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敏遭遇战学会与其共处

患者用手揉着已经肿胀的眼睛，恨不得把自己的眼珠子抠出来，“眼睛还能揉得到，耳朵深处要是痒啊，抠都抠不着”。还有患者感觉嗓子深处塞了一团棉花，全身像有蚂蚁爬过，两个鼻孔只有一个能通气，晚上经常因呼吸不畅憋醒、有窒息感，凉风一吹就咳嗽。

这些场景在全国各地的变态（过敏）反应科经常发生，医生经常见到眼泪汪汪的患者，用双手粗暴地“蹂躏”五官，如此，脸上的痒意才能稍微舒缓。

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地的多位变态反应科医生说，最近几年，过敏病人越来越多。华中科技大学协和深圳医院（南山医院）过敏防治中心主任刘光辉在深圳福田一家社区医院做调查，发现过敏患者占了约40%，“这个比例是很吓人的”。

与过敏共处，是如今这个时代的必修课题。早在2013年，世界过敏组织发布白皮书：全球过敏性疾病的患病率预计为10%～40%。中国医师协会变态反应医师分会会长尹佳说，西方国家早年过敏患病率增长迅速，如今已经进入平台期，而中国的过敏患病率正处于上升期。

抓住那个“罪犯”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过敏是“慢”的病，既不会要人命，也不会来势汹汹，顶多挠一挠、抓一抓，忍过去就好了。

实际上，如果过敏拖得太久，容易出现新的更严重的症状，甚至引起休克、死亡等严重后果。有研究论文指出，46%过敏性鼻炎在9年内会发展为哮喘。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祝戎飞说，哮喘如果药物控制不好容易变成慢性阻塞性肺病。

要和环境中的多种过敏原作战，许多过敏医生都说，能用的“武器”太少了。目前，能流通在全国各地的变态反应科的，只有两种进口的尘螨脱敏皮下注射制剂、一种国产的尘螨脱敏舌下制剂和一种国产黄花蒿脱敏制剂。

上海仁济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医师郭胤仕和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赖荷接诊过一位患者，起初是荨麻疹，看了皮肤科；后来过敏加重变成过敏性鼻炎，去了耳鼻喉科；最后演变成哮喘，去看呼吸科。辗转了七八年，最后才看变态反应科。

“儿童过敏就像一首进行曲。”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高翔说，“到了不同年龄段就会翻开新的乐章，婴儿期主要表现为湿疹，以及牛奶、鸡蛋等食物过敏。随着年龄增长，逐渐表现为哮喘、过敏性鼻炎，得早诊断早治疗才能阻断这首进行曲。”

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向莉见过一个霉菌过敏的学龄期女孩，同时患有过敏性鼻炎、鼻窦炎、哮喘。鼻窦炎发作最难受的时候，女孩用头撞向墙壁，想缓解头疼症状。向莉也观察到，有些孩子从过敏性鼻炎发展到哮喘，只用了很短的时间。

“临床诊断是否过敏不难，但明确过敏原有时很难。”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医生李论把临床问诊的过程比喻成抓住“罪犯”。

“嫌疑人”可能是花粉、尘螨、霉菌、宠物、食物、药物、昆虫等。医生要根据这些“嫌疑人”出现时间与患者的关系，结合实验室检查，判断到底谁是“罪魁祸首”。

小麦是中国最常见的食物过敏原之一。部分患者先吃小麦再运动，才会出现严重过敏反应、过敏性休克。“就像坏人不一定每次出门都干坏事，而是在运动、情绪激动、饮酒等特殊情形下伺机作案。”李论比喻。

想要抓住“罪犯”，可能得从多个“嫌疑人”中精准定位。一位青岛的过敏性鼻炎患者来到高翔的门诊，说自己最近3年遇见怪事，每年一次的家庭海鲜大餐，吃饭中途会莫名其妙发生休克。

高翔让他列出餐桌上的各项海鲜菜品，有虾、蟹、鱼类、蛤蜊等，再把这些可疑的过敏原拿到实验室里，提取蛋白质做成粗提液，对患者进行过敏原检测，最后发现，这位患者是海螺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

