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书治要》：六十余部珍贵经典，铸就贞观之治理论框架

谈及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治世，唐太宗君臣共同开创的“贞观之治”，堪称典范。这段时期，从大环境看，当得起一切形容治世的褒义表达：吏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而以政治生态论，太宗君臣对历代治乱兴衰的主动借鉴、反躬自省，君主纳谏与臣子直谏形成的良好互动，乃至臣子对君主的“偶有冒犯”，常为后人津津乐道。

要探寻贞观君臣在讨论与确定大政方针时，遵循了哪些基本共识，这些共识的理论渊源何在，有一部大书可以提供丰富的参考—这就是《群书治要》。

唐太宗用十个字，概括了读《群书治要》之后的收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并说自己对这部书，已经看重到“手不释卷”的程度。

贞观之初，名臣编修

贞观初年，唐太宗稳定内外局势后，随即开始着手发展生产，以图国家强盛。同时，他很注意总结历代的统治经验，尤其是隋朝二世而亡的前车之鉴，使他深入思考如何不重蹈覆辙—最重要、最直观的方法，自然是以史为鉴，从中国历代典籍中挖掘精华，借鉴往圣先贤的智慧，以期实现长治久安。因此，魏徵、虞世南、褚遂良（一说褚亮）、萧德言等受唐太宗之命，从六十六部经典里，选出与治国经验联系最为紧密的内容加以编辑，最终于贞观五年（631）完成，合为五函，共五十卷。

这几位编选人员的身份，值得一一加以介绍：领衔者魏徵，是敢于犯颜的诤臣，也是博闻广记的学者，贞观三年（629）起任秘书监，掌管经籍图书等事务，晚年更主持编修《隋书》；虞世南，曾得到唐太宗的高度评价：“世南一人，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绝。一曰忠谠，二曰友悌，三曰博文，四曰词藻，五曰书翰。”褚亮，著名书法家褚遂良的父亲，为人严正刚肃，曾跟随皇帝出征；萧德言，儒门之后，博涉经史，尤通《左传》，贞观中任著作郎，兼弘文馆学士，颇为时人敬重。

由这些学识广博又有治政经验的人物合作编成的《群书治要》，其权威度和实用性，可谓不言而喻。

博采群书，合为治要

对于这样一部“采经史百家之内嘉言善语、明主暗君之迹”的大书，唐太宗非常满意，下诏褒奖道：

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

大意是说，我从前忙于打仗，顾不上学业，想要学习先王之道，总觉茫然不得要领。看完这部书，立刻耳目打开，懂得如何向古圣先王学习治国之道，遇到事情不再迷惑。编书诸位，功劳甚大。

其中的“博而且要”，高度概括了《群书治要》的特点。

先说“博”。“博”，首先指的是此书时间跨度长，“上始五帝，下迄晋年”；其次是选材范围广，《隋书·经籍志》分古代图书为经、史、子、集四部，此书选材包罗经、史、子三部，因为集部多为文学作品，与治国理政关联不够密切，故而未列入考虑范围。

《群书治要》选入的经、史、子各部，分别包含了多少种书呢？

经部十二种，选录了《周易》《尚书》《诗经》《左传》《礼记》《周礼》《孝经》《论语》的内容，还选入了未被列入经书的四部著作—《周书》《国语》《韩诗外传》和《孔子家语》。

史部六种，选录了《史记》《吴越春秋》《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六部史书中的内容。其中的《晋书》，据考证，是十八家记载晋朝历史的旧著中辑录而成，以臧荣绪《晋书》为主，而非房玄龄等撰的《晋书》。

子部四十八种，节录了《六韬》《阴谋》《鬻子》《管子》等子书中的部分内容，涵盖儒、道、墨、法、兵、杂等多个学派。

再看“要”。一是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精心选取六十六部代表性著作，二是编者没有简单地照录全文，而是用心摘选最具现实指导意义的语句或文段。可以说是从精华中再选精华。

