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阳性”家庭宠物

救命”接力

4月中旬，新冠肺炎疫情在上海大面积爆发，长沙流浪动物救助人何平忽然收到朋友莎莎的紧急求助——她饲养多年的两只宠物猫寄放在上海友人家，但友人刚确诊新冠，要被带走集中隔离，两只猫的去处顿时成了难题。

在这之前，4月8日，上海浦东一户人家检测出阳性病例，转运时家中饲养的柯基犬被防疫人员在路边活活打死。这给25岁的莎莎带来了极强的冲击，她害怕自己的猫也要面临相同境遇。

莎莎找到何平时，已经在网上收集整理了不少宠物安置的攻略和信息，但疫情期间，上海日常的诸多便利似乎集体消失了——宠物医院大多停业，12345和疾控中心的电话永远也打不通。

在莎莎关注的公众号“上海领养日”上，有人分享了确诊新冠后家庭宠物的安置转移故事。那户人家的宠物猫虽未被消杀，但被独自隔离在家。储备的粮食和水只够小猫维持不到一周，宠物主人拜托防疫人员上门喂养，居委会却不放行。宠物主人四处求助，最后是同住一栋楼的好心邻居穿着防护服上门，小猫才免去可能被饿死的命运。

疫情击溃了这座城市曾经井然的秩序，混乱之下，人人无暇他顾，鲜有余力关照无法为自己发声的动物。收到莎莎求助后，何平联系到自己在上海做动物救助的朋友，几经周折，两个人加入到一个微信群“爱护动物情报组”。这是五个志愿者组成的临时救助小组，专为上海阳性家庭安置转运宠物提供帮助。

五人职责分明，有人讲解如何与居委会和防疫工作人员沟通，有人分享运输和接收场地的选择经验，也有人负责安抚那些进群后焦虑的宠物主人们。他们会反复提醒大家，准备能维系一个月时间的粮食、水、药物，以防万一。

莎莎这时才知道，收到疾控中心的确诊通知后，街道会安排人员进行核酸复检，这其中间隔的24小时是宠物主人转运安置宠物的最佳时间。但她已经错过了这个黄金时段，只能联络愿意接收的机构，在跟居委会提交申请获批后，委托社区志愿者把宠物送去。

但联络宠物的接收方同样是一大难题，大部分寄养机构都拒绝接受阳性家庭的宠物。在莎莎感到山穷水尽之时，群里的一位成员提出愿意暂时收养两只猫，作为临时救助的“中转家庭”。

从事流浪动物救助十六年的晓薇也自发参与了家庭宠物的转运救助，她是北京的流浪动物救助志愿者，在远郊租有一个占地三亩的小院，和自己救助的六十余只流浪狗一起生活。

5月之后，因疫情起伏，北京的很多街道社区动辄隔离封控，一些与晓薇相熟的宠物主人找到她，希望自己一旦被隔离封控，家中宠物能寄养在她的院子里。

在晓薇看来，北京隔离家庭的宠物处理政策相对人性化，确诊阳性的患者集中隔离后，将由疾控中心负责上门遛狗、喂养、消杀，或者是闭环集中照料。没有确诊案例的家庭，如不满足居家隔离条件，也有社区工作人员或志愿者上门照料独自在家的宠物。

但晓薇也承认，其中依旧有看顾不到的地方。之前房山区疫情扩散，晓薇的一位朋友需要集中隔离，临走前在家中给猫狗备好粮食饮水、跟疾控中心交接了钥匙，但直到四五天之后，防疫人员才上门更换食水、做了些基本清理。幸亏粮食饮水准备充足，宠物没有大碍。

“那时人都顾不上，谁管你的宠物？你要求人家第一时间给你上门，那不可能，也不现实。”晓薇理解其中的难处，本着“能帮则帮”的心态，做起了封控区“非阳”家庭的宠物转运、寄养工作。我们联系前，晓薇已经连续转运了近十只宠物狗，而她在深夜驱车往返百来公里接回的两只泰迪犬，刚被解除隔离的主人接走。

“据我所知，目前北京还没有官方的‘宠物方舱’，（宠物转运安置）多是像我们这样的民间组织来自行联系，你找我、我找你。”做了十余年流浪动物救助工作，晓薇能肯定自己这样的民间机构在当下存在的意义：“比较特殊的时期，社会和老百姓的稳定是第一位的，现在养宠家庭少说占整个家庭的五分之一，你不能说把人拉走隔离，他们的宠物不管，你觉得这人能踏踏实实出去隔离吗？”

难堪重负

不仅限于疫情爆发期，由普通人自发组成、为动物提供临时栖所的“中转家庭”和晓薇开办的这类能长期收容动物的民间小院，一直是中国城市动物救助链条上的主要环节。

中国畜牧业协会宠物产业分会指导发布的《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1年，中国城镇家庭中宠物猫的数量是5806万只，犬的数量为5429万只，同比增速显著。与之相呼应的是流浪动物数量也在逐年递增，仅流浪狗就早已突破千万基数。

43岁的王院长是长沙市开福区的资深宠物医生，他从业近二十年，又因工作医院长期为救助机构提供医疗支持，见过形形色色的动物救助人。王院长告诉我，目前除开“有政府身影”的留检所，城市动物救助还是“私人机构占主导”。

