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进行时

胖达人2

从《大巴车上的奇怪邻座》，到《进化论》，土豆和吕严已经习惯了被会长和观众记混名字。在舞台上，土豆和吕严的默契配合如同一对“双胞胎”，而在他们自己看来，彼此共通之处不外乎是在吃上的共同爱好，以及“我觉得好笑的东西，他也觉得好笑”。

土豆 “ 表演和创作都要松弛。”

在去年的《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上，土豆自认为表现得“勉强还行”，在正式参加第二季之前，他给自己的心理预期是“写个两三期应该没什么问题”，但真正回到了创作中、回归喜剧大赛的舞台，他还是拿出了一种“视死如归的勇气”。

虽然是再一次参加喜剧大赛，但对土豆而言，感受却是全新的。“第一季前几期录制时候节目还没播出，我们都是按自己想法来创作，现在经常会考虑到观众想看什么、喜欢什么，也是因为观众也变得更专业了。”这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来自土豆家人的反馈，“去年的作品，《父亲的葬礼》《大巴车上的奇怪邻座》，他们看不懂那种很原始的笑点，就跟我们看现代艺术的那种迷茫一样——不明觉厉。不过今年所有的作品父母都看懂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变化”。

“感觉没有什么可以击溃我了。”回看这两年走过的路，土豆觉得除了表演的技术之外，克服压力的能力也在提高。“每轮比赛的周期大概是二十几天，预留出服装和置景的时间，每次演完之后就紧赶着研究下一轮的角色了。”创排的过程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充满挑战，但越是在紧张的环境下，反而越需要松弛感，“不仅是说表演松弛，我发现创作也得松弛”。初出茅庐时的横冲直撞反而让自己的思绪更开阔，就像他灵光乍现时写出的《大巴车上的奇怪邻座》，“这个作品里没有明确的人物塑造，不像后续的作品，起码是军官、是妈妈，即便是现在都没法用正常的逻辑去理解大巴车上的这两个人，那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灵魂般的原始喜剧冲动”。

《天台告白》的表演结束后，土豆在舞台上和大家分享了自己这个理工男的文艺心，家人也接受了他的选择。“父母还是传统思维，在他们的理解中，文艺工作就一定会有剧团、有团长，说要给我邮烟什么的，让我送给剧团团长。”而父母眼中的这个“团”，也让土豆过足了喜剧的瘾，“节目组给你最好的资源，帮你定穿什么服装，表演老师为你协调形式和人物，你只要想干啥干啥就行了”。从节目中回归现实，他坦言自己变得更开朗了，比赛结束后，他希望能回趟成都，见见朋友吃吃饭，喝喝酒遛遛弯，“我是参加这个节目时长最长的选手，把所有瘾都过完了，我已经很满足”。

吕严 “ 开心永远在第一位。”

拍摄当天，吕严是最早开工的，我们约在化妆间，他吃着自己喜欢的早餐，打开了话匣子。拍摄时的他自在、随性，并不会因为面对时尚摄影师的镜头而感到拘谨，“我这个人很难不放松”。而当我们把话题拉回喜剧大赛时，话语中的紧张感却从他口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来，“在其他舞台上表演的紧张程度，都比不上在喜剧大赛里面的小展演，就算台下三四十个观众的小展演，这是我们所有参加过的人的共识”。

在第一季结束后，吕严参加了几场地方卫视的晚会演出，却依然渴望着重新回到喜剧大赛舞台，这里是他想要抓住的一根稻草，检验自己的能力，给32岁的自己一个交代。即使经过了上一季的历练，但站上第二季的舞台仍比他预想的困难，也还是会紧张。“因为观众对你有先入为主的印象，就会有预期值，其他选手的节目也许能放平心态去看，而看我们的话，起码得过了他们心目中对我们要求的及格线。”

“如果开心没有被放在第一位而只重表达，那就不是一个相对成功的作品。如果我们的作品在观众眼中是表达大于了好笑，那对于我们来说就不是太好。”对观众而言，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新的期待，而对于创作者而言，每个作品都可能是未来创作路上的阻碍。“我们想去避免重复以往的东西，探寻喜剧的可能性。这就像是一条划分了和过去的界线，我们试着去找到这条线的位置。”

虽然比赛中充满了未知，但能够和土豆再次搭档、顺利完成每一次舞台表演，都是令吕严感到最快乐的事。“有些人说我这一季提升特别大，提升的动力和原因就来自于看到那些优秀的演员，去学习他们身上宝贵的东西。”他希望自己能通过第二季完成一种质变，“我觉得去年的我就是非专业选手，凭着自己的喜剧的直觉来表演，所以今年就想变成一个专业的人”。

专业，同样发生在心态的转变上，他会在内心深处觉得去年登台之前的自己太过“泯然众人”，更想让大家认识和记住自己的名字；而如今，吕严在喜剧演员的身份上有了更多的归属感，“现在的我更希望成为一个角色，因为我站在一个演员的位置上”。

少爷和我

鑫仔与张哲华都是鞍山人，但在此之前的生活轨迹却完全不同。在被称之为“刘波er”以前，鑫仔做过会计、开过澡堂，也说过脱口秀；而张哲华则是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的科班演员，是都市剧中的阳光小生。这种反差形成了创排中的互补，成就了《少爷和我》，也成就了他们自己。

