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资于治道：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第三季书目已经发布，“四书”之一《孟子》、战国时期的哲学著作《墨子》、中国古代农科史上最完备的一部总结性巨著《农政全书》，以及《灵宪》《营造法式》《论衡》《海国图志》《颜氏家训》《左传》《资治通鉴》《华阳国志》等十余部闪烁着多元先贤思想光辉、流传千古的中华典籍将在新一季节目中与大家见面，涉及史学、文学、科技、医学等不同领域。我们将对这批典籍进行逐部解读。

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十月，司马光出生于光州光山（今河南光山县），其父司马池当时正好为光山县令，便为爱子就地取名为“光”。成年后，司马光取字君实，又号迂夫，晚号迂叟。因司马光祖籍为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故世称“涑水先生”。

司马光从小沉着冷静，曾以石破瓮相救落水伙伴，事迹让“京、洛间画为图”，传为一时美谈。而且他很早便展露出史学天赋，在听了别人讲解《左传》后，“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旨，自是手不释卷，至不知饥渴寒暑”，因此他年甫二十，便一举高中进士甲科，时为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

他弱冠仕宦，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和哲宗四朝，可谓四朝元老，不仅在中央担任过馆职、谏职，又在地方上做过判官、通判：为谏官时敢于直言切谏，尤其在劝说仁宗早立皇储一事上居功甚伟，促使仁宗最终确立侄儿赵宗实（后改名赵曙，即为宋英宗）为继承人；而为并州通判时，甚至制定过系列边防政策以应对来犯的西夏。当然，他仕宦生涯中最为我们熟知的，则莫过于他曾激烈地反对王安石变法。

而司马光晚年虽隐居洛阳，但德高望重，且有爱于民，当时不仅“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马相公”，甚至连“妇人孺子亦知其为君实”。元丰八年（1085）四月，神宗去世，年幼的哲宗继位，神宗之母高太后垂帘听政，立即召司马光回京辅政，担任实际宰相，但此时司马光早已病骨支离，加上他坚持“躬亲庶务，不舍昼夜”，所以仅过了十八个月，便于次年，也就是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九月病逝，时年68岁，朝廷赠太师、温国公，谥曰“文正”，后世又尊称他为“司马温公”或“司马文正公”。

总之，司马光一生曲折复杂，感兴趣的读者可参看《宋史·司马光传》以及苏轼《司马温公行状》等史料。除了从政，他还以毕生的精力做成了一件大事，那便是成功编修《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称为“史学双璧”，辉映千古，这里我们便专门聊聊司马光与《通鉴》的故事。

缘起：史学浸微

《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编年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迄于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记事以朝代为纪，共分为十六纪，囊括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以及五代十国共1362年的历史，是中国编年体通史中包含时间最长的一部巨著。《通鉴》本身共有294卷，假如算上与它一同进呈神宗皇帝的《通鉴目录》30卷和《通鉴考异》30卷，那么合计354卷。

为什么司马光要编修这样一部大史书呢？

这是因为当时存在“史学危机”。后来协助司马光编修《通鉴》的助手刘恕，在《通鉴外纪·自序》中回忆道，原来早在宋仁宗嘉祐年间，司马光便曾对他说：“《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莫能竟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浩如烟海的史籍吓退了不少人，导致人们读史往往“厌烦趋易”，浅尝辄止。

而且在仁宗统治期间，北宋进入了鼎盛时期，史称“仁宗盛治”，社会“承平日久”，自然“人愈怠堕”，需要刻苦研习的史学自然少人问津，而某些“功省易习”的学问自然大行其道，最终导致“史学浸微”，史书“行将泯绝”。

何况当时人们读史，目的颇为狭隘，主要是想从史书中学习文学技法以提升写作水平，从而忽略了总结历史上的成败得失经验。刘恕便批评道“学者牵于属文，专尚《西汉书》，博览者乃及《史记》《东汉书》”。更可怕的是，尽管“近代士颇知《唐书》”，但“自三国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识”，许多人已弄不懂基本的历史知识了。

