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奋斗在新加坡

物价真疯狂

当被房东告知新一年的续租价格将从4900新元/月涨至5900新元/月后，来新加坡工作近五年的“新漂”老马，终于切实感知到了变化的来临。

一切其实早有征兆。两年前，老马和好友夫妇租下了这套位于市中心的高层复式Condo（公寓），前任租客也是来自中国的“新漂”，对方告诉他，房主是本地收入颇丰的牙医，另有住房，这套公寓被用于长期出租、谋取投资收益。

但从今年年初开始，房产中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老马生活里。“基本上每一两周都有一个人来看房，想买这套公寓。”熟悉的中介告诉老马，新加坡的房地产市场如火如荼，现在的价格足以令“不缺钱”的房东感到心动。

这与老马的预期不符。之前两年因新冠疫情肆虐，新加坡两度采取封锁措施，并在2020年3月18日关闭了新加坡-马来西亚陆路口岸，这一举措导致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滞留当地，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房地产市场，尤其是房屋租赁市场的需求。但今年4月1日，新马陆路口岸重新开放，新加坡的出入境政策不断放宽，老马曾预估房价房租将出现回落，但市场需求不降反增，房租的急剧上涨更是席卷了整座城市。

“所有的人，从住别墅的总监级员工，到住公寓和住HDB（组屋）的普通员工，所有人的房子都在加价！”老马并不是唯一遭受巨大冲击的人，他就职于一家全球知名的电影公司，部门同事来自世界各地，公司恢复职场办公后，大家交谈的共同主题之一就是飞涨的房租——上涨30%尚算温和，加码50%也是常见，更有甚者“直接double（翻了一倍）”。连收入是老马“少说好几倍”的部门总监，都考虑搬去更便宜的房子。

令人焦虑的不仅是“日新月异”的房价，“是所有东西都在涨价”！老马的女友、中国女孩小林来新加坡求学八年，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全面价格上涨。食物价格的变化同样直观，学校里小林喜欢的一家披萨店，“原本价格是4块到6块新币，8月份开学后，已经全面涨到8块钱以上”。她和老马常光顾、主打平价饮食的食阁，价格最低的套餐也上涨了近百分之二十。

唯一的例外是一家卖烧鸭饭的小店，“他们家不涨价”。但小林发现，同样价格的一份饭，曾经装得满满当当的烧鸭消失了，只余下单手能数清的肉片稀疏点缀在米饭上。老马打趣这是“一个巨型寿司”，小林却觉得，寿司的配菜至少能盖住米饭，“这个才盖了四分之一”。

水电煤的价格同样大幅飙升，每月综合下来也要两百多新元，这让前些年从未因吃穿住行的花销头疼过的老马感到了压力。一直租住公寓，甚至打过购房主意的他不得不承认，如果物价持续膨胀，他或许要搬去价格更便宜，但配套服务相当有限的政府组屋。

老马和小林探讨过物价飞涨的原因，除开国际局势变化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浮，老马将这些多归咎于正不断向新加坡迁徙的外来者，尤其是他的中国同乡们——享受高薪的互联网从业者，以及在Web3.0和区块链行业掘金的投机客。老马并不欢迎这些同胞的到来，并一定程度上将他们视为哄抬市价的元凶，这些人也并不像他一样，会为飞涨的物价感到焦虑。

“就说房子吧，无论涨成什么德性，都有很多人在抢。我在小红书上、在知乎上都刷到过，说房子挂上去两三个小时，就租出去了，有人甚至直接视频看房就敲定，交两个月押金签两年。”老马的收入在当地尚算丰厚，高于新加坡人力部发布的居民收入中位数，但现在，他的声音里有着真切的焦灼和疑惑：“你不理解这些人到底哪来的，这么多人，而且一个个手里好像都不缺钱！”

必争之地

半年前抵达新加坡、顺利入职当地头部电商公司Shopee的利强，大概率是老马不欢迎的那类人。利强之前就职于以“狼性文化”闻名的国内知名互联网硬件公司，属于较高级别的技术人员。和很多拿到高薪职位跳槽的国内同行不一样，今年刚获得职级晋升的他是降薪加入新公司。

在利强看来，新加坡是他的必然选择。决定出海发展后，利强曾列出一系列去向——排第一梯队的是美国和加拿大，排第二梯队的是欧洲各国，接着是日本、澳洲和新加坡等地。“在互联网行业，其实就这几个选择。美加迁过去的整体成本比较大，现在美国签证也不好解决；而欧洲相对薪资更少，我现在还是能挣钱的年龄，就没往那边找。”排除这些考量，利强最终挑中新加坡，也是因为他参加面试时一家新加坡公司高管对国际局势的判断。

“他说，在中国和西方冲突不断的情况下，新加坡作为一个缓冲跳板，是很多公司的选择。”利强很为这一观点触动。从宏观角度来看，新加坡地处马六甲海峡咽喉位置，拥有天然的地缘优势，影响力辐射整个东南亚；其领导者多年来在国际政局中的博弈经营，也使得新加坡能在逐渐升级的东西方矛盾中，保持住一种微妙平衡。