有时，“罪犯”还出现在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一位老人顶着“香肠嘴”走进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过敏（变态）反应科主任邓珊的诊室，原来是半年前他换用了一种有特殊功能的牙膏。邓珊没给他开药，只是建议他停用目前使用的牙膏，用淡盐水漱口。不到半个月，老人的“香肠嘴”消肿了。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过敏反应中心副主任孟娟发现，来自四川南部地区，如西昌、攀枝花等地的患者，从病史看很像是对花粉过敏，但在做常见的过敏原检测时，结果是阴性，查不出过敏原。

孟娟说：“如今使用的过敏原检测试剂可检测的过敏原种类非常有限，尤其是花粉过敏原，由于不同地区气候、土壤条件不同，植被分布不同，导致不同地域容易使人群过敏的花粉种类区别很大，因此即使引进国外试剂也无法完全满足本土患者需求。”

孟娟认为，我国开展气传过敏原研究应进一步开发适合本土的过敏原检测试剂、脱敏治疗药物，对于满足临床诊疗需求非常有必要。

她见过一个6岁多的儿童，从3岁起就有鼻炎、哮喘，在其他医院做过敏检测后被告知许多食物不耐受，不能吃鸡蛋、牛奶、小麦、大米、西红柿、土豆、牛肉、鸡肉、猪肉……严重影响了患儿的饮食、生长发育和身心健康，也给家庭生活造成极大困扰，造成严重的精神负担。

后来，患儿和家长辗转多个医院，直到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变态反应科做了过敏原检测才发现，患儿根本没有食物过敏，真正的病因是尘螨。之前患儿做的检测，是所谓的食物不耐受检测，与过敏无关。

“许多病人拿着食物不耐受的体检报告，充当过敏原检测报告。”孟娟只好挨个和病人解释，食物不耐受的报告对明确过敏原毫无价值，“食物不耐受在国外早就没人做了，这个早被证实是人体接触食物之后的正常生理指标，没有临床价值。”

能用的“武器”太少了

要和环境中的多种过敏原作战，许多过敏医生都说，能用的“武器”太少了。目前，能流通在全国各地的变态反应科的，只有两种进口的尘螨脱敏皮下注射制剂、一种国产的尘螨脱敏舌下制剂和一种国产黄花蒿脱敏制剂。

脱敏治疗，相当于“疫苗”，注入或舌下含服脱敏制剂后，患者体内会产生针对该过敏原的保护性抗体，免疫系统会对过敏原产生耐受。这是世界公认的唯一治愈过敏的疗法。

但在临床上，脱敏治疗的应用并不多。郭胤仕在临床上发现，过敏患者中有意愿做脱敏治疗者不足20%，最后能做成脱敏治疗者仅占整体适合病人数量的不到10%，但在欧洲，约10%～30%患者会做脱敏治疗。

祝戎飞根据国内过敏性疾病的流行病学数据和公开披露的脱敏药物的市场数据做过初步估算，发现符合脱敏治疗条件的过敏患者，最后真正接受脱敏治疗的比例不足1%。

多位医生总结，中国过敏患者不愿意做脱敏治疗，主要是因为整个疗程要花3～5年，且不能用医保报销。用进口的尘螨脱敏制剂皮下注射3年，患者得支出1.5万元药费。另外，脱敏治疗的成功率不到90%，年龄越小的患者治疗效果越好，但学龄期儿童学业重，没时间定期来医院接受治疗。

而且，中国的脱敏制剂少，“对于多重过敏的患者，只做尘螨脱敏是不够的。”孟娟说。

尹佳介绍，北京协和医院研发的协和制剂，能针对几十种过敏原做脱敏治疗。但协和制剂只能在本院使用，虽然允许调剂到省外医院，但调剂手续复杂冗长，且可调剂给外院的脱敏制剂只有9种。

一些没成功调剂协和制剂的医生说，有时调剂流程要花一年，但有效期只有半年。

祝戎飞发现，药厂对脱敏制剂的研发动力不足。对药厂来说，前期研发脱敏制剂投入高，且有研发失败的风险。除了尘螨、蒿草花粉等常见过敏原外，其他过敏原脱敏制剂的市场容量却不大。

