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田间到舌尖，从救荒到小康：漫谈《齐民要术》

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第二季，精选《永乐大典》《汉书》《礼记》《诗经》《越绝书》《文心雕龙》《齐民要术》《水经注》《说文解字》《茶经》等经典典籍，全面展现中华典籍之美。继《永乐大典》《汉书》《礼记》《诗经》《文心雕龙》《越绝书》《水经注》《说文解字》之后，让我们来一起了解《齐民要术》。

在网络游戏世界，我们常常会痴迷于开荒种菜，以至于诞生“种菜流”玩法；生活中，只要看见带点泥土的地方，无论是公用阳台，还是自家的小花盆、泡沫箱，总忍不住想往里种上点儿葱、姜、蒜或者其他什么；我国宇航员在太空种菜、维和官兵在非洲种菜、科考队员在南极种菜等新闻被接连报道，似乎更加印证了我们热爱种菜、擅长种菜的“天赋”—只有你想不到的，就没有我们种不了的。

中国自古以来是农业大国，国人骨子里仿佛就刻着“耕种基因”。我们很早便深刻认识到农业是百姓衣食之源、国家富强之基，古人云“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今天也常说“手里有粮，心中不慌”。所以我们历来高度重视农业生产经营，并将其中精华总结成为农书，北魏贾思勰撰著的《齐民要术》（以下简称《要术》），便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农学巨著。

“简历”是个谜：贾思勰到底是谁

贾思勰，谜一般的人，不仅史书没有他的传记，而且其他文献均无只言片语提起过他。目前我们掌握他的确切史料，只有《要术》宋刻残本及明清各本卷首的作者署名，均题作“后魏高阳太守贾思勰撰”，但就算是这区区十个字，依然存在很大争议。

“后魏”便是“北魏”，这点倒没什么疑问。问题出在高阳，这是因为北魏有两个高阳郡，《魏书·地形志》载，一个是瀛洲高阳郡（今河北高阳），另一个是青州高阳郡（今山东淄博）。贾思勰究竟在哪个高阳郡任职太守，从古至今，学者们做了不少细致考证，“河北说”与“山东说”也各有支持者，只是如今认为他曾是青州高阳郡太守的，逐渐占了上风。

所幸，贾思勰在《要术》中透露了他“朋友圈”的情况，提起了与他同时代的三个人，分别是皇甫吏部、元仆射和刘仁之。其中，刘仁之最值得我们关注，他名姓清楚，《魏书》有传，为进一步了解贾思勰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关键线索。

贾思勰是在《齐民要术·种谷》中提起刘仁之，夸赞“西兖州刺史刘仁之，老成懿德”，并介绍他以“区田法”耕种的成功经验。然而《魏书·刘仁之传》却说他“外示长者，内怀矫诈”，刘仁之表里不一，暂且不论，传中又说他与冯元兴交好。检《冯元兴传》，冯元兴为太子侍读时，曾与太子侍讲贾思伯一起教授年幼的孝明帝元诩读书。而《贾思伯传》中，不仅称贾思伯“与（冯）元兴同事，大相友昵”，还提到贾思伯有个弟弟叫贾思同。

如此顺藤摸瓜之下，我们不禁大胆推测：既然贾思勰认识刘仁之，而刘仁之与冯元兴交好，冯元兴又与贾思伯相善，并且思伯、思同与思勰的姓氏相同、名字相近，似乎同为贾姓的“思”字辈，那么思勰是否与思伯、思同之间有亲属关系，并借着思伯的关系网认识到刘仁之？

在没有其他更多史料支撑的前提下，根据上述推测并结合书中贾思勰对山东风物的熟悉，很多人推测思勰与思伯、思同之间为同乡、同族、同宗、同辈的堂兄弟可能性很大。又因贾思伯本传说他是“齐郡益都人”（今山东寿光），所以我们便顺着把思勰的籍贯系在齐郡益都。这就是为什么在一般的介绍资料甚至历史课本中，会把贾思勰写成是山东寿光人的主要原因了。同时，这也是为什么在《典籍里的中国》里，有关《齐民要术》的表演中，会出现“贾思伯”这一角色的缘故了。

当然，有人认为贾思勰即贾思同（见栾调甫《〈齐民要术〉考证·〈齐民要术〉作者考》），也有人认为贾思勰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一个叫贾勰的人（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齐民要术》引述吴检斋先生的说法），等等。