而司马光不仅是“少好史学”的史学家，更是心系国家治理、百姓福祉的政治家，如何解决人们浅学史、不明史的“史学危机”？一方面，他认为有必要综理群史，“删削冗长”，“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以便人们阅读；另一方面，究竟要删些什么，又要取些什么？司马光认为要以史为鉴，“举撮机要”，即“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进〈资治通鉴〉表》），将史书中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以便人们借鉴。

历程：十九个春秋

为了编出《通鉴》，司马光前期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他先行编修了《通志》八卷，该书记载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至秦二世三年（前207）的历史，称得上是《通鉴》最初的稿本。

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四月，这年司马光四十八岁，他将《通志》上呈英宗。英宗读后，“悦之”，将这部书称为“论次历代君臣事迹”，又见司马光在《进〈通志〉表》上自称“力薄道悠，久而未就”，于是下诏帮他解决修史过程中地点、人员、资源以及费用等难题，使他得以安心地“续其书”：让司马光在崇文院设立书局，可自行选择协修人员，并可借阅龙图阁、天章阁，“三馆”（昭文、集贤、史馆）以及秘阁所藏的皇家图书，至于修史开支则由朝廷一力承担。此时，编修《通鉴》不仅是司马光个人的愿望，更是北宋皇家大力支持的“文化工程”，所以我们通常将这年视作《通鉴》的始修之年。

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英宗去世，宋神宗赵顼即位。同年十月，司马光初赴经筵，为神宗皇帝进读《通鉴》。与他父亲一样，神宗也十分喜欢这部史书，不仅“称美久之”，还亲自为这部书作序，并让司马光在书成之日后再放入书中。

在序中，神宗皇帝高度认可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重大意义，并在序言的最后为此书赐名，“《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从此，这部书既不叫《通志》，也不叫“论次历代君臣事迹”，《资治通鉴》成为它唯一的“身份证”。

熙宁二年（1069），神宗决定通过大刀阔斧的变法，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他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全面负责变法事宜，史称“熙宁变法”或“王安石变法”。为了推行新法，王安石声称“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司马光全力反对新法，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也”。两人在朝堂上针锋相对，势同水火。并且由于司马光反对新法，他与神宗摩擦不断，关系紧张，眼见神宗锐意改革，变法已成定局，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司马光便自请离开朝廷，寻个清净之地继续完成未竟的编书事业。

熙宁四年（1071），司马光开始隐居洛阳，并以书局自随，专心编修《通鉴》。虽然神宗与司马光政见不合，但依然十分关心《通鉴》的编修进度，“数促使终篇”，除了优待司马光，“给之禄秩，不责职业”，而且还“赐以颍邸旧书二千四百卷”，所以司马光才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地修史。他在洛阳修史前后凡十五年，直至元丰七年（1084）十一月，才最终完稿，上呈神宗，此时的司马光已是六十六岁了。

从治平三年至元丰七年，司马光修史共花了十九年，倘若算上前期的准备，起码在二十年以上。而这项繁重的工作已几乎耗尽他的精力。在呈书之后，他很快开始辅政哲宗，精力大幅衰退的他又事无巨细地处理政务，又哪里能支撑得住？为国为史操劳一生的司马相公，在两年之后便溘然长逝。

历史价值：网罗宏富，体大思精

《通鉴》的历史价值主要体现在以制作丛目和长编为核心的历史编纂方法、以政治史为中心的编纂内容和以史为鉴的编纂思想当中，均充分体现出司马光的史学成就。

上面讲了司马光修史的大致历程，那么具体来看，他是如何组织这一千三百多年间头绪纷繁、矛盾重重的史料，一步步编成《通鉴》呢？

一个好汉三个帮。司马光先是组建好修史团队，他陆续请来刘攽、刘恕、范祖禹三位“史学大牛”协助编修，并让他们各自负责自己熟悉的朝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资治通鉴》称“史记、前后汉书属刘攽；三国、南北朝属刘恕；唐、五代属范祖禹”。具体要做些什么呢？制作丛目和长编。

