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千金之人命，传百代以医道：孙思邈与《千金要方》

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第二季，精选《永乐大典》《汉书》《礼记》《诗经》《越绝书》《文心雕龙》《齐民要术》《水经注》《说文解字》《茶经》等经典典籍，全面展现中华典籍之美。继《永乐大典》《汉书》《礼记》《诗经》《文心雕龙》《越绝书》《水经注》《说文解字》《齐民要术》之后，让我们来一起了解《千金要方》。

说起唐代孙思邈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以下简称《千金要方》），可千万别看它是部中医学著作，便下意识地以为它艰深晦涩，玄之又玄，于是将它束之高阁，其实它的“神奇”之处，我们可能早已领略一二了。

金庸在《倚天屠龙记》第十二回中写到，年少的张无忌为了要治好常遇春所中的截心掌之伤，便翻阅蝶谷医仙胡青牛家中所藏的诸般医书，希望能找到疗伤之法，其中便有孙思邈《千金要方》《千金翼方》。

而更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在《神雕侠侣》第三十九回中，杨过与小龙女在分别十六年后，终于在绝情谷底重逢。十六年间，杨过已是“两鬓星星”，小龙女竟却“雪肤依然，花貌如昨”。随即旁白解释说，这些年小龙女谷底无事，便重新修习起古墓派玉女功“十二少、十二多”正反要诀，“渐渐的少思少念、少欲少事”，所以朱颜未改，芳华如昔；而杨过虽然年纪比她小，但“风尘飘泊，闯荡江湖，忧心悄悄”，所以看上去反而显得比她要大。为了取信读者，金庸还煞有介事地详写了“十二少、十二多”要诀。但此诀却并非金庸原创，在《千金要方·养性方》中便有所记载，金庸不过是略作文字改动，就摇身一变，成了所谓的玉女功了。

可见，金庸在武侠小说中想象的武学医术，尚且需取资于孙思邈和他的《千金要方》；既然如此，我们何不直面其人，一读其书，径直感受其中的神奇之处呢？

一、寿者：孙思邈活了多少岁

孙思邈，京兆华原人（今陕西铜川耀州区），本传见于《旧唐书·方伎传》《新唐书·隐逸传》（以下简称“两唐书”）中，两篇传记史实差别不大，仅是文字详略不同，不妨两相参看。

刚才我们提到，金庸以《养性方》为素材，编出古墓派“十二少、十二多”驻颜益寿的内功秘诀；更为有趣的是，历史上的孙思邈，还真是一位如假包换的高寿之人，很多人好奇他究竟活了多少岁。要回答这个问题，显然得知道他准确的生卒年。

他的卒年两唐书均无异议，《旧唐书》明确记载他于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去世。但他究竟生于何年，两唐书却兼存异说，自相矛盾。倘若我们用史书中不同材料推算，将会得出两个岁数：他活了一百五六十岁，或一百零二岁—两者之间，竟惊人地相差了约半个世纪。

哪个岁数更接近历史真实呢？我们一一道来。

先看一百五六十岁一说。两唐书均称，西魏、北周时期的名将独孤信为洛州总管时，便曾见过年幼的思邈，并称赞他为“圣童”。而在《周书》《北史》独孤信的本传中，均记载他仅在西魏大统三年（537）时“起为大都督”，并“率众与冯翊王元季海入洛阳”。（北周曾改都督诸州军事为总管，初唐在沿边重要地区设置总管，又改称都督，所以总管和都督实际上是一回事）换言之，独孤信为洛州总管并与思邈相遇，只能在537年；假如他们真的在这年碰过面，那么直到思邈卒年682年，期间已过去了146年；我们再算上当时思邈可能是一位十岁左右的幼童，那么他可能活了有一百五六十岁了。

再看一百零二岁一说。两唐书均称，名列初唐四杰的卢照邻，不幸身患风疾，痛不欲生。为了治病，他不仅拜思邈为师，还寄居在他家中。咸亨四年（673）—这年用干支纪年法表示，正是癸酉之年—唐高宗李治避暑九成宫，思邈陪同前往，卢照邻则独居养病，他见“庭前有病梨树”，不由得触物伤情，于是作《病梨树赋》以感怀身世。赋序上说“癸酉之岁，余卧病于长安光德坊之官舍……（思邈）自云开皇辛酉岁生，今年九十三矣”，《旧唐书》也照录了此说。卢照邻非常尊崇孙思邈，不太可能乱写他师父的自述，因此这条记载成为我们考证思邈生年的重要线索，但好巧不巧，问题又偏偏出在这条线索之上。

