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农村姐姐

钱流向哪里，爱就流向哪里

“天塌下来时，你除了徒手把它托举起来，别无办法。”五个月前，陈雁把这句话写进手机备忘录，每当被家里的混乱压得喘不过气时，她就拿出来看看，权当是自我勉励。

风暴始于今年3月，陈雁的弟弟因涉嫌一起刑事案件被警察拘留。事发突然，平静的家庭一夜之间被这场飙风搅得支离破碎。在省城工作的陈雁接到母亲的求助电话，立刻买了能最快赶回老家的火车票。

晚上9点，她匆匆到家，父母和弟媳坐在餐桌前等她，桌上摆着仔姜炒鸡、葱煎蛋和红烧茄子，是她平日里最喜欢吃的菜，但已经全部冷掉，油乎乎地堆在盘子里。父母一夜之间像是衰老了十几岁，小心翼翼地望向她：有什么办法，能帮帮你弟弟吗？

陈雁今年35岁，作为一个“80后”，她出生的那个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在全国普及，只有农村户口的家庭可以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陈雁是农村女孩，有个相差不足五岁的弟弟，亲朋好友夸她的父母有福气，一女一子刚好组成“好”字，但陈雁却觉得，自己从小到大没见过什么好，帮扶弟弟的事情倒是层出不穷。

这次弟弟被刑拘，陈雁利用自己在媒体工作积累下的人脉找好了律师。对方要价不菲，她和父母一起梳理家里的资金，发现除开乡下的一块地，账上一穷二白，还欠了外债。唯一能指望的是父亲早先竞标工地缴纳的保证金，约有六七十万，能解燃眉之急。陈雁建议先撤回保证金，却被父亲拒绝，理由是：万一儿子判刑留了案底，这笔钱就是他未来谋生计的指望。至于眼下的空缺，父亲理所当然地看向她：不是还有你吗？

钱，又是钱！陈雁的心里敲响了警钟。这些年，她的心里攒下了一个“小账本”，记录着家里关于钱的分歧，无一例外的是，自己从来不是获利者。

2015年，房地产市场红火，承包建筑工程的父亲找她借钱，想吃下一个大项目。他信誓旦旦地保证：只要赚到了钱，分女儿一半，分儿子一半。陈雁拿出自己的5万元存款，又找朋友借来3万块，凑满8万元交给了父亲。

果断借出积蓄，并不只是为了投资回报。早些年里，陈雁对父母一向是有求必应，她信任他们，并觉得自己被家人爱着。她记得很清楚，自己在省城打拼，年节时返乡，父亲会早早在火车站等着接她回家。某年冬天，她回老家过年却睡过了站，在临县下火车时已是深夜，没了公共交通，是父亲在冷风里骑了一个多小时的摩托车，把她接回了家。

但这种将她包裹起来的疼爱，在这六七年间，却逐渐被“钱”这一刺眼的问题戳碎。父亲的大工程持续了一年半，其间陆陆续续收回一些款项，他拆成几笔还给了陈雁。尾款结算完后，父亲告诉她，项目收支大体平衡，“分钱是没什么指望了”。

陈雁不疑有他，直到年底，父亲忽然说要重新盖房，给弟弟结婚做准备。房子盖了两层，左右的院子也都修整了一遍，添置了各种家具电器。看到新摆进来的沙发是一万多元一张的“真皮货”，几台空调也都是上万元一台的“格力高配”，她才隐隐意识到：父亲的工程是赚了钱的。

全家“进新房”的那天，父亲指着一个房间对弟弟说：“这是留给你姐姐的，她以后从外头回家有个落脚的地方。”陈雁突然意识到，哪怕父亲对她再是关爱，但心里默认的却是女儿迟早要嫁出去，家里的钱和房子都要留给儿子。

那些她曾得到过的关爱，在某些时候也会露出尖锐的爪牙。女儿长成的这些年，父亲总是抱怨自己对陈雁的精心爱护得不到回报，“说花了很多时间培养我，结果我不听他的，也不结婚”。她初时听到这些，会觉得愧对父亲，但现在，她更愿意借用一位女性好友开解自己的话来抵御这种情绪：“她说，这些都是空话，因为钱流向哪里，爱就流向哪里。”