魏徵自述编选原则，要“见本知末，原始要终，并弃彼春华，采兹秋实。一书之内，牙角无遗；一事之中，羽毛咸尽”，想使观书者得以见本知末，明白事情的完整过程，采编中，舍弃辞藻华美的文章，选取具有实效的篇目。一书之内，节录的片段完整没有遗漏；一事之中，毫毛细节全都保存。也就是在保证文章体例不变的前提下，对全篇有所剪裁，使文意更加鲜明突出。

全书的编修，始终贯彻“博”“要”两个原则，正和魏徵《群书治要序》中的叙述相呼应—“采摭群书”“本求治要”，也即选取群书精华，以求治政要领。

无论是编者魏徵，还是读者唐太宗，都由衷地希望：这套鉴览前古的大书，能够稳稳当当地传下去，百年千年，造福后人。

但是后来，这部书命运之坎坷，远超贞观君臣的想象。

一度失传，辗转回归

《群书治要》编成后，唐太宗自己反复阅读，还下令抄录了一些副本，赐给太子及诸王，作为重要的从政治国参考书。天宝年间，唐玄宗从李泌处获知此书后，也下令抄录了副本，分赐太子以下。

从文献著录来看，《旧唐书·经籍志》尚录有“《群书理要》五十卷”（为避唐高宗李治讳，此书在唐代也称《群书理要》），《新唐书·艺文志》又改为“《群书治要》”，也为“五十卷”，但到了《宋史·艺文志》中，这部书仅录为“十卷”。大致可以推断，到了南宋时，此书便已不全，后来，甚至这十卷也佚失了。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此书一是藏之秘府，仅为少数皇室成员所拥有，二是当时雕版印刷技术还不成熟，大部头手抄本普及困难，三是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国势转衰，图书多毁于战火，《群书治要》抄本也未能幸免，变得残缺不全。

不幸中的万幸是，安史之乱以前，日本、朝鲜等国纷纷派遣使者前来学习汉文化，天宝十二载（753），恰有日本最大规模的一次遣唐使来朝，玄宗特许日本使节进入宫廷秘府，使之得观典籍。据相关研究，很有可能就是在这次，遣唐使把《群书治要》的副本带回了日本。这部书因为种种原因失传于海内，但却东传日本，奇迹般地保存下来。

天明年间，德川家康后裔尾张藩主启动重刊工作，天明七年（1787，清乾隆五十二年），《群书治要》校勘整理本重刊行世，这就是现在通行的《群书治要》尾张本，也称“天明本”。

“天明本”问世十年后，宽正八年（1796，清嘉庆元年），此本由中国商人携回本土。著名学者阮元巡抚浙江，发现了一批未能收进《四库全书》的珍稀古籍，其中就有《群书治要》。阮元依照《四库全书总目》例，为每书撰写提要，将此书连同其他稀见难得之书一起，共175种，进献给嘉庆帝。嘉庆帝十分高兴，据传说中夏禹登宛委山而得金简玉字之书的典故，赐名《宛委别藏》。

略有缺憾的是，“天明本”《群书治要》，仍有三卷失传，分别是卷四（《春秋左氏传（上）》）、卷十三（《汉书（一）》）和卷二十（《汉书（八）》），但无论如何，《群书治要》的失而复得，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幸事。

魏徵在《群书治要序》中提到，希望这部书“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也就是说，用在今天，足够以古代作为鉴戒；传到后世，能够为子孙安排打算。的确，《群书治要》虽诞生于一千多年前，但其蕴含的历史经验、治政理念、思想精华，直到今天，仍有丰富的现实意义。尤其对于治政者而言，读《群书治要》，能够起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的作用。

从本期开始，本刊特邀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群书治要》传承工作委员会的讲师团队，对《群书治要》进行分主题选读。“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群书治要》中蕴涵的丰富治政理念，相信今人必能切实体察，学以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