总之，如何写贾思勰的“简历”，这个农学史上的大难题，有待新的史料出现，方可有望得到解决。

资生必备：《要术》是一部怎么样的书

虽然贾思勰谜团重重，但不妨碍我们阅读《要术》。书名《齐民要术》，“齐民”犹言“平民”，意思是平民百姓；“要术”，字面意思是重要方法，这里特指谋生的重要方法，合起来的意思便是平民百姓谋生的重要方法。

《要术》何时成书？目前通行说法是公元六世纪三四十年代。不过在《四库提要辨证·齐民要术》中，余嘉锡先生同意吴检斋（吴承仕）先生“思勰著书，疑在梁武之末，当东魏武定末”的观点，称赞其说“详密可信”。照此说法，《要术》成书时间最晚要去到六世纪四五十年代。笔者读了吴先生考证，确感精彩，限于篇幅，有兴趣的读者可自行参看，在此不多加介绍。

《要术》全书十卷，九十二篇，十一万五千余字，书中主要反映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生产经营情况，书中常说的“中国”，指的便是该区域。由于贾思勰未曾涉足南方，也没有去过漠北，书中提到的“漠北寒乡之羊”和南方作物，只是举例补充，并不在本书重点描述的范围之内。

《要术》基本内容与结构安排，则紧扣百姓生产生活。贾思勰在自序中介绍说：“起自耕农，终于醯醢（xīhǎi），资生之业，靡不毕书。”

所谓“起自耕农”，这是因为农业中以农作物的耕种最为基础，所以书中卷一、卷二先讲耕田、收种等农事基本功及常见的水稻、旱稻等谷物作物的种植方法。

膳食以谷物为主，同时应多吃果蔬。《要术》按照从草本植物到木本植物的顺序，接着讲蔬菜和果子。卷三讲种菜，包括葵、葱、韭、蒜等；卷四讲种果树，包括枣树、桃树、李树、梅树等；卷五再顺着讲种植具有其他经济价值的树木，包括桑树（可养蚕）、榆树（可做木器）、杨树（可造房子）等。在讲完谷物、果蔬和林木等植物种植后，卷六便开始讲动物养殖，包括牛、马、驴、骡、羊、猪、鸡、鸭、鹅、鱼等古代农村常见的动物。

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不仅可以将富余的粮食加工成为农副产品，还能吃上满满一桌盛宴呢！所以卷七、八、九便讲酒、醋、酱、糖等农副产品的制作以及各种荤素菜肴的烹饪，这便是“终于醯醢”了（醯是醋，醢是肉酱，醯醢泛指调味料）。

卷十则补充记载“五谷、果蓏（luǒ）、菜茹非中国物产者”，即我国南方热带、亚热带植物。虽然贾思勰说“聊以存其名目，记其怪异耳”，但由于他引用的文献几乎都失传了，所以这卷特别具有农史价值，被誉为我国最早的“南方植物志”。

同时，《要术》尤其注重记载救荒作物，倘若某种作物能救饥赈贫，那么贾思勰在介绍完它的基本情况后，必定会强调其救荒作用，有时甚至会激烈批评不重视救荒作物的现象，如：

芋可以救饥馑，度凶年。今中国多不以此为意。后生有耳目所不闻见者，及水、旱、风、虫、霜、雹之灾，便能饿死满道，白骨交横。知而不种，坐致泯灭，悲夫！人君者，安可不督课之哉！

此外，《要术》还有部分内容是讲农业致富，集中体现在《货殖》并散见于其他篇章中。

综上所述，《要术》在内容上不仅重视救荒作物，而且囊括了农业生产经营中农、林、牧、渔、副所有门类；在结构上“起自耕农，终于醯醢”，符合农业活动中从农作物到农产品的全过程，可谓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编排合理。所以正如他所说“资生之业，靡不毕书”，帮助百姓谋生的重要方法，无不写在书中了，因此《要术》也被誉为是“中国古代农业百科全书”。

《要术》用百姓话讲谋生事，全书语言几乎没有南北朝时期常见的骈四俪六，反而通俗易懂，童子能解。贾思勰说：“鄙意晓示家童，未敢闻之有识，故丁宁周至，言提其耳，每事指斥，不尚浮辞。览者无或嗤焉。”

《要术》材料来源丰富，主要是四个方面：“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

采捃经传。摘录古书中有关农业生产经营的资料，以确保来源的权威。据统计，《要术》引书中，有书名可考的有160余种，无书名可考的不下几十种。明代胡震亨称赞道：“此特农家书耳……乃援引史、传、杂记，不下百余种，方言奇字，难复尽通，腹中似有数千卷书者。”