“ 姐姐”是诅咒

钱并不只是横亘在陈雁和父亲之间的裂隙，它在更早的时候，同样刺破了她与母亲间的和谐关系。

大学毕业后，陈雁在广州工作，独自在异乡打拼缺乏归属感，她便和母亲商量：存钱回老家的省会买房定居。母亲同意这个计划，又说女儿花钱“大手大脚”，建议她将一半工资存到自己的银行卡上，“替你一分不动地攒着”。母亲承诺，等时机到了，家里再补贴她一部分购房资金。

陈雁有些迟疑，但母亲给了她自己的银行卡号和交易密码，能随时查询卡内余额。她试着连续几个月存入少量工资，发现钱一分不少，渐渐没了戒心，哪怕过了一段时间后，母亲借口银行卡遗失，更换了密码。她只觉得，在这样的强制储蓄下，“自己的新家”变得指日可待。

2017年，陈雁的朋友同事们陆续置业，她估算了一下存款，觉得能凑足首付，也动了购房的心思。她要母亲把钱先转出来，没想到电话那头，说话向来利落的女人却变得支支吾吾。她再三追问，母亲才说了实话——弟弟跟人做生意被骗了，亏掉了四十万，家里的余钱都填进了这个窟窿眼，其中也包括陈雁准备买房的十万块积蓄。那一瞬间，陈雁突然感到绝望，她质问母亲，动自己的存款为什么连个招呼都不打。母亲却理直气壮地反驳：打了招呼你会同意吗？

不会。陈雁知道自己的答案，而母亲，也清晰地知道她的答案，却依旧做了这样的选择。母亲似乎从来都偏向弟弟。陈雁和弟弟先后在同一所小学就读，学校离家步行不过十来分钟路程，“我都是自己走路去。弟弟上学的时候，就是妈妈每天骑自行车接送”。她读高中时住校，每个月一百元的生活费，明明家里条件不差，但长身体吃不饱饭时，也不敢张口向父母要钱。“我会觉得很羞耻”，因为母亲从小就向她灌输“节省是美德”。那时，她最期待的是同桌女孩的母亲来校探望，“她是独生女，她妈妈就过来送饭菜，她吃不完，就喊着我一起吃”。可是弟弟上高中后，她却发现，母亲直接在学校周边租了房，每天照顾他的起居。

长期被区别对待，陈雁心里难免有落差，但早些年也不觉得有太大问题。因为从小到大，父母都反复向她强调同一件事：她只有这么一个弟弟，当姐姐一定要照顾好弟弟。不过现在，对一母同胞的弟弟，陈雁的感情变得更复杂。弟弟是家里最聪明的一个，学习成绩优异，一路就读重点高中、名牌大学，和学业平平的自己相比，他备受家人的期待。但也就是这个拿走父母所有偏爱，夸下海口要让父母住别墅、开好车的弟弟，做生意屡战屡败，亏尽家里的积蓄，背上一身外债，甚至把自己送进了看守所。

现在，父母年迈，“捞弟弟”变成了压在陈雁肩头、无法推拒的义务。羁押弟弟的派出所和她家距离四个小时车程，往返一次就要耗去大半个白天。家里一片愁云惨雾，弟媳又和父母爆发了激烈的争吵，闹着要离婚分家。陈雁既要上班，又要紧跟案件进程、对接律师反馈，还要听弟媳抱怨、安抚父母的焦虑和牢骚。她觉得自己在工作最忙的时候，独立统筹一百来人的活动都没这么累过。

情绪崩溃的瞬间，陈雁只能躲进公司的厕所隔间里偷偷地哭。她有时觉得可笑，明明是被这个家习惯性舍弃的女儿，可关键的时候，却成了所有人指望的“顶梁柱”。在扑面而来的窒息感里挣扎时，她突然意识到，对自己来说，“姐姐这个身份，其实就是一个诅咒”。

不可触及的公平

陈雁曾与一位作者朋友探讨过自身困扰，对方指出，她与弟弟的矛盾，“本质在于有限的家庭资源的分配”，作为姐姐，她往往是被家人默认为可以退让，甚至被牺牲的那一个。

但在一个大家庭中，农村的“姐姐们”面临的并非只有这样隐秘的困境。因为父亲早年的生意谋划，陈雁的家庭相对富足，这类资源的争夺并不总是狰狞赤裸，但对曾是留守儿童的叶知瑜来说，现实就残忍得多。