开皇（581—600），是隋文帝杨坚的年号名称，历时20年。假如用干支纪年法来表示这二十年，这二十年只有辛丑年，即开皇元年（581），期间并没有辛酉年；而在601年正月，杨坚改年号开皇为仁寿，此年正是辛酉年。卢照邻究竟记错了年号还是干支？很好办，验算一下就行，从仁寿元年到咸亨四年，只过去了73年；而从开皇元年到咸亨四年，正好过去了93年，与赋序的说法一致。所以卢照邻没有写错思邈的岁数，只是一时疏忽，将辛丑年写错成了辛酉年。也就是说，思邈正是出生于隋朝的建朝之年开皇元年。

思邈生卒年确定了，剩下就是简单的数学计算：从开皇元年（581）至永淳元年（682），共计一百零二年，所以思邈活了一百零二岁，与《新唐书》说他“年百余岁”若合符契。应该说，这个岁数更符合生活常识与历史事实。

我们之所以要厘清思邈的岁数，并非为了猎奇，而是为了求真，既然他生于隋朝开皇元年，那么两唐书记载他的三件事：被独孤信誉为“圣童”，在北周宣帝时隐居太白山，以生病为借口拒绝杨坚征召，并对身边的人说“后五十年，当有圣人出，吾方助之以济人”（五十年后，隋灭唐建），均发生在他出生之前，并不可信。史书这样写，可能是为了塑造思邈世外高人的形象以及论证唐朝建朝的“合法性”。

虽然上述三事均为虚妄，但还有一事或许真假参半。两唐书均称魏徵等人受诏编修齐、梁、陈、周、隋的史书，担心有所遗漏，便屡次咨询思邈，“思邈口以传授，有如目睹”，而卢照邻《病梨树赋》也说思邈“共语周齐间事，历历如眼见”。

北齐（550—577）和北周（557—581）为北朝最后两个对峙的朝代。577年，北周灭亡北齐，统一了北方；581年，杨坚受禅代周称帝，改国号为隋。孙思邈生于隋朝建朝之年，所以从时间上来看，他不仅完整经历了隋朝，而且在他二十岁加冠成人之时，北齐北周对他来说也不过是四五十年前的王朝，年代离他很近，史事尚未湮没，所以他熟悉北齐、北周及隋朝的史事，大致是可信的。但史书并没有说他到过南方并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因此再往前且属于南朝的历史，如南齐、南梁及陈朝的史事，还说他有如目睹，这恐怕就要打个大大的问号了。

二、医者：孙思邈怎样度过一生

思邈一生不慕荣华，淡泊名利，唐太宗李世民和继任者高宗李治都很敬重他，分别赏赐过他爵位和官职，他都“固辞不受”；他选择将他的毕生精力，全都投入到学医术、为医者、撰医著和传医道当中。

当时，社会上有不少无良医生，他们“多行诡诈，倚傍圣教，而为欺给”，影响了医生形象，破坏了行医秩序。同时，由于隋唐时期科举制刚刚诞生，官场的大门几乎向所有人敞开，两相结合之下，所以“朝野士庶，咸耻医术之名，多教子弟诵短文，构小策，以求出身之道”，而不是让子弟学那让“君子不齿”的医术。思邈自幼好学，聪颖过人，他“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到了弱冠之年，便已“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凭他的才学，读书应举，谋求一官半职，应非难事，那他为何还要在“咸耻医术之名”的社会环境中，踏上学医行医的荆棘之路呢？

机缘便是他小时候生过的一场大病，思邈回忆道：“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倘若医术一事，“家家自学，人人自晓”，那么一旦染病，是不是就能自医医人，不再发生病人受病痛折磨而倾家荡产之事呢？念及此，思邈下定了学医的决心。

怎么学？在纵向上，他用心学习前人积累，攻读医书，至老未改，他自称“青衿之岁，高尚兹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在横向上，他虚心学习同时代良医的高超医术，“至于切脉诊候，采药合和，服饵节度，将息避慎，一事长于己者，不远千里伏膺取决”。并且由于思邈身处隋唐盛世，社会繁荣开放，中国与印度之间佛教交流活跃频繁，加上他“兼好释典”，所以他有条件、有兴趣了解并学习外来的印度医学，在《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便留下不少古印度医术的身影，如《要方》详载了“天竺国按摩”之法，《翼方》则收录了“服菖蒲方”“阿加陀药”等古印度医方。