爰及歌谣。连带收集农谚农谣。书中收集三十多条农谚农谣，如“湿耕泽锄，不如归去”“左右通锄，一万余株”等，均为百姓在长期农业生产中总结的精华，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很强的指导作用。

询之老成。向富有农业生产经验的老农或在生产上具有一技之长的前辈请教，吸收他们宝贵经验，如书中记有皇甫吏部和元仆射酿酒的“家法”。

验之行事。贾思勰亲自观察或亲身实践。如他发现并州产的豌豆种至井陉口以东，太行山以东的谷子种至山西壶关、上党，均“苗而无实”，就是徒长茎叶而不结实，“皆余目所亲见，非信传疑”。

除去“采捃经传”，其他材料均源于百姓（包括贾思勰自己）的实践经验，真实可信，可靠管用，所以此书受到历代百姓的信任和喜爱。

《要术》在中国农学文献中地位很高。虽然《要术》之前也有农书，如西汉氾胜之的《氾胜之》十八篇（即《氾胜之书》）、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等，但大多都失传了，《要术》保存了它们部分片段，从辑佚情况来看，此前农书涵盖的农业范围远不及《要术》广大。而《要术》之后的四部大型农书，即元代《农桑辑要》、王祯《农书》，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及清代《授时通考》，均受《要术》影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农桑辑要》便说“大致以《齐民要术》为蓝本”。因此《要术》不仅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农书，更是承前启后、影响最为深远的农书。

为民爱民：贾思勰为什么要写《要术》

如上所述，《要术》无论从宗旨、内容、结构、语言还是材料等方面，均来源于百姓、服务于百姓，贾思勰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接地气”的著作？我们从《要术》中他自述的两件事，便能知他良苦用心所在。

从社会背景看，贾思勰亲历“杜葛之乱”。北魏孝昌元年（525），杜洛周、葛荣等人不满北魏统治，相继起事，转战河北，烧杀掳掠；永安元年（528），二人先后兵败身死，史称“杜葛之乱”。

杜葛之乱沉重地打击了北魏的社会经济，导致连年饥荒，百姓食不果腹。贾思勰在《种桑柘》写道“故杜葛乱后，饥馑荐臻”，幸好黄河以北的百姓平时懂得储藏桑葚干，大户人家藏有百石，少的也有数十斛，百姓便靠着吃桑葚干活命，“数州之内，民死而生者，干椹之力也”。《魏书·崔孝暐传》也有类似的记载：孝庄帝初年（约528），崔孝暐担任赵郡（今河北赵县）太守，当地“罹经葛荣离乱之后，民户丧亡，六畜无遗，斗粟乃至数缣，民皆卖鬻儿女”。恰逢“夏椹大熟”，崔太守同样认识到桑葚是救荒作物，可以活命，便“劝民多收之”，以备不时之需；郡内没有耕牛，又“教其人种”，全力恢复农业生产。

两相合看之下，我们便知在杜葛之乱后，重视储藏救荒作物，教授百姓耕种技术，让生产生活尽快重回正轨，正是百姓所盼，社会所需，由此我们也能明白为何本书尤其强调救荒作物了；并且与崔孝暐不同的是，贾思勰还鼓励发展多种农业经营，甚至描绘“甘橘成，岁得绢数千匹”“养鱼，必大丰足，终天靡穷，斯亦无赀之利也”等因农而富的场景，让百姓务农信心更足，选择余地更大。

外因需要内因才能起到作用。从个人经历看，贾思勰曾有养羊失败的经历。他在《养羊》提到，自己养过二百头羊，但“一岁之中，饿死过半”，活着的大多满身疥疮、瘦弱疲倦，“与死不殊”，而且羊毛稀疏短浅、毫无光泽。最初他以为是自家不适合养羊，后来又怀疑遇上了瘟疫。经过多次反思后，才回过神来，仅仅是因为自己准备的饲料少了，导致羊群饿死、病弱，“乃饥饿所致，无他故也”。

吃一堑，长一智。这次惨痛的教训让他摸索出养羊的正确方法，并深刻体会到“三折肱为良医”“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的道理，感慨“世事略皆如此，安可不存意哉！”若百姓不懂务农方法，大概率会损失惨重，自己踩了坑，却想为别人指条路，存了这样的念头，所以贾思勰想教百姓正确的谋生方法。

假如说《要术》明线结构是从耕农至醯醢，那么暗线则是讲活命之本、谋生之道和富家之术，帮助百姓在乱世之中活下去，并以正确的方法吃得饱、吃得好和富起来，而这正是贾思勰撰著《要术》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