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家训,以此为祖:颜之推与《颜氏家训》

作者: 钟彦亮

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第三季书目已经发布,“四书”之一《孟子》、战国时期的哲学著作《墨子》、中国古代农科史上最完备的一部总结性巨著《农政全书》,以及《灵宪》《营造法式》《论衡》《海国图志》《颜氏家训》《左传》《资治通鉴》《华阳国志》等十余部闪烁着多元先贤思想光辉、流传千古的中华典籍将在新一季节目中与大家见面,涉及史学、文学、科技、医学等不同领域。我们将对这批典籍进行逐部解读。

古人讲究“修齐治平”,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视作一体,逐层推进,而“齐家”便是其中关键的环节。这是因为家庭既是个人生活的起点、道德养成的源头,又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的基石。因此,中国自古以来就相当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风传承,由此形成独具特色的家风文化。

而谈到家风文化,就不得不提由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所撰,被誉为“古今家训,以此为祖”的《颜氏家训》(以下简称《家训》)了。

芝兰玉树,欲生阶庭

家训是什么?《说文解字》:“训,说教也。”训的本义是教导,家训就是家中长辈对子孙后代的教导,又有“家诫”“家诲”等别称,可见“家训”天然带有训诫和教诲的意味。但正如之推所说:“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古代圣贤已将各种训诫的“大道理”讲得很完备了,更何况“魏晋已来,所著诸子,理重事复,递相模效”(《序致》),近世以来阐释“大道理”的著作亦是层出不穷。那之推为何还要冒着“屋下架屋,床上施床”重复说理的风险,为颜氏子孙留下一部《家训》呢?

从时代环境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门阀政治,世家大族与皇帝共享天下,而这些阀阅之家为了巩固自身的政治地位,往往十分注重家庭和家族教育。东晋时,谢安问子侄辈:“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大家一时答不上来,唯独谢玄应声答道:“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世说新语》)谢安听后很高兴。其实,希望自家子弟成为“芝兰玉树”,既是时代风气,又是人之常情,只不过在门阀政治盛行的年代显得更为突出,颜氏家族也不例外。

更何况颜氏家族来头不小、世德传衍,据之推所说,他们先祖“本乎邹、鲁,或分入齐,世以儒雅为业,遍在书记”,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祖上乃孔子高足,所谓“仲尼门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颜氏居八人焉”(《诫兵》),比如位列孔门“德行”首科的颜回,正是之推的祖先。

即便不提远祖,单说近百年来的,颜氏家族也堪称门风优良、人才济济。之推九世祖颜含,东西晋之交的儒士,《晋书》盛称其“雅重行实,抑绝浮伪”,其三子“并有清誉”。之推的祖父颜见远、父亲颜协“并以义烈闻”,而且颜协还“博涉群书,工于草隶飞白”。

正因此,之推才自信地宣称“吾家风教,素为整密”(《序致》),他不仅深受颜含遗训的影响,如“婚姻素对,靖侯成规”(《治家》,颜含谥曰靖)、“汝家书生门户,世无富贵;自今仕宦不可过二千石,婚姻勿贪势家”(《止足》),而且还称自己尚在年幼之时,便跟随两位兄长侍奉父母、学习礼仪,家中长辈也循循善诱、温言勉励,“问所好尚,励短引长,莫不恳笃”(《序致》)。祖辈代代相传的好家风、长辈耐心的教育、家庭的温馨氛围,都让他深以为念。

所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特别注重子弟教育的环境影响下,加上之推从小便深受颜氏家风的熏陶,又出于希望子孙成长成才的人之常情,他都感到有责任要写作《家训》,将颜氏家风传承下去。

身仕四朝,饱经世患

之推之所以要留下《家训》,除了时代的影响和家族的传承外,更与他“生于乱世,长于戎马,流离播越,闻见已多”(《慕贤》)的人生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

颜之推(531—约590),字介,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西晋永嘉之乱后,颜含随晋元帝衣冠南渡,颜氏遂定居江宁(今江苏南京),世代繁衍。等到之推出生之时,北有东魏、西魏政权,南为南梁政权,正由梁武帝萧衍统治,而此前南方已历经了东晋、刘宋和南齐三个政权的更迭了。

我们知道,之推从小便深受父辈的勉励,但不幸的是他九岁丧父,家道中落。面对颜家“家涂离散,百口索然”的困局,之推的兄长便扛起了家庭的重担。或许是怜惜幼弟,他们不免对之推有些过分宠爱,管教不严,以至于“有仁无威,导示不切”(《序致》)。