所谓丛目，就是爬梳排比史料。协修人员将从正史、杂史、传记、小说以及诸家文集中搜集的各类史料，先概括为若干事目，再将事目按照年、月、日加以排列，并在最后注明篇卷所出；倘若不知道具体时间，那么按照“无日者附于其月之下，称‘是月’，无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称‘是岁’，无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有无事可附者，则约其时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的方法进行梳理。

所谓长编，就是对丛目加以整理、鉴别和考证，做出编年史的初稿。编写的原则是“宁繁毋略”，方法是“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倘若一事记载自相矛盾，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而“证据不分明”的史料并非弃之不用，而是注于正文下方，“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而这个处理史料的方法，又称作“考异法”，好处是能够将史料尽可能完整地呈现出来，并交由后人判断真伪。后来，司马光将原本注于正文下方的考异通通移出，单独成书，编成《通鉴考异》三十卷。

等长编完成后，司马光再对长编删繁取简、考订异同、润色文字、撰写史评，最终定稿，这个工作相当艰巨，张煦侯先生《通鉴学》所说“丛目所以比次异闻，如工厂之原料品；长编则乃稍加修辑，如工厂粗制品，此二者皆助修者之事。若温公之笔削成书，则譬如工厂之精制品也。”比如唐代长编原本有六七百卷之多，但经司马光删改后仅剩一百多卷，可谓取精用弘。司马光去世后，洛阳保存的《通鉴》残稿还能装满两个屋子，可想而知司马光编史时工作量之大。

得益于司马光正确运用以丛目和长编为核心的历史编纂方法，加上团队三人各展所长、各负其责，所以《通鉴》史源广阔、史序合理、史实可靠，而且风格统一。《提要》盛赞《通鉴》“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诚非虚言。而《通鉴》的编修，正是个人统筹负责与团队分工协作的典范，对于我们今天集体编书或者开展项目式合作，依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而司马光“资治”的编修目的，则决定了《通鉴》以政治史为中心的编纂内容，全书注重记载历史上王朝治乱兴衰、得失成败的政治事迹，让人们看到一个王朝是如何“其兴也勃焉”，又是如何“其亡也忽焉”，张之洞便说：“若欲知历朝大势，莫如《资治通鉴》及《续通鉴》。”

同时，《通鉴》对历代重要典章制度、关键政治人物更是详加记载，善恶必书。在典章制度上，不仅记载了曹魏屯田制、北魏均田制、唐代租庸调制和“两税法”等经济政策，又记载了汉代察举制、魏晋九品官人制、唐代科举制等政治制度；而在政治人物上，除了记载汉文帝、汉景帝、唐太宗等贤明君主事迹，更是大胆揭露昏君奸臣、贪官污吏种种令人发指的丑恶行径—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不妨将《通鉴》当作一部中国政治史来阅读。

战争是政治的延伸和集中体现。《通鉴》大量记载中国历史上的经典战争，做到大小毕书，生动详实地记载了马陵之战、韩信破赵之战、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夜袭蔡州等经典战例，而每战均详细记载战前庙算、战中经过以及战后复盘，从中能很方便地学习军事知识。毛泽东便说他一生曾读《通鉴》十七遍，高度赞扬《通鉴》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不妨将《通鉴》当作一部中国战争史来阅读。

在“资治”的编修目的下，《通鉴》并非简单地陈述历史，而是继承并发展史书中的史评传统，通过“臣光曰”寓评于史，总结历史规律，褒贬历史人物，增强《通鉴》以史为鉴的作用。

如在《通鉴·汉纪十四》中，司马光在记述完汉武帝一生的事迹后，先引用班固《汉书·武帝纪》中对武帝的溢美之词，肯定了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但紧接着笔锋一转，毫不客气地将他与秦始皇类比，批评他的横征暴敛与苛刻惨毒：

臣光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