如前文所述，思邈在弱冠之年，便已学贯三教百家，不仅如此，此时的他对医术已颇觉有悟。这位“小中医”便开始行医救人，“是以亲邻国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济益”。他在《千金要方》中就记录了不少医人自医的事迹，前者如“余尝为人撰门冬煎，此方治脚气大有验，病者须用之”（《风毒脚气》），“贞观初，有人久患羸瘦殆死，余处此方，一剂则瘥，如汤沃雪，所以录记之”（《肾脏方》），后者如“余平生数病痈疽，得效者皆即记之”（《痈疽方》），“余以正观三年七月十二日（正观即贞观），忽得此热毒痢，至十五日，命将欲绝，处此方药，入口即定”（《脾脏方》）。当年那个体弱多病、饱受风疾折磨的孩子，如今各路病魔不仅不能奈他何，他还能“反杀”它们个片甲不留。

在长年学医行医的生涯中，孙思邈也从青涩稚嫩的“小中医”逐渐成为经验丰富的“老中医”，他不仅逐步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医学体系，更是积累了大量临床实用医方，拥有了撰写医书的实力。我们知道，思邈生活在耻于学医的社会中，加上他幼年病苦，所以他心中不但十分怜惜、敬畏生命，始终怀揣着“志存救济”的强烈愿望，而且又“惜堕学之昏愚”，很担心医道后继无人。

而受这种护佑生命、传承医道的强大责任感驱使，据学者研究，思邈大约在永徽三年（652），以七十多岁的高龄撰成《千金要方》，后来担心有所遗漏，又撰《千金翼方》以作补充（翼有辅助的意思），所以这两部书可谓是“相因而作，相济为用”，是他一生医学精华的总结。

其实，人活一世，寿过百龄，得享天年，这固然很好，但人生的价值并不在于寿命的长短，更在于对他人、对社会所作贡献的大小；思邈令人敬佩之处，并非是他百余年的高寿，而是他在这百余年的岁月中坚持济世救人，并撰成《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不朽医著，为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

三、两大系统：《千金要方》版本略说

《旧唐书》称“《千金方》三十卷”，但其实它的版本情况远比史书记载的要复杂，据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梳理，《千金要方》可大致分为两大版本系统。

早期传本系统。特点是内容未经宋臣整理，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千金要方》的原貌。这类版本包括北宋刻本，题为《新雕孙真人千金方》，仅存二十卷；日藏古抄本，题为《真本千金方》，这个版本来头不小，据说是遣唐使带回日本的，仅存第一卷。

通行本系统。北宋嘉祐二年（1057），宋仁宗在编修院设立了当时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卫生出版机构—校正医书局，集中了大批精通医学的儒臣和医官，包括太子右赞善大夫高保衡、尚书都官员外郎孙奇、尚书司封郎中充秘阁校理林亿等人，专门负责整理历代重要医书，其中便有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

而经林亿等人整理的《千金要方》，共三十卷，目录一卷，成为历代通行的版本，此版本在各种宋元刻本中均题作《备急千金要方》，这一书名也成为历代称呼此书的通名。此外，这书在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三中题作《千金备急药方》，在清代钱曾《读书敏求记》卷三则简称为《千金要方》。

我们为什么要对《千金要方》版本情况稍作了解？

首先，医书不同于其他书，它关乎人命。清代藏书家黄丕烈指出，《千金要方》不同版本之间“非特文义增减”，而是“药名、分两、法制，殊有不合”。我们知道，无论中西医，医学治疗从来都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病人的宝贵生命，可能往往仅因药物剂量大小不同，而有生死之分。由此可见，《千金要方》等医书版本不同，不能单纯看作文字差异，而应该视作安危之别，我们在阅读、研究和实践中不可不慎。

其次，版本不同还会影响我们释读书名。思邈在《千金要方》自序中强调“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以为名也”，因此纵观所有书名，最能体现思邈珍视人命的“千金”一词，始终不变。至于通行本中“备急”二字，亦有依据，思邈见当时药方繁杂混乱，“忽遇仓猝，求检至难”，等查到药方，再做施救，人早就一命呜呼了。所以他“博采群经，删裁繁重，务在简易”，便于人们在紧急时刻，能迅速检索出药方救人，故称“备急”。如此看来，“备急”和“千金”一样，均传达出思邈护佑生命的医者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