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之于中国如何实现从跟跑到超越
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法国科学家阿兰·阿斯佩、美国科学家约翰·克劳泽和奥地利科学家安东·塞林格， 3位物理学家虽然都是“别人家的孩子”，但我们还是特别为之欢欣，因为：在本届物理学诺奖的背后，有中国科学家的杰出贡献。作为安东·塞林格的学生，也是其研究团队的主要参与者，潘建伟院士参与开创量子信息物理学这个重要研究领域。颁奖委员会提及的潘建伟导师安东·塞林格的4篇量子通信实验文章，潘院士分别是其中两篇文章的第一作者、两篇文章的第二作者。颁奖委员会还提到另外3篇文章，而这3篇文章都是中国科学家独立开展的研究工作。
在诺奖获奖者群星中，有不少华人科学家，其中物理学家最多，有6位：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朱棣文、崔琦、高锟。由此可见，物理学是华人科学家离得最近的学科领域。不过，这些科学家的成就和获奖纪录都是在国外取得的，他们的身份是华裔科学家。截止到目前，只有屠呦呦打破了诺奖的纪录，成为第一位跻身诺奖的中国科学家。再看物理学诺奖榜单，华人科学家虽是最多的，但还没有中国科学家的正位。
值得欣慰的是，中国科学界正举全国之力，缩小与世界科学珠峰的距离。伴随国力快速崛起，科学硬实力从跟跑渐渐赶超，有的领域进入并跑的态势。就以物理学领域而言，近年来，我国在量子信息科技领域突破了一系列重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产出了一批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成果。潘建伟院士认为，在量子通信的研究和应用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在量子计算方面与发达国家处于同一水平线，在量子精密测量方面发展迅速。2020年，潘建伟和陆朝阳等学者研制成功76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推动了全球量子计算的前沿研究达到一个新高度，继谷歌“悬铃木”量子计算机之后，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量子计算优越性”的里程碑式突破。
本届诺贝尔物理学奖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科学家的实力和贡献，为此，我们替中国科学家的杰出贡献点赞、自豪，但也为他们感到些许遗憾。
中国科学家若要实现全线并跑和超越，显然还有不少路要走。这里需要国家的托举，仰赖科学共同体的同向同行，须有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美接力，还要有科学家个人的才智支撑和意志牵引。
不过，话又说回来，诺奖并不是检验科学家成就的唯一标准，顶多只算一个重要标准而已。科学的本真意义，在于对未知领域的追问和探求，出于对知识和真理的好奇和发掘。至于得不得奖，倒在其次。我们不妨把一年一度的诺奖活动看作是科学界的一种加冕仪式。
更何况，诺奖并不能代表对人类科学的终极评价，它本身存在选择性关怀的问题。比如，很多重要的学科领域，诺奖并没有做到“阳光普照”，比如，十万分重要的数学和哲学，无论从人类知识起源上说，还是从二者对于人类智性的重要性而言，都是不可缺席的，这对于诺奖而言，则存在明显的选择性失明。还有不少“被遗忘的角落”，也在诺奖的光圈之外。因此，我们在关注诺奖的时候，小心被其强光灼伤了眼睛。
卡萨诺瓦认为像韩国这样的文学小国甚至得了“诺贝尔强迫症”，“在首尔的最大书店里，人们可以看到对于‘未来诺贝尔奖’的召唤。”事实上，中国一直以来的诺奖情结也是如此，诺贝尔文学奖被视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体现，在经济和政治上日益强大的中国也需要在文学上得到这样一张全球性的证书。
为了得到这样一张全球性证书，其过程往往是惨烈的。文学翻译首先就是“大鱼”吃“小鱼”的手段之一。瑞典学院的院士们熟练掌握着德文、法文、英文、西班牙语等欧洲主要语言，而对韩语、泰语、斯瓦西里语等其他语种一无所知，哪怕是像中文这样的大语种也大抵如此。而翻译给文学作品带来的损耗和误解是可想而知的。
诺奖对写作的另一个影响是世界图景下的文学大同想象。自上世纪初以来，诺奖的历史就是逐步诠释文学全球化标准的历史。要进入这个历史，来自边缘文学区的参与者们就会陷入揣摩的心态。为了获得世界文学中心的认同，他们中的一部分放弃了自己的民族性，而另一部分则夸大了这种民族性，因为民族性有时被视为障碍，有时又被视作更好的敲门砖。但这看上去都是“一厢情愿”的，既可能是强者的一厢情愿，也可能是弱者的一厢情愿。
在《新法兰西杂志》1924年的一篇文章中，让·卡索（Jean cassou）清晰地分析了法国评论机构的主要怪癖：“我们希望外国人使我们感到惊讶，但我们却准备告诉他们如何做，似乎他们的作用就是为了能为我们的乐趣服务，而不是为他们的种族。”
1913年，诺贝尔奖颁给印度的泰戈尔，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是对小语种文学的尊重，而是“不断加强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者不断得到满足的殖民者自恋倾向发展的产物”。事实上，泰戈尔不是印度人向委员会推荐的，而是由伦敦皇家文学社引荐的，获奖也是在《吉檀迦利》唯一的英文版出版之后才定下来的。
诺奖使得边缘文学区的写作进入了一种去历史化的操练。文学评论家查尔斯·拉森（Charles R.Larson）就认为，在这种机制下产生的非洲文学只消改改人物和地点的名称就能转化成美国小说。
而实现去历史化的途径之一，就是对写作技术的仰赖。这方面，马尔克斯可视为一个代表。《百年孤独》几乎集结了西方对拉美的全部想象，也抓住了拉美人阴郁的情绪，既显得异域风情，又不无民族主义。但它提供的可能恰恰是一种地区理解的简便法，像一块八面玲珑的意愿磁石。
这块磁石，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愿意承认的，也是拉美独立战争后的独裁者愿意看到，并加以鼓励的。它的被高估是出于一种时代的合谋。在马尔克斯之前，拉美小说如果说有什么传统，那就是致力于发现和表达周边地区的真实处境，并试图介入其中：残酷的地理事物、与原始大自然的斗争、阶层社会的观察和国家不安的纷争等。虽然这样的作品大部分在艺术性上还显得粗糙，但却是基于自身的历史写作。
在三联书店评选的“20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100本书”中，《百年孤独》位属第一。它曾引起中国作家一场持久的仿写运动，比如莫言、贾平凹、余华、马原、苏童、格非、阿来等，几乎囊括了所有创作活跃的前线作家。马尔克斯对中国影响之深远，其实也是诺奖世界图景下文学大同的一个投射。
但无论文学的世界，还是世界的文学，更重要的不是大同而是多样化。正因如此，面对这样的影响，现在我们已经很难拍着胸脯说，它是完全有益的，或许我们正在步入它的后遗症期。
◎ 来源| 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