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科学家的非科学门槛

即将进入“非升即走”的第三年，秦晓发现自己怀孕了。

这一年，她还没参评副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第二年落选，在承担科研工作的同时还在兼顾学院的行政工作。“孩子来得不是时候。”在秦晓的计划里，“明年拿下青基，评上‘副高’就备孕”。

但现实是她33岁了，已经不在“最佳生育年龄”的序列。

孕5周，秦晓第一次在“屏幕上”看到了孩子，这个10毫米的“小糖豆”一下就攥住了她的心，“我没有刻意备孕，但她长得这么好，所有指标都正常”。

秦晓决定生下这个孩子，同时开始准备三战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虽然截止年龄是35周岁，但对我来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申请了。”秦晓担心自己生完孩子之后的两年没有体力和精力再战“青基”。

从拿到博士学位，到教学、科研、发表论文，一个女性学者在职业阶梯上“最难熬的10年”往往是她们的最佳生育年龄。研究员张琴曾经在一场科研工作会议上听到这样一个建议，希望女性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的年龄线可以适当放宽，男性保持不变。

各类科研基金青年项目不仅为学者带来丰厚待遇和学术资源，在一些实行“非升即走”政策的高校里，获取某项国家级科研基金项目是青年教师获评职称的必要条件之一。一些青年学者不得不集中调度自己的时间，赶在年龄节点之前，匹配高校的学术评价。

其实，早在10多年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就将女性申请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年龄限制由35周岁拓宽至40周岁，旨在为女性创造更为友好的科研环境。

4年前，科技部、全国妇联等13个部门发布《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在科技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若干措施》，其中明确提到，国家人才计划适当放宽女性申报人年龄限制。

但是，在女性学者相对更为集中的社科领域，这项变革仍未全面推动。事实上，在我国，除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部分项目对女性有特别支持之外，其他类型的科研基金项目鲜少区分男性和女性申请者的年龄限制线。

在张琴参加的关于女性婚育研究的科研内部工作会议上，上述建议引发了与会学者的讨论——年龄不再成为限制条件，是否会真正激发女性的科研创造力？从另一个角度看，以性别区分评价标准是不是“另外一种不平等”？

生育的时机

直到自己开始备孕，张琴才真正理解了那场会议上的争论，以及女性学者面临的困境。

生还是不生？什么时候生？对于一些女性学者而言，生育的选择甚至关乎科研生命。张琴博士毕业时29岁，那时候的她并不觉得女性一定要生育，“丁克夫妻”是学术界常有的组合。

一次拜访给了她很大的触动。张琴的师爷90多岁了，家里没有孩子，只有一台扫地机器人，“他看着那个小东西，来来回回的就像看着一个小活物一样”。师爷住在大学的家属院里，楼下就是附属幼儿园，放学的时候，孩子们成群结队，叽叽喳喳。师爷有时站在窗口望，有时直接到楼下去，他告诉张琴，“年轻的时候觉得他们好吵，但是退休了之后，就特别喜欢听那些小孩的声音”。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会渴求特别有生命力的链接，张琴说：“我其实是怕自己会后悔，等到我真的想要的时候，又不能生了。”

博士毕业后，她进入一家体制内的研究院工作。她的办公室藏在一栋大学的行政楼里，每周她需要到单位坐班两天。相比于高校，这里的晋升压力和发表论文压力都没那么大。张琴结婚时31岁，在博士师门里不算晚，“但我第一拨结婚的初中同学有的已经开始离婚了”。她告诉记者，晚婚的女博士在生育时机的选择上往往面临着更小的容错空间。

“生育的线好像也卡在35岁。”备孕中的张琴发现，20多岁的女性做孕检大多没什么问题， 但是到35岁以上，指标经常有“红箭头”。

35岁同样是一些“青椒”（代指青年教师）最重要的聘期截点，决定了她们是否能评上副高职称，通过“非升即走”的考核，一旦失败就意味着失业。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李秀清曾在其文章中提到，各高校竞争的第一硬核就是科研学术，重中之重就是科研、发文、重大项目。

高校里的女性“青椒”延后生育有时是一种“不得不”，“在年龄线之前，先拼项目”。一方面这些科研基金项目影响着科研人员的职称、待遇和资源分配；另一方面，有了自己的项目和经费才能更好地攻克科研问题，“以项目成果为包装的科研论文更受期刊的关注”。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魏世杰、张文霞在调研中发现，一个青年科研人员如果在职业生涯早期未能实现高起点，就很难在后续职业生涯中实现突围，所以青年科研人员从一开始就要参与激烈的资源角逐。

在社交平台上，科研人员把国家级科研基金项目的公布时间称作“放榜日”，青年项目被他们看作科研之路上“升级打怪”的第一个关卡。有人发帖“35岁拿不到青基怎么办”“拿不到青基是不是这辈子都评不上副教授了”“最后一次青基机会，如果不中科研道路怎么走”……

李秀清发现，相较于她刚入职的时候，30年后的现在，若要在高校立足生存，求得发展，需要应对的任务重了不止一两倍，青年学者面对的压力与日俱增。“毋庸讳言，这对年轻女性学者的压力更甚。”