鑫仔 “不会搞喜剧的会计开不了澡堂。”

对于绝大多数关注喜剧大赛的观众而言，看到鑫仔的脸，第一反应便是他饰演的“刘波er”一角：“我知道这可能会被大家记住，可是没想到把我的名字整没了。”他调侃道。几轮比赛下来，从少爷刘波er、警察刘波er，到楚留波er，这个无心插柳的名字却成为了表演舞台上的定海神针，“我们先有了龙傲天这个高高在上且有点目中无人的名字，之后就想起一个可爱点的做出反差，才有了刘波er的诞生”。

“喜剧就是喜剧，不像正剧那么讲逻辑，有时就是需要灵光一现。”拍摄当天恰逢创排，鑫仔一直写到凌晨，只倒头睡了几个小时，一觉醒来还是把熬夜写的稿子删掉了。实际上，鑫仔去年就以编剧的身份参与过喜剧大赛的第一季，对创排时的紧张和焦灼深有体会，经受过被一次次被否定、一次次重头再来的压力，却也享受这种全情投入的专注：“虽然在高压的环境下创排，但在这个环境中你只需要关注这一件事，其他的完全不用考虑，这个机会很难得。”

在剧本的创作中，鑫仔习惯于把本色带入角色，“《德古拉和我》中的二哥是热情版的自己，《警察和我》中的刘波er又是穷横版的自己，这样演出来的效果特别自然”。把自己写到角色里，再进到角色中表演，“排练的时候会调整台词、节奏、动作、走位啥的，真正到台上那天就是进入角色了，剩下的就什么都不管了，后来好像也还行”。久而久之，观众们习惯了在舞台上看到鑫仔那种“刘波er”式的表达，而他也毫不介意大家对他的称呼是真名还是角色名，“如果有人看见我了，喊我刘波er，我知道他是在叫我，我也知道他把作品里面的人投射到了我的身上，把我等同于作品中的角色，这是一种挺复杂的情绪，我觉得挺有意思”。

抛开所谓的名气，鑫仔从转行的第一天起就觉得自己赚了，他也曾后怕“如果澡堂子生意一直很好，可能就接触不到喜剧了”。当看到台下观众因他开怀大笑时，这种感觉是之前从事的任何工作都无法比拟的，就像他形容当初在沈阳演出结束后等待回家的火车时，“天空中飘着零星的雪花，风一吹虽然特别冷，但我感受到的是爽，一种透心的爽”。

张哲华 “ 演员要藏在角色后面。”

表演专业科班出身的张哲华出演过不少正剧，不过如他所言，“表演有很多种，好比菜有很多种，而我喜欢种大萝卜”，之前的一次真人秀比赛让他发觉到了自己的幽默潜力，来到喜剧大赛后，无论是展演还是舞台上的正式演出，他享受着观众给出的即时反馈，每一次笑声、每一次欢呼，都能让他获得表演的能量。

然而他的喜剧大赛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光是匹配合适的搭档就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内心充斥着沮丧和悲观，像是面对一场看不到希望的“赌局”。直到遇见了鑫仔，他真正感受到这是一个能立住的组合——“我们拿着《少爷和我》的初本在舞台上试了一下，感觉特好，炸了。因为刘波er那个名字，只有鞍山是这样的口音，他一说完我马上就能复制出来。”

从外形上看，《少爷和我》中龙傲天的设定仿佛是为张哲华量身打造。但要诠释出既傲娇又霸道的管家形象，还不能让观众排斥，这其中对度的把握非常关键。他从以往的表演经验出发，重新调校了这个角色，“龙傲天这个人物中的霸总台词，我要史无前例地把它念出来，分寸不好掌控，多一点，少一点，都会让观众觉得难受”。在他看来，喜剧比正剧难演，“我越学习越发现，让人笑是很难的一件事，需要非常丰富的生活经验，还有一直要与时俱进，关注社会各方面的新闻消息，才能带入观众的感受，你才能知道观众想看什么”。

当节目接近尾声，回看整个比赛的经历，张哲华觉得这种感觉很像小时候吃冰棍，不忍心大口咬吃完，一点点舔舐，虽然很凉，但味道是甜的。而在这种慢慢接触、学习、理解的过程中，作品的成功赋予了他更强大的自信，即便在每次上场之前还是会手心出汗、手背发麻，但只要张嘴说出第一句台词，马上就会回归到淡定的状态上来。“不管是这个舞台还是屏幕上，大家记住的其实往往是人物，因为演员要藏在角色后面。我希望大家记住我的名字是龙傲天、是警察、是吸血鬼德古拉。”

某某某

从话剧舞台到喜剧舞台，他们的创排经历了“跌倒了爬起来，跌倒了再爬起来”的心路历程。在比赛前临时组队的三人早已相识十年，省去了表演和沟通上的磨合，走上喜剧大赛的舞台也多了几分平常心，“恰恰是因为没有人认识我们，我们如果还行的话，可能会给大家一些惊喜”。在合作中，张维伊像是个大哥哥推进着团队的流程，左凌峰会在表演上做重点把控，而刘同则着眼于捋顺每个故事的叙述逻辑。喜剧大赛让他们卸下了30+的年龄焦虑，至于未来，无论是否继续走喜剧这条路，“我们三个肯定还是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