叶知瑜的亲生父母很早离婚，父亲二婚再娶后有了弟弟，一家四口和爷爷奶奶挤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弟弟是我背大的。”叶知瑜记得很清楚，自己六岁时弟弟降生，自此她就多了一个身份——弟弟的“小保姆”。她再大一些，父亲和继母便去了外省务工，一年到头难得回来几次。爷爷奶奶要料理家里的田产，除了照料弟弟，她还得帮着奶奶做饭、干家务。

叶知瑜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弟弟不同，每次吃饭时弟弟都会有加餐，是一小碗专门炒制的瘦肉，这道菜她不能碰，“我就只能吃素菜”。逢年过节，从外地回乡的父母带着弟弟去县城逛街买新衣，这也是她几乎享受不到的待遇——她向来是“捡姑姑的旧衣服穿”，也没有属于自己的衣柜，一个小小的五斗柜就装下了她的全部衣物。

叶知瑜计算过，这些年来，父母一共只给她买过三次衣服，一次是她上初中时，一次是她上大学前，再一次，就是她找工作的时候，都是到了非要购置新衣的重要节点时刻。而她工作前第一次穿新大衣，还是某年除夕，看不过她衣着破旧的姑父带她上街临时购置的。

和陈雁姐弟不太一样的是，叶知瑜要比自己的弟弟更出色。她从小就是品学兼优的尖子生，读的是重点本科，然后被保研就读公费研究生，接着考进事业单位留在了省城，但她也并未因为这份优秀获得家人的另眼相待。

叶知瑜很早就意识到了这种不公。小学时，她知道了“重男轻女”这个概念，回家就用笔在门上写：重男轻女对我太不公平。但这样的抗争只换来家人的一顿责骂，也难以激起更多涟漪。在她生活的家庭中，隐忍和付出似乎已经成了女性的义务。叶知瑜的父亲是家里的独子，她还有四个姑姑。父亲带着继母出外务工，家中只剩老幼，日常帮衬爷爷奶奶最多的反而是外嫁的姑姑。

爷爷奶奶靠务农为生，手头不宽裕。年节时，回家的姑姑们都会给爷爷奶奶“养老钱”，但叶知瑜从没有看见自己的父亲给过这笔钱，甚至除了需要按时缴纳的学费，她的生活支出也都是由爷爷奶奶负担。

再往上一代，与叶知瑜最为亲近的奶奶承担了家中的大部分重担。白日里，奶奶要和爷爷下田，所有人的饭食也是奶奶一人张罗。哪怕是父母回家后的春节，天还没亮的早晨，灶台前也只有奶奶一人忙碌的身影。“冬天的水那么冷，老人家起那么早，饭做好之后，他们还不一定起床来吃！”看到家里到点都叫不醒的男人，叶知瑜感到愤怒。

小学五年级后，叶知瑜开始分担洗衣做饭的家务，没有洗衣机，“就到池塘的码头上去洗一家人的衣服，然后做晚饭给一家人吃”。但奶奶过世后，她决定丢开这副压了她十多年的担子：“做饭这件事就要我来做吗，我就没有办法不做？我坚决不做，饿死我也不做饭！”

这种无声的反抗，换来的是由回乡的继母接过了做饭的重任。但新的冲突很快出现，“过年的时候吵架吵翻天，妈妈她从来没有这样照顾过一家人吃饭，一下子要她来承担，太累了，她接受不了”。虽然与继母关系疏离，但看到眼前的混乱，叶知瑜也并不感到高兴，她只是疑惑：“给一家人做饭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巨大辛苦的事，让妈妈做饭也不一定正确。那从根源上讲，在一个家庭里面，男性为什么不做饭呢？”

避难所

26岁是叶知瑜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分界点。26岁以前，她没有属于自己的房间，和奶奶同住同睡。“我家房子很大，有楼上楼下两层，不缺房间，但没给我房间。”26岁时，将她一手带大的奶奶去世，家里重新装修，她终于和弟弟一样有了自己的房间，但弟弟的房间很大，大到放下一张两米的床后，还能摆进两张大桌；她的房间很小，只塞一张小床就已经满满当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