她曾在学校的一场内部会议上建议，针对科研考核和评职称的量化机制，应给予职称升迁期怀孕生子的老师至少两篇核心期刊论文的加分，引得全场哄堂大笑。

“我不是开玩笑，我是认真的。”李秀清说，“男人不会怀孕、不会分娩、不会哺乳，女性对此的感受必然会更加强烈些。”

上海交通大学在2020年曾进行过一项研究，探讨“非升即走”制度下女性青年教师的压力状态与生育意愿。结果显示，因惧怕求职中对未育女性的性别歧视，16%的被调研者经历了生育提前，52%经历了生育推迟，大约33%评上副教授才生育头胎——在职业生涯最黄金的时期，女性要面临生育和升职的两难。

“生育最好的时机要么早要么晚。”在张琴的观察样本里，硕士研究生阶段就结婚生育的师妹似乎在教职工作中没有那么窘迫，但她仔细想了想又补充道：“她的父母非常给力，一直帮忙照看孩子。”

一位教授妈妈表示，常有邻居羡慕她，一周就上两天班，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在家带孩子。但其实，科研工作的弹性制意味着“永无尽头”地思考，就算没有时间和精力实现高强度写作，也要保持阅读。“甚至是我有了孩子之后才意识到，我的工作时间是有限的。”

“不发表，就出局”是学术现实，科研人员在科研与教学的夹缝中“谋生存”是常态，这与人们对高校教师职业自由轻松、有更多闲暇时间照顾家庭的认知反差明显。

这也因此强化了女性学者的困境——“在学术职场努力谋生存的同时，还要面对家庭成员对其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的期待”。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关于女性年龄限制的改革在10多年前就已先行，考虑到女性的生育周期，放宽女性的申请年龄。在张琴看来，如果这项改革扩大至其他科研基金项目，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其他学科女性学者喘息的时间和选择的空间，这或许并不能全然解决当下女性面临的科研困境，但仍然可以发出一种声音——“你可以选择，不必放弃”。

但这并非对女性的“特殊照料”，杰出的女性科学家们已经证明，女性可以在科技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

 “把时间找回来”

10多年前的改革在当下有了可查的结果。

202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青年基金项目女性申请者占比51.15%，略超过男性。而在2010年，青年基金女性申请占比仅为36.5%。这样的变化正源于201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颁布的一项措施——将青年基金女性申请人的年龄从35周岁放宽至40周岁。其实，在这项措施实施的第一年，女性申请者的数量占比就有了显著的提升——2011年，女性申请者数量占比提升至47.5%。

毋庸置疑，改革措施的颁布产生了积极的效果，激发了女性申请的主动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一位工作人员表示，长期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难度越大，女性申请者的数量越少。另外，男性在基金项目中的竞争优势更为显著，数据显示，从2015年至2018年，他们的获资助率始终比女性高3个百分点。

为了改善这样的现象，10多年前将青年基金的女性申请年龄拓宽之后，后续的改革就已经在孕育中了。“科学基金一项重要使命是人才培养，从青年基金、优秀青年基金到杰出青年基金是自然科学基金委希望构建的人才培养链条。”优秀青年基金在设立之初便将女性申请年龄较男性放宽两岁到40周岁。此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还提出，允许女性因生育哺乳原因延长项目研究期限。

202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明确将女性科研人员申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年龄限制由45周岁放宽到48周岁，该项措施将于今年起实施。

“当女性在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有生育计划，她的研究可能被迫中断一两年，我们希望把时间给她找回来，实际是让她与男性拥有同样竞争的机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在一场调研会上，一位女科学家说到动情之处潸然泪下。她刚刚经历了工作调动，与爱人分居两地。眼下，她一边照顾孩子，一边适应新单位的环境，分身乏术。而类似的困境在女性科研工作者身上并不罕见，女性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尚未完全发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高度重视，设立战略调研的项目了解女性人才的成长规律，邀请科技管理方面的专家了解方方面面的情况，与妇联等相关部门联动调研。“出台这个政策需要有理论研究，也要有实践经验。”

还有一群人的声音同样重要——男性科研工作者，“杰青的资助率现在只有8%，10个里面还挑不出1个来，那么男性是否会有异议——你给她们优惠我们怎么办？”

一位男性学者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令人印象深刻，这位老师说，“课题组里面的女博士生往往很能干，因为女生干各种事情都特别细心专注，但是博士生毕业留校以后，慢慢地感觉女生投入的时间精力就不够了，与男生拉开了差距”。

大部分男性学者都能理解女性的学术成长需要克服的困难和面临的挑战——不仅是在照顾家庭方面可能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也可能被禁锢于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面临“科研项目少”“可支配科研时间少”“受重视机会少”“能力提升机会少”等问题。“大家一致反映对女性科研人员在拓宽年龄限制上给予特殊处理合情合理，也势在必行。”

在夹缝中“写本子”

递交的科研项目申请书在学术界被称为“本子”，写“本子”是一项技术活，也是个体力活。在敲定选题之前，需要阅读大量的文献和重要的政府文件以及工作报告——在秦晓咨询的申报经验和攻略里，不少前辈都指出“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联系越紧密越容易通过”。从这些海量的资料里，找到与自己先前的研究成果相关的部分，才能确定最终的选题。

“每天下午3点，就像有一支巨大的针管，直接打进脊髓里抽走了我的精力。” “嗜睡”是发生在秦晓身上最显著的变化，她只好和学校商量尽量把课程都安排在上午，中午一边休息一边处理事务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