来新加坡不久，曾在欧洲生活过一年的利强就发现，相较西方世界对待中国问题的偏颇报道，新加坡的媒体至少在态度上做到了客观均衡，这为中国求职者融入当地社会营造了较好的舆论环境。

事实也似乎正如这一高管所言。从2020年开始，中国互联网公司巨头在西方市场频频受阻，开始将战略重心向新加坡倾斜，在此购房置地、招募员工，开设办公中心。一度有媒体揣测，新加坡将从国际“金融中心”变为“码农中心”。

2022年，有更多中国富人转投新加坡，今年年初至4月底，新加坡金融监管局共接到143间家族办公室的申请，其中63间来自中国。据金管局4月宣布的更新条款，新加坡13O计划下，家族办公室辖下基金的最低资产管理规模为1000万新元，并要承诺在两年内增至2000万新元。

这半年里，利强不断接到国内朋友们关于新加坡的咨询，对方可能是像他这样刚过而立之年的高级技术人才，也可能是硬件或互联网科技公司的高管，“像是阿里的P9，他们都是带着人带着任务来新加坡的”。

新的资本力量也在涌进新加坡。我见到董明时，她正忙于审批下属Judi提交的出差报销。“出差费都批得手软。”她口气夸张，待看到文件最末的总数，又忍不住说了句脏话：“X的，这只是住宿费和单人机票，他们还没报餐费，对，还没算上隔离费用……这总数我都不敢算！”

董明是国内某老牌区块链项目的市场负责人，对她来说，在熊市时花费十数万元安排两位下属赴新加坡参加一次会议，其实并不划算，但她却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安排——“我们（开展商务的）必须要出去，现在国内已经没有什么大型的行业展会和交流活动了。”董明很清楚，去年 5 月开始，中国对区块链尤其是虚拟货币业务的监管不断收紧，大量从业者将业务转向国际市场，而政策宽容、华人适应门槛低的新加坡正是他们走向海外的桥头堡；加之今年国内疫情反复，大型峰会无法举办，9月末在新加坡开幕的“TOKEN2049”就成了所有中国从业者不可缺席的重要舞台。

当然，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近一年来，董明和她的伙伴们发现，中国人在区块链行业的“定价权”已经转移。“以太坊创始人V神（Vitalik Buterin）是我们行业毫无疑问的大佬，他2014年还在学中文，为啥？因为那时候市场在中国，中国的交易非常非常活跃。”但董明知道现在不一样了，尤其随着WEB3.0等新概念在海外迅速普及：“我们行业里就开玩笑说，中国的创始人们发现，2022年最大的业务瓶颈是——你要学英文。”

大量国内项目将工作地点设在新加坡，因为这里优厚的税收政策和开放的监管态度，更因为这里汇聚了大量国际资本，是中国从业者链接西方视野、拿到新一阶段入场券的必争之地。

“TOKEN 2049”或许正是这一趋势的风向标。Judi参会时观察到，上台宣讲新项目的几乎都是外国人，台下虽满是中国面孔，但大家公开交流时，默认使用的语言却是英文，“要考虑每个项目都会有一部分外国人过来”。Judi私下也同很多华人客户和潜在合作方有过交流，她能看到对方高涨的创业热情，但最大的感触却是：“他们融资上的困难会比较多一些。现在这些投资人，在团队创始成员都是外国人和都是华人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不会选择华人做的项目。”

董明也能从一些新闻报道上看到同行们遭遇的类似窘境，她在手机上滑动着文章，语带讽刺：“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当年扎克伯格需要中国市场时，还顶着个大雾霾在天安门跑步，那时怎么不说中国人不行了？”

周期

在身处新加坡的中国互联网从业者眼中，过去两年的主题除去疫情，便是增长与扩张。中国女孩余涵2020年入职本土互联网巨头Sea旗下的金融科技公司，她记得很清楚，此后两年，公司用来举办迎新会的集团大楼一层几乎没有空闲下来的时候。

“尤其是2020年和2021年，发展势头真是非常猛，”余涵细长的眉毛耸起，语气夸张，“每天你都可以看到新面孔！”余涵所在的团队整体业务量不大，但也很快扩张至三四十人规模，她还一度因此陷入“会不会无事可做”的焦虑中。中资互联网公司同样在疯狂招募员工，余涵的一位同事就被字节跳动设立在新加坡的业务部门挖走，“他们工作就好辛苦，但给的工资也确实很高”。

有商科背景的余涵知道是什么力量在支撑这样的快速扩张。“东南亚的人口结构和中国不一样，还有很多人口红利；消费者的理念和习惯也和中国不太一样，可能落后，可能超前，但会有一些新的东西。”余涵认为，这意味着东南亚广袤的市场之下，潜藏着某些在中国快要消失殆尽的造富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