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距诺奖最近的一次古DNA研究的重大进步

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了研究古DNA的瑞典科学家斯万特·帕博，这一消息令国内的考古学界也为之振奋。

因为在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研究中，古DNA研究在过去几十年内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经变得难以轻视，它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改写了我们对于人类起源的认识。

帕博摘得诺贝尔奖，也证明这一介乎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前沿交叉学科，对于21世纪人类知识图谱的重要意义。

一、什么是古DNA研究？

古DNA研究顾名思义，就是从已经逝去的生物体上提取残存的DNA加以研究。可想而知随着时移世易，能残存下来的DNA和化石一样都十分难得，更不用说在留存、研究过程中现代DNA对古DNA造成的几乎难以避免的污染。

帕博与同时代古DNA研究者的工作成果之一，就是提高了对古DNA的获取能力，即在看不见摸不着的微观层面尽可能充分与准确地获得古生物上的基因序列。其间的大背景，自然还是20世纪中叶DNA正式被发现后，基因技术的井喷式发展，甚至这其中就有大家每天所做的核酸检测也需仰仗的PCR等基因复制技术的助力。

在古DNA技术成熟之前，学者对旧石器时代——一般来讲，这一时代尚未发展出农业，古代人类通过狩猎采集为生——的研究主要还是通过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即通过古代人类留存至今的化石、石器、遗址等了解我们的祖先在一万乃至百万年前的情况。

但古DNA技术的出现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那就是关注古人类代代相传的遗传物质之间以及其与现代人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个古人类代际传承的基因谱系。当然，更进一步的研究，甚至还有望从基因层面解释古人类的特征与行为。

二、“非洲夏娃”和尼安德特人

这项技术随之便提出了现在已经广为媒体报道的“非洲夏娃”理论，即现代人类是由从非洲走出的一支人类传播到全球的结果，这支人类取代了此前已经存在于全球各地的人种——比如欧洲的尼安德特人。而这一成果正是帕博的老师阿兰·威尔森所构建而成的。

在继承了老师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帕博将古DNA研究进一步拓展，他对尼安德特人基因图谱的测序，让我们对这一已经灭绝的古人种有了基因层面可谓“一览无余”的认识。而这一研究告诉我们，虽然现在尼安德特人已经在地球上消失了，但在欧亚人群中，有极少部分的基因还是继承自尼安德特人，说明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可能还是尼安德特人的后代。

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非洲夏娃理论，即“单一起源”之外，在各地的杂交、融合现象也同样在发生，而不是完全的取而代之。此外在社会层面，正如帕博的畅销书《尼安德特人》所展现的，它同样是一个能够吸引大众对古DNA、人类起源产生兴趣的科普热门话题。

三、分子生物学对考古学的冲击

但是值得解释的是，古DNA技术进入人类历史研究后，出现了某种科学与人文观念的碰撞，具体而言就是分子生物学与考古学、古DNA研究得出的“非洲夏娃”与考古学例如中国考古学得出的“本地传承”论之间的碰撞，后者认为根据传统的考古学发现出来的成果，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如石器制造传统等，具有一脉相传的特点，并不能用被外来人群取而代之彻底解释。

这种人文学科的研究范式在一些激进的科学主义者看来，似乎不堪一击，因为好像“基因科学是不会说谎的”。但实际上对古DNA技术加以了解，便容易理解，暂且不谈前面提到的古DNA成果的干扰因素众多，而且如何理解客观的基因结论，也需要人文学科提供的“语境”——毕竟参考现代社会来看，基因肯定不能解释人类文明的一切，更何况古DNA研究所使用的古代遗存材料，也是首先由考古学家发现的。

◎ 来源|  腾讯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