面，他能让自己退回到一个最单纯的状态：很多时候，哪怕已经拿起了笔，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写什么，但这正是他创作的起点。

“你说为什么这么写，或者为什么写这些，我无法回答。就像尼采说的，并不是你去思索，而是那些想法向你扑面而来。”

没有缜密的提纲，也没有提笔之前就令他振奋的所谓灵感来源，日复一日地写作，是他的一种探索，向内也向外。包括用纸笔这种工具，同样出于他对创作自由的考虑。

当眼前只有一张白纸，意味着没有边界的任何可能性，也没有一闪一闪的光标会催促他尽快输入点儿什么，他可以完全顺应自己的内心，等待真正想表达的那句话出现。“我一般是先用笔在纸上写，直到有一天，写字的速度已经跟不上我思维的速度了，就会改用电脑写。”用电脑打字时，程耳坚持使用五笔字型输入法，这种发明和流行于20世纪末的输入法，与拼音打字的最大区别，是它不需要词语联想就能飞快地打出每一个单字，算得上是对写作者思维的解放。相对于需要多人合力完成的电影，以及更加细碎的生活，写作是他唯一能完全掌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试图通过各种方式，让自己拥有绝对的自由。

“包括现在我在写下面我们要拍的新项目，我也是写了一行、两行、三行，一页、两页、三页……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后面究竟会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创作过程。

我也需要去试探，因为创作就是这样，它是一个向你走来的东西，它甚至并不是你的。我们还是要怀有谦卑的心态，因为这个东西并不是你的能力可以做到的，而是经由你足够的思索，和足够的逻辑训练之后，被赋予的。”

于他而言，创作就是由这些“被赋予的”瞬间组成。他能隐约看到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为这个瞬间铺就了来路，但无法准确地为它们的根源找到一个坐标。不同于能被总结出方法论的很多东西，创作是最不确定的事情之一，哪怕已经完成过许多次，也没法预测下一次成功从何而来，但也正是这种特质，让程耳为之着迷。

“我经历过各种开心的瞬间，但没有什么能够取代创作的愉悦。我一直在尝试，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靠近那个兴奋的瞬间，这是无法取代的。”

“电影塑造了此时此刻的我”

包括文字，也包括电影，这样享受并尊重创作，是因为程耳从创作的过程中受益良多。“阴差阳错地进了电影学院，这是我幸运的起点吧。”拍电影并不算程耳从小的梦想，但自从1995年考进了导演系，他也就顺理成章地，把电影当成读书之外，一个看世界的全新视角。不夸张地说，他对这个世界的很多认识，都是通过电影完成的。

“我从电影里学到了太多的东西，包括我们应该怎么行为处事，甚至如何摆放家具、安排我们生活的空间，再往高了说，它还影响到我们的心灵，关乎我们应该怎么对待他人、对待各种事物、对待小动物……我所钟爱的那些电影，塑造了此时此刻的我。”

像书写一样，在宏大的电影世界面前，他也是个被选择的人，经历过一次次由电影带来的冲击，他开始想做出属于自己的表达。或许站在2023年3月这个时间点，他已经习惯并接受了观众会带着票房、名声这些“滤镜”去评论他的作品，但倒回他心中的起点，和每一次决定要拍摄一部电影的最初，那个促使他出发的原因，依旧紧紧围绕着创作本身，并没有其他的很多客观限制。“今天我也有幸成为一个导演，我希望能延续这种受益的过程，我希望我的观众也能够从我的电影中有所收获，无论是细枝末节的，还是精神上的。”

为了让作品能在这个层面上为观众带来价值，程耳坚守着很多被他视为“本分”的习惯，当他用影像去讲述一个故事，他真正想做的事情并不是展示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也不是要从技术角度去炫耀拍摄技巧或手法。他要追求的，是一些可以长久留存的意义，哪怕意义可大可小，哪怕不同的观众从同一部电影里所领悟的意义也并不一样。