相比而言，国外的脱敏制剂选择更充分。在10多年前，德国市场上有500多种脱敏制剂可供选择，后来，药监部门采取新的过敏原制剂注册管理政策后，脱敏制剂减少，但仍有超过100种脱敏制剂可在临床上应用。在法国和英国，过敏性疾病在医保覆盖范围内，病人接受脱敏治疗并不需要额外的医疗支出。

由于可选择的制剂少，在临床上，更多中国医生选择对过敏性疾病患者进行对症治疗。祝戎飞举例，对过敏性鼻炎患者采用鼻喷激素和抗过敏药物，这些药物在大多数情况下能缓解过敏性鼻炎的症状，但不能预防鼻炎症状复发。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是国内较早成立变态反应科的医院，赖荷说，从1979年开始，科室就根据华南特有的过敏原，包括华南地区常见的杨梅树、杉树和构树，自制院内制剂，如今已有60种。

她曾请药厂帮忙制作院内制剂，但药厂报价很高，还要申请批号，不愿意花几千万元做一个制剂。所以，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过敏反应科特意开辟了一间制剂室，请一位药师负责科室配药。

与过敏共存

回避过敏原，是医生们经常教导过敏患者的重要方式。对于花粉过敏的患者来说，每年至少有两个月时间处于“身体不适”的状态。尹佳见过许多患者，每到花粉季，自备花粉防护行头：用棉花堵住耳朵和鼻孔，戴护目镜或透明大眼罩，再戴带风机滤网的口罩。

随着接诊患者变多，医生发现，过敏主要发生在城市、受教育程度高、留学生、有洁癖的群体里。这和国外的过敏患者特征相似。

尹佳说，某种程度上，过敏是种“富贵病”，来看诊的患者大多关注生活质量，因此经济条件比较好，“现代化生活程度越高，过敏可能性更大”。

“回到越原始的生活状态越好。”尹佳建议，选择洗衣用品时，优先用肥皂，再是洗衣粉、洗衣液。

赖荷经常叮嘱病人多晒太阳，带孩子去农场玩，有鸡鸭鹅的地方。“特应性皮炎的患者皮肤细菌的多样性明显减少，且对人有害的细菌独大。”

城市里的花粉过敏问题也越发突出。王成认为，城市的植被管理越来越好，植物有更多机会长到繁殖期、开花，空气中的花粉自然增多，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绿地管理过于“干净”，造成树木植物飘落的花粉没有被地表吸附，而是反复飘散、累积飘散。

同时，全球变暖和城市热岛效应也让植物开花时间变早，数量变多，花期也延长了。

如今，北京气象局和园林部门也开始合作，每天定期做花粉预报。但王成说，花粉浓度测定的设备仪器不健全，需要专业人员先收集花粉，才知道当天花粉量，“现在的花粉预报是事后预报，不是提前预报，有滞后性”。

郭胤仕说，一些发达国家对花粉等过敏原监测比较完善，在花粉季一般每隔几个小时就做一次花粉预报，内容包括花粉浓度、品种等，这也与该区域植被分布情况有关。

许多过敏医生都认为，卫生相关部门对过敏性疾病的重视和关注不足，更多关注高死亡率的疾病。比如，投入过敏的科研课题不到其他专科的十分之一，过敏的药物研发也少，卫健部门也很少为变态反应学人才培养发文。

“中国的疾病谱变化太快了。”郭胤仕总结说。以前农业时期，传染病多，肺炎、肝炎是重点关注的疾病；现在迈向工业化，肿瘤又成了心头大患。“但在国内外发达地区，肿瘤发病已进入平台期，而免疫系统的疾病正处在快速上升的时期，包括自体免疫病和过敏疾病。”

快速更迭的疾病谱，压在原本沉重的医疗系统上。郭胤仕说，原有的医生培养模式还没转过弯，等10年后再回头一看，可能已经来不及应对高发的过敏疾病了。

◎ 来源|中国青年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