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讲话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篇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充盈着中华文化独特气韵，具有强大的指导性。从本期开始，我们邀请专家学者对这篇重要讲话进行系列解读。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发出了“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的号召，并深刻阐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第一条就是突出的连续性。“我们文化不断流，再传承，留下的这些瑰宝一定要千方百计呵护好、珍惜好。”“将来传下去，还要传五千年，还不止五千年。”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的嘱托，表达了赓续中华文脉、泽被千秋后世的使命和担当。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而绵延至今的古文明。德国学者卡尔·维塞林在他的《中国》一书中说：“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民族拥有像中国这样不间断发展的历史……中国人是能将他们的历史追溯到远古时代的唯一一个文明民族。至今，中国人主要还是依托其祖先们在人类孩童时期所创造出的文化。自然地，中国也受到过外来的影响……印度的影响，特别在宗教和艺术上，也是值得一提的。但这一切都改变不了下列事实：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经历了时代的变迁，善于将外来的东西变成自己文化的一部份。再没有比追溯中国发展的轨迹、探索欧洲古文明相继沉沦而中华民族数千年经久不衰的奥秘更有意思的了。史宾格勒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所有的文化经过兴盛之后必定会衰亡。中国就是相反的佐证。虽然中国的文化停滞了数百年，但在这个精神与机体健康的民族中沉睡的那股力量，完全有可能使中国摆脱眼前的困惑，再次走向新的繁荣。”

中华文明为什么具有突出的连续性？这个问题引起了中国人自身的思索，更引发了世界开明哲学家的深思。在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过程中，很多因素都曾起到作用，但必须把握其中最关键的几个因素。唯有如此，才能明了如何使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在这个过程中，应当弘扬什么、创新什么、摒弃什么，才能在守正的基础上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才能真正秉持开放包容的精神，明了应该学习什么、开放什么、包容什么，建设真正意义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一、传承的工具—汉字的发明和使用

汉字是中华文明得以传承至今的关键因素，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石，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纽带。汉字作为当今世界最古老的文字之一，集音形义于一体，是一种智慧的

符号。

声音言出即逝，汉字经久不衰。汉字从甲骨文、金文、简帛书，到小篆、隶书、楷书，可谓一脉相承；虽然音形义多少有所变化，但汉字作为语言文字的载体性质亘古不变，并且本身具有教化的内涵。陈寅恪先生云：“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德国哲学家凯泽林对东方文化推崇备至，尤其认为中国的文字值得赞扬，因为它不仅象形、象声，而且象意，最能运载精神文化的奥义。中国文字好像是一种含意深刻的艺术品，高标在摩天的层楼上。平地视之殊难尽其超妙，非提神仰望不足以语其崇高。像这样的文化，可以说是“品德文化”。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人，必须有高深的修养，才能领略到其中的真义与优美。由于东方崇高文化的陶镕，所以历代不断产生哲人和圣人。在其作品《一位哲学家的旅行日记》中，他说：由于图像的存在，这种文字比语音表达得更多。形而上学的意识以及内心深处的宗教感受，这些都是无法用其他语言来表达的；但是，中文能够做到。

二十世纪早期，有人提出应当废除中国汉字，认为应该将汉字改变成为一种拼音文字。曾任莱比锡大学东亚学系主任的德国学者艾尔克斯博士对这种提议做出深刻评论：“中国文字是连接人民和国家的纽带，放弃它就意味着将国家拱手让给外国。正因如此，欧洲文化的某些代表们才会这么起劲地想要废除中国文字。没有这种文字，中国同东亚文化圈各国人民的精神联系也将会停止，至少会受到严重影响，对中国教育的严重后果更是不可估量的。这将使中国与其昔日累积的精神财富割裂、与其文学遗产割裂、与其艺术财富割裂；中国的精神文化将会沉沦，中华民族将会失去其赖以生存的根本，并成为外国的附庸。”

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英国学者汤因比曾说：“当我四五岁的曾孙女也到了我这般八十二岁高龄的时候，若届时人们已经采用了一组数量精简的中国汉字作为国际沟通书面文字，就如同阿拉伯数字已成为世界通用的数字书写形式一样，我个人对此一点都不觉得惊讶。此事乍听之下或许会令人感到奇怪，因为像汉字这样的表意文字较任何所有拼音文字都更为复杂，而且基本字数的数量也比字母多，因为表意文字表达的不是基本的语音元素，而是一个意念。即便如此，象形文字依然拥有一项重要的优势：语音会改变，但是人们的概念却是相对不变。我举一个例子来阐明我的想法。假设有一个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人复活了，他前往当今的希腊并且尝试着与当地居民交谈，但是却没人能听懂。此时，古希腊人和现代希腊人都讲的是希腊语，然而，因为语音、文法，以及字汇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至于这位复活归来的古希腊人与现代希腊人彼此都无法沟通。可是，如果有一个公元前五世纪的中国人在今日复活，且让我们假设他就是中国的孔老夫子，并且假设复活的孔子恰巧遇见了毛主席；这两位中国人并不会试图用言语来和对方沟通，他们会警觉到，倘若他们是以说话来进行沟通，那么他们就会如同先前的希腊人一样，彼此听不明白。这两位并不说话，而是把自己的话写下来进行沟通；他们所写的文字古今一致，其行文（文言文）的方式，也是古今不变的，从而让孔子与毛主席实现交流。因此，中文所拥有的这个优越性，是我们这些使用拼音文字的人们应当要牢记在心的。语音会变，这是任何语言都无法抵挡的趋势，这是拼音文字所存在的重大缺陷，无论使用哪一种拼音系统，都避免不了这个缺陷，拉丁文存在这个缺陷，希腊文、俄文、阿拉伯文，以及希伯来文等文字亦复如是。这个缺陷是所有拼音文字所固有的，而且，正因为有这个重大的缺陷，令拼音文字在帮助语言不通的人们实现互相沟通方面，作用有限；即使是同一种语言，拼音文字也对身处不同时代的读者之间进行沟通方面，作用不大，因为语音早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可见，汉字的发明和使用是使中华文明得以不中断地承传至今的重要工具。中国的文字是智慧的符号，集音形义三者于一体，即使读音发生变化，但形象相对稳定，后人始终能够通过形象理解大致含义；文言文是古人创造的传承文化的伟大工具，将口语和书面语区分开，语言习惯会随着时代风俗发生变化，而落在书面的文言格式相对稳定，含义不会出现太大偏差。