“我对于近代的历史，确实有着非常强烈的求知欲。对同一个时间、同一段历史，每一本书都会给你提供一个不一样的答案，因为大家的出发点都是迥异的。那么当你了解了大量的史实，或者说大量的对于那段史实的认知之后，你会去思索究竟发生了什么，然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这之后，我们自身的逻辑能力会参与进来，我会试图去厘清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真实的历史进程究竟如何。”

程耳的两部作品《罗曼蒂克消亡史》和《无名》，都以战争年代为背景展开，特别是这次《无名》上映期间，电影官微还特地把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大事件提出来做了总结。这么细致，并不是说程耳在拍一个历史纪录片，通过这种做法，他想表达的，其实跟他自己看电影时想获得的并无二致，那就是以电影为媒介，去厘清真相。

区别只是，有时候，这种真相更宏大，关乎一个民族的存亡，而另外一些时候，真相是《边境风云》里那样，仅存于一个小地方的几个人之间，或者再有一些时候，真相就是他拍电影这个过程本身。比如《无名》中黄磊出演的张先生，这个角色原本并不存在于剧本里，是程耳到了现场才加出来的，给自己增加这个工作量，是因为他觉得《无名》需要一个更安静平稳的开篇。即便在现场的千百个工作人员看来，导演应该早就对一切了然于心，他还是始终处于一个厘清真相的过程里，每一天都得抽丝剥茧，他想通过各种办法，让自己和创作都更贴近“真相”。

“你花这么多钱、动用这么多资源去拍电影，尤其像我，还不一定能挣多少钱，那你的价值在哪儿？我去厘清，或者说我去甄别自己的价值，那就是对观众有益的。”

真相可实可虚，但它始终是程耳最根本的目的，在他心里，只有种种真相，才真正值得他花费时间去追求。“作为一个创作者，我去严肃地拍一些电影、写一些文字，与此同时，我也可以延续我自己作为一个创作者的生命，如此而已。我没有那么多的欲望，也没有那么自恋。”

“更多的善意，和更多的悲悯”

从《罗曼蒂克消亡史》到《无名》，虽然程耳的作品算不上多，但因为选择的演员太出名，以及个人风格足够强烈，每次电影刚上映时，他都会成为舆论的中心。对很多人来说，好像对这样的作品发表犀利的评论，象征着自己对电影乃至对艺术，都就此拥有了独到的见解——但至少至今为止，从没听说程耳这一边发出过什么反击。恰恰相反，比起这些动辄意味着上亿票房的流量话题，他总是希望自己能向后再退一点儿。当然电影被更多目标观众看到是好事，但就他本人来说，他不觉得自己这个个体要去吸引更多的眼球，在他心里，有太多事情，比这些争论更有存在的必要。

“我希望能更多地去关照或者去呈现那些更需要关怀的人群。”

就拿观众、特别是粉丝在讨论影视作品时，总是绕不开的“努力”这个话题来说，很多人或许觉得演员在酷暑里穿着几层的厚衣服或者在严寒中跳进冰窟窿就意味着极致的“吃苦”，但真正在这种环境里工作的程耳，却不希望将这些行为过于放大。

“我觉得电影太不重要了。”

这并不是说他不去鼓励演员的敬业，只是他希望更多影响普通人的生活，乃至生存的事情，也能争取到类似热度的讨论。他的职业让他被归为娱乐行业的从业者，但娱乐这件事，不是他心里那个至关重要的存在。“文艺，尤其是电影，还是得有更多的关怀。我觉得我们还是得有更多的善意，和更多的悲悯。”

他一直这样客观甚至说是带着点“旁观”的视角在看待自己干的事儿，是因为他确实关注着更多名利场之外的真实人生，有些只能算是细枝末节的碎片，在他这儿，可能有着比聚光灯更大的吸引力。比如他在短篇小说《人鱼》里，描写过一个在水族馆扮演人鱼的普通女孩儿，她在北京的市中心工作，却每天要坐三五个小时的公交车通勤。这样的情节完全不是夸张，当他知道大城市里每天有数以万计的人这样生存，他不可能放任自己视而不见。哪怕能做的只是把这种境遇写进小说里，但他知道这种表达自有价值，他想用自己的办法，让电影之外的生活被看见、被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