“其中好多是一些阿姨，或者是些喜欢动物的年轻人聚到一起”。尽管参与者众多，但王院长坦言：“流浪动物在不断增加，救助者群体没它们增加的多，很多私人救助站都很艰苦。”

从事救助的私人小院各自为营，散落在城市的边角缝隙里。长沙市内能叫出名来的救助小院有十余个，它们收养的动物来源千奇百怪，有从高速公路上的运狗车和运猫车上拦截下来的，有受伤滞留街头被送来的，有在菜市场和狗肉店抢下的，更多则是被宠物主人遗弃的……有的小院里，不乏加菲猫、布偶猫、柴犬、藏獒、边牧、哈士奇等贵价品种。

2016年设立、位于长沙市开福区远郊的星星小院是王院长推荐给我的救助典型，而33岁的田甜是星星小院的主理人之一，兼理着“长沙领养日”这一平台。因为日常工作时和媒体接洽颇多，田甜擅长资源的整合嫁接，星星小院常为媒体报道，还在优酷的男团选秀节目《少年之名》中有环节露出。

相较其余救助机构，星星小院拥有更高“人气”，但依旧面临着诸多相同的现实困境。

首要问题是选址。星星小院最初设在长沙近郊，尽管主理人们小心维护，但还是因犬只吠叫扰民和高房租问题，先后两次被迫搬家。“现在这个地方是在山坳里面，不扰民。”田甜向我介绍星星小院的新址，远离市区，从长沙近郊出发需要一个多小时车程，你也很难在导航上找到具体地址——我和摄影师驱车前来时曾几次走错，还是靠着另一个主理人实时指路，才最终找到小院。

与之前狭窄局促的环境不同，星星小院的新场地宽敞明亮，四周山林合抱。我们去时恰逢雨后初晴，青山如洗，小院里懒洋洋躺着十数只晒太阳的狗。新址偏远，但租赁费用依旧不菲。“（一年）房租大概是三万多元，逐年递增。”说到开销，田甜也有压力，小院搬迁一次花费不菲，除开房租和搬家费，还需要十数万改建犬舍，“然后是人工工资，（照顾狗的）叔叔阿姨一个月一个人就大概要4000块钱，还有像狗粮这样的固定开支”。

搬迁也是晓薇的噩梦。她原是北京市中心CBD外企的白领，因为个人救助的流浪动物数量增加，2018年在昌平区租下一片空地，花费三十余万改建成收容流浪猫狗的小院“薇宠园”，但运营仅三年就被相关部门强制拆除。

“在我租地时，对方没跟我说明白土地性质。那块地是耕地，我在上面建了狗舍，属于违建，直接给我拆没。”从正式通知到入场执法，中间只留给晓薇不足24小时来转移整个院子的流浪动物。时值隆冬，新的小院还未修葺，她只能叫来转运车，在犬笼外裹上棉被，连夜将几十只动物周转至临时犬舍，而这又是一大笔额外费用。

北京的土地管理政策严格，只能按林地、耕地、园地等规定的性质对标使用。晓薇吃了教训，新院子建在顺义远郊小村，距离北京城区边缘近七十公里，三亩养殖用地，每年租金高达六万。

“养殖地本来就比种植地要贵。”晓薇向我熟练解释着土地政策。新的“薇宠园”

还未完全竣工，狗舍才刚装上新窗户，但晓薇已经陆续砸下去几十万，借光了自己能借到的钱。虽然她也开放了部分寄养业务，但五十元单只单天的收入依旧只是杯水车薪。

这几年，晓薇身边一些做救助的朋友陆续搬离北京，她也考虑过迁去生活成本更低些的河北燕郊，但“薇宠园”里三分之一的动物年龄都在十岁以上，燕郊医疗水平远不如北京，虽然两地仅一线之隔，但疫情持续的这三年来，“只要北京有情况，马上就会切断和燕郊的连接”。看到好几个在燕郊买房、北京上班的朋友已经连续三个月不能回家，晓薇也就打消了这种念头。

“北京真太难了。”说到这里，语气一贯爽利的晓薇忍不住叹了口气：“你不知道我弄这个救助中心，这几年有多难。”

这天深夜，北京暴雨，电闪雷鸣，晓薇挣扎着从床上爬起，冲进院里用防雨布遮住为砌狗舍新打的水泥。凌晨一点，她录下了小院的雨声发布在朋友圈，里面间或夹杂着几声犬吠。“大龄、单身、未育、欠债、猫狗一堆……大概是要孤独终老了。”这位36岁的北漂女性在自己的留言区沮丧写道。

生命的价格

艰苦潦倒似乎一直是贴在民间救助机构身上的显著标签。王院长对救助流程相对熟悉，在他看来，“目前，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救助组织，缺少像国外那套严谨体系，诸如救助多久后没人领养的动物该怎么处理”，而这将导致被救助的动物长期积压，那些“财力、场地、能力受限”的私人组织，“可能开始收了30到50只动物，后来有一百多只，等到有两百多只的时候，负担就很重了”。

星星小院现在收养了120只流浪狗，峰值时是三百余只。除开食宿，每一只狗都要注射狂犬疫苗和其余防病疫苗，部分犬只还需安排绝育手术。绝大多数救助小院没有盈利途径，对它们来说，最好的“减负”方式就是让手中的动物尽快被领养出去，但这实际上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