二、传承的内容—志于道，据于德

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至今没有中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在于它是“志于道”的文化，追寻的是宇宙人生的大道。《论语》中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可谓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纲领性概括。这里的“道”，亦即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作为终极旨归意义的宇宙万有的本体。在中国古人那里，学习一切技艺，从事一切职业，都不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为道的途径、得道的方法。“得道之人”在不同学派也有不同称呼，在《周易》中称为大人，在儒家称为圣贤，在道家称为真人。

得道之人具有的一个重要特点—无所不知，即“全知”。这就决定了求道的方法与求学、求知的方法不同。老子指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得道之人正是通过无知、无为的方式达到了无所不知、无所不为。而在求知、求学的过程中，即使知识再丰富，但只要有知，就会有所不知，就不可能达到“无所不知”的境界。而圣人用心如镜，其“无知”的心境，犹如镜子一般光明洁净，本身没有任何图像，但谁来都可呈现其相。镜子起作用所达到的状态就是“无所不知”，而其自身仍保持一尘不染（无知），寂而常照，照而恒寂。这说明，求“道”开启的是自性的明德智慧，即《大学》中所讲的“明明德”。这种自性明德是人去除思虑后达到的本自具足、本自清净、本来如是的境界，而知识则是通过人的思维想象逻辑分析等设计而得来。古代修道之人通过“涤除玄览”“心斋”“坐忘”“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等等方式成为得道之人。

中国古人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即任何人通过学道都可以成圣成贤（“全知”）。中国古人很早就形成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世界观，正如王阳明所说：“夫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在这种“一体之仁”的观念之下，父与子、夫与妇，乃至兄弟、朋友、君臣、国家之间都是和谐一体的关系，因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这种整体思维的模式下，中国虽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但是仍然保持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乃至国与国之间的和谐相处，从而使得中华文明作为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文明得以延续。究其原因，在于中国人在绝大多数的历史阶段中都尊重了古圣先贤“志于道”的发展方向，遵循了“天人合一”的世界观，采取了“一体之仁”的整体思维方式，坚持了“民胞物与”的道德观念。

荀子说：“道者，古今之正权也；离道而内自择，则不知祸福之所托。”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些都是强调唯有顺应“道”来修身治国，才能达到理想效果，否则必然败亡。而“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这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恒常不变，而体现和落实这些常道的方法和形式，则可随时代发展而加以适当取舍和创新，这就是“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志于道”的文化，强调“一体之仁”的德性论，这是理解中华文明具有突出连续性的关键，也是理解其他突出特性的密码。《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人无论是在处理与家国社会之间的关系，还是在处理与天地自然之间的关系时，都崇尚效法于“道”，循“道”而行。因此，讲经教学的场所也因而被称为“道场”（有讲道、行道、弘道之人才能是名副其实的“道场”）。一言以蔽之，按照“志于道”“合于道”的方向和标准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延续至今的最重要原因。

三、传承的载体—文章、礼乐、文化

传道、弘道都需要有一定的载体。中国古人强调“文以载道”“以文化人”。“文”的甲骨文和金文象人身上花纹的形状，文的本义为纹身。《说文》云：“文，错画也，象交文。”后来，“文”泛指符号，引申为文字（“独体为文，合体为字”），后来又有了文章、礼乐、曲调等意思，表现在事理方面是伦理、道德、礼乐、制度、哲学、文艺、历史、科学、宗教、法律、风俗、习惯等。

“化”的甲骨文和金文象两个人形，一个正立（人），一个倒立（），变化颠倒之意。“化”的本义为变化。《说文》：“化，教行也。”是“化”的引申义，意为人受教而变化。人们接受教育，变化气质，改过迁善，在各方面起了若干的变革，这种“变革”就称为“化”。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教行于上，则化成于下。”《说文》将“化”字归入部而不归入人部，是在强调“人者”，而不是“于人者”。“人者”就是所谓的“上”，是施行教化的关键一方，更是寓意正己才能化人。

“文化”二字合而言之，就是以文字、文章、礼乐等文艺形式变化人的气质，达到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的目的。这说明，圣人顺应天道自然的规律以及社会人伦大道之礼来教化人民，强调无论是文字、典籍、礼乐还是其他艺术形式，都以承传和弘扬“道”（如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等）为宗旨。

典籍文章记载的是古圣先王“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智慧和方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验和教训。《群书治要·序》云：“载籍之兴，其来尚矣。左史右史，记事记言，皆所以昭德塞违，劝善惩恶。故作而可纪，薰风扬乎百代；动而不法，炯戒垂乎千祀。”中国古代史是一部不间断的有文字记载的信史。在经史子集等典籍的熏陶下，中国古代士人形成了特有的精神品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等。习近平总书记参观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的目的，也是在提醒人们：深入经典、学习历史是弘扬中华文化、培育民族精神的最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