之推十二岁时,遇上武帝第七子梁湘东王萧绎讲解《老子》《庄子》。他出于一时好奇,便与萧绎的门徒一同听讲,但空谈玄理并非其所好,回来便开始精研家传的《周礼》《礼记》《左传》等儒家学问,同时“博览群书,无不该洽”,并写得一手“辞情典丽”的好文章,“甚为西府所称”。

之推年少得志,又在过于宽松的环境下成长,因此颇为当时纵情任性的名士风度所染,“好饮酒,多任纵,不修边幅”,与其父颜协“修饰边幅,非车马未尝出游”的端方形象恰成鲜明对比,“时论以此少之”。

然而,承平的岁月很快一去不复返。太清二年(548)八月,南梁爆发侯景之乱。太清三年(549)三月,侯景攻陷台城,软禁武帝;五月,武帝在忧愤交加中被活活饿死。太子萧纲随后即位,改元大宝,是为梁简文帝——而这年之推刚好十九岁,在局势危急之下,他“未成冠而登仕”,被萧绎任命为湘东王国常侍,加镇西墨曹参军。

大宝元年(550),萧绎派世子萧方诸镇守郢州,并命之推为中抚军外兵参军,掌管记。二年(551),侯景“访知郢州无备,兵少”,便让部下宋子仙、任约率轻骑攻袭郢州,城破,将方诸、之推等人一同俘至军中,并多次想杀掉之推,所幸侯景军中的行台郎中王则再三救护,之推才免于一死,随后他便被囚送至

建邺。

552年,侯景之乱最终为萧绎平定,他也借此即位江陵,改元承圣,是为梁元帝。此时之推也从建邺回到江陵,萧绎便命其为散骑侍郎,奏舍人事。

萧绎登基后,他的兄弟子侄都在觊觎皇位,战争仍旧继续。此时,萧绎的侄子萧詧(chá)遣使向西魏称藩,请求归附。554年,西魏派兵进攻江陵,萧詧则出兵会合。最终西魏军攻陷江陵,并“虏其男女十余万人,收其府库珍宝”,萧詧以土袋闷死萧绎后,自己则登基称帝,是为西梁——而在江陵城陷之前,萧绎竟烧掉古今图书十四万卷,造成继秦始皇焚书以来中国文化史上又一次大浩劫——而在此次江陵之祸中,之推又遭西魏所俘,但西魏大将军李穆很看重他的才华,将他送往弘农,令其执掌自己兄长阳平公李远的文书工作。

当初,梁武帝于太清元年(547)派侄子贞阳侯萧渊明接应南下投梁的侯景,不料途中却为东魏将军高澄所俘。550年,高澄遇刺身亡,其弟高洋趁机执掌朝政,并逼迫东魏孝静帝元善见禅位,自己则登基称帝,成为北齐的开国皇帝,即齐文宣帝。当江陵之祸的消息传到北齐之后,高洋便决定扶持萧渊明返梁称帝,为示友好,还特地将之前俘于东魏(北齐)的南梁使者谢挺、徐陵等人一并送还。

这时困于西魏的之推听说了此事,想着不如逃往北齐,再借北齐之手重返故国。刚好正值黄河暴涨,之推觉得机会难得,便备好船只,带着妻儿逃往北齐。途中他们闯过素有“水流迅急,势同三峡”(《水经注》)之称的砥柱险段,“时人称其勇决”。

北齐天宝七年(556),之推一家历经艰难险阻,终于顺利抵达北齐首都邺城。但人算不如天算,次年,陈霸先于南方称帝,是为南陈,梁朝正式灭亡。之推见状,只好留在北齐出仕。高洋一见之推便十分高兴,立刻任命他为奉朝请,并引入内馆之中,“侍从左右,颇被顾眄”,很受重用。后来,之推随高洋至天泉池,高洋想任命他为中书舍人,便让中书郎段孝信将任命诏书拿给之推。但之推正于“营外饮酒”,段孝信便将此事报告给高洋,于是高洋暂止了任命。

北齐后主高纬武平四年(573),北齐置文林馆,之推待诏其中,除司徒录事参军,很为名臣祖珽所重,“令掌知馆事,判署文书”,又迁通直散骑常侍,很快又为中书舍人。高纬有事要办,常令中使传旨,之推便秉旨发布文告,“馆中皆受进止”。文林馆上奏的文书,都要由之推加上封条印记,于进贤门上奏,等到答复后退出。之推“善于文字,监校缮写,处事勤敏,号为称职”,很得高纬信任,因此“为勋要者所嫉”,并想陷害他,但没有成功。不久,之推出任黄门侍郎。

576年,已取代西魏的北周发兵攻打北齐,并很快攻陷了晋阳,高纬轻骑还邺,情况窘急,计无所出。此时之推献计投奔南陈,但遭丞相高阿那肱反对,之推的计策最终不为高纬采纳,但依旧让他担任平原太守,命其守住黄河渡口。

577年,北周灭亡北齐,一统北方,之推遂入北周,并于北周静帝宇文阐大象二年(580)担任御史上士。581年,杨坚逼迫宇文阐禅位,自己登基称帝,改元开皇,是为隋文帝。之推遂入隋为官。开皇中(约590),之推被太子杨勇召为文学,“深见礼重”,不久因病去世。

之推在北齐育有二子,长子思鲁,次子愍楚,都有不忘本的意思。入周后又育一子,名为游秦。

之推几经世变,身仕四朝,既见证了南北朝乱世的终结,又目睹了隋朝开创的开皇盛世,他既被时代的洪流裹挟,却又有主动选择的“高光时刻”。因此,当他年逾花甲,病体支离,自感大限将至之时,回首平生,他或许会想到那个“心共口敌,性与情竞,夜觉晓非,今悔昨失”(《序致》),心里明知纵饮不对但却终究难改的自己;又或许会想到那个在乱世之中多次与“白刃为伍”又侥幸活命的自己……总之,之推一生丰富的经历,也让他深感有必要把自己“铭肌镂骨”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记录下来,贻留子孙,以为他们的前车之鉴,避免出现后车之覆。

《家训》何以为家训之祖

之推一生著作宏丰,《北史》之推本传称他“有文集三十卷”,其中最著名且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家训》。

通行本《家训》共有七卷二十篇,据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考证,结合《家训》出现“开皇二年”“今虽混一,家道罄穷”等语,可考知此书“实作于隋开皇九年平陈之后”,为之推晚年之作(但不排除部分篇章是他早年所作)。

《家训》一般题为“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撰”,我们今天也继承了这一说法,那为何一部作于隋朝的书,却题上北齐的官职呢?余嘉锡先生解释道:“然则古人署官衔,固有从其平生所重,而不以著书之时断者矣。”在南北朝时期,黄门侍郎负责侍从皇帝,传达诏命,并掌机密文字,地位要害,颇为时人所重,甚至《旧唐书》为之推的后人如颜师古、颜真卿、颜杲卿等人立传时,都会提及之推为北齐黄门侍郎的身份,连之推自己也说:“仕宦称泰,不过处在中品……吾近为黄门郎,已可收退。”(《止足》)可见“黄门侍郎”既是时人所重又是他本人满意的官职,《家训》以北齐官职题署,亦是古书常例,不足为奇。

我们知道,家训由来已久、佳作频出。例如孔子庭训孔鲤“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诫子书》),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另外如西汉刘邦《手敕太子文》,东汉伏波将军马援《诫兄子严、敦书》、经学大师郑玄《戒子书》,魏晋时期王肃、王昶、嵇康、杜预等各有《家诫》。那么成书于隋朝的《家训》,在历史上并非出现得最早,并且作者之推只是普通文官而非王侯将相,那它为何独享“古今家训,以此为祖”(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美誉呢?

从体裁上看,此前家训通常是以警句、单篇文章或篇幅较短的书籍出现,而《颜氏家训》却改变了这点:它分篇撰写、各有主题、前后连贯,并首次以长篇书籍的体裁加以系统地呈现,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颜氏家训》(以下简称《四库提要》)所指出的:“至杜预《家诫》之类,则在前久矣。特之推所撰,卷帙较多耳。”因此它也成为中国首部家训专著,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可以说,家训这一体裁发展至《颜氏家训》已然完备,此后的家训均难以逾其范围。

从内容和价值上看,由于之推既是乱世终结的见证者,又是学问渊博的大学者,所以《家训》不仅是一部立身治家的“行动指南”,又是一部以个人视角记录南北朝历史的“私家史书”,更是一部凝聚他毕生治学精华的“学术秘籍”,其内容之丰富、价值之巨大,远非一般以训诫说教为主的普通家训所能相提并

论的。

从影响上看,此后受《颜氏家训》影响的家训类作品层出不穷、不胜枚举,如《崇文总目》便以《颜氏家训》为首,下列《家范》《开元御集戒子书》《六诫》《卢公家范》等受其影响的家训书籍。更重要的是,受《颜氏家训》影响的颜氏子孙如颜师古、颜真卿、颜杲卿等人,他们又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这又是其他家训所不可比拟的。下面我们具体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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