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书治要》中的反腐倡廉思想

《群书治要》是一部被称为“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治世经典，这部书对于我们认识和完善反腐倡廉思想和机制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顺应天道，礼主刑辅

古人治国首先强调要顺应天道。所谓天道，就是《老子》中所强调的“天之道，利而不害”。这种利而不害的天道在孔孟儒学之中体现为强调要以仁心施仁政。因此古人以礼、乐、政、刑来治国，用礼来约束人们过度的欲望和行为，用乐来引导人们达到中和宁静的心态，通过政治制度来激励人们做出符合礼义道德的行为，设立刑罚来惩治人们违背礼义道德的行为。礼、乐、政、刑四者的顺序不能颠倒，特别是把刑罚放在最后，体现了古人以礼乐教化为主、以刑罚惩处为辅的“仁政”思想。

《孔子家语》记载：孔子任鲁国大司寇的时候，有父子两人互相控告，孔子把他们关进同一间牢房，三个月都没有判决。后来父亲撤诉，孔子就把他们都释放了，没有再追究。鲁国的大夫季孙听到这件事很不高兴，问道：“司寇，你欺骗了我。我曾听您说过，孝是治国的根本。现在杀一个不孝之人就可以让全国的百姓都尽孝，但是您不把他杀掉，反而将其赦免，这是为什么呢？”孔子说：“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身居上位的人无道，没有教育、引导百姓走正道、行孝悌，导致百姓犯了罪，然后就要把他们杀掉，这不符合情理。不教导百姓让其有孝心，却用孝的标准来审判，这是杀害无辜之人。全军溃败不可斩杀士卒，司法混乱不可惩罚百姓。这是因为居上位者没有实行道德教化，罪责并不在百姓身上。法令松弛不严谨，刑罚却甚严，这是残害;横征暴敛没有一定的时节，这是暴政;不事先教化百姓，却苛求他们尊礼守法，这是虐政。如果从政时能够杜绝这三个方面，才可以用刑。

孔子接着讲述了道德教化的步骤。从政者首先要为百姓宣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并且以身作则，让人们信服。人们明白了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就不会轻易去作恶了。如果宣讲了道德之后还不行，就要尊重贤德之人，劝勉百姓向善;有德之人能够身体力行，又能够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讲出来，让大家都去学习效仿，社会就能安定和谐了。所以，古人特别尊重老师，尊重贤德之人。如果这样做还是不行，就要罢黜惩罚那些不遵守道德规范的人，让人们产生畏惧之心。如果这些都能做到，百姓自然行为端正。倘若还有一些奸邪之徒顽固不化，那么再对他们施以刑罚制裁，这样民众就都能明理知耻且羞于犯罪了。于是就不需要使用严厉、苛责的政令，而刑罚也可以搁置不用。然而现在（指春秋末期）的社会却不是这样，社会教育混乱，刑罚繁多，使人迷惑，人们不知不觉就犯了罪，于是又用刑罚来制裁他们。结果刑罚愈来愈多，但犯罪的人仍数不胜数。社会风气由盛转衰已经很久了，虽然有刑法，却阻止不了老百姓越轨犯法的行为。

孔子的这段阐述非常明确，他强调首先要对民众进行教化，让他们知道做人的本分和应尽的职责，如果一味用严刑峻法来惩处，则不会起到“有耻且格”的效用。

二、顺应人情，教学为先

古人治理国家还强调要顺应人情。所谓人情，就是孔子所说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既然富贵是人人所欲求的，那么如何避免人们为了追求富贵而不择手段呢？那就是先要通过教育来加以引导，再通过制度来进行激励和约束，最后才通过刑罚来惩治。

希求荣华富贵是人之常情。如果想让人特别是官员做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首先就要对其进行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育，使之明理。

《群书治要·魏志》中记载，王昶是太原郡晋阳县人，后来升任兖州刺史，他为哥哥的儿子和自己的儿子取名时，都依照谦虚和诚实的意思，体现出对儿子和侄子的期许。他的侄子，一个叫王默，字处静;一个叫王沈，字处道。他的儿子，一个叫王浑，字玄冲;一个叫王深，字道冲。

王昶告诫他们说，为子之道最重要的是珍爱自己的身体，培养良好的品行，并以此来使父母的名声显扬。孝敬仁义是各种品行中最重要的，也是立身的根本。人们只有讲孝敬，家族内部才会安定;只有讲仁义，才能深受乡亲们的尊重。但是，君子有时候能够得到富贵和名誉，但却不想要或不愿意要，这是因为他们厌恶不由正道而得来的名利。人生值得担忧的事，是只知进而不知退，是只知追求欲望而不知满足，所以才会有遭受困辱的忧患，才会犯下令人悔恨的过错。常言道，人不知足，往往会丧失其所拥有的，知足的富足才是长久的富足。观察往事的成败，看清将来的吉凶，就会明白追名逐利、贪得无厌的人，没有能保持家族不衰而长久享有福禄的。我希望你们立身处世要遵从儒家的教诲，奉行道家的箴言，所以用深沉、静默、谦和、淡泊之意来为你们取名字，愿你们不要违背圣人的教诲。古时候，盘、盂上铸有铭文，几、杖上也刻有教诫之词，为的是低头抬头都能看到圣人的教诲，以此提醒自己不要有越轨的行为。更何况这些警言就在你们自己的名字之中，能不随时提高警惕吗？接着，王昶说道：“夫物速成则疾亡，晚就则善终。朝华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恶速成。”大凡事物发展得过快则衰亡得也快，缓慢稳定地发展则容易有圆满的结局。早晨开花的草到了傍晚就凋落了;茂盛的松柏，即使在非常寒冷的冬天也不会枯萎。所以，德高才大的君子忌讳速成。

松柏到了寒冷的冬天也不会枯萎，是因为松柏有深根。《礼记·大学》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道德是根本，财只是末枝。这里的“财”不仅指财富，还指一个人的声望、地位等。古人说“厚德载物”，一个人的德行深厚，才能承载高名、厚禄、显位而没有祸患，正如植物根深才能叶茂。

孔子说：“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凡事越求迅速，越达不到目标;仅仅看到眼前的蝇头小利，反而会把大事耽误了。《礼记·大学》还说：“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财富是以不正当的方式获得的，也必将以不好的方式败散掉。如果官员一味追求财富，且采取了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不当手段，则一定会让自己锒铛入狱、身败名裂。

古人的教诲可谓用心良苦，他们还把败散钱财的方式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官府，官员靠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得来的钱物，随着东窗事发、锒铛入狱，钱财也会被没收、充公，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第二是水灾，第三是火灾，即不义之财还可能会被洪水夺走，被大火烧掉;第四是不肖子孙挥霍无度，也会把不义之财败散掉，等等。

《群书治要·尚书》中讲，看一个官员是否有发展前途，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来观察：“内作色荒”，即在内贪恋声色犬马;“外作禽荒”，即在外兴起游猎的风气;“甘酒嗜音”，即喜欢饮酒而没有节制，还迷恋歌舞和靡靡之音;“峻宇雕墙”，即居住的房屋又高又大，而且墙上还雕绘着图饰。文后还有夹注：“此六者，……有一必亡，况兼有乎！”以上所说的这六种情况，有一种出现了，就必定会灭亡，更何况这六种情况全都出现了呢？

所以，必须对官员进行官德教育，最重要的是使官员懂得以下道理：“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群书治要·周易》）。“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群书治要·孝经》）。“位也者，立德之机也;势也者，行义之杼也。”（《群书治要·中论》）这样才能使官员做到凡事节约而不奢侈浪费，并能控制自己的欲望，把职位、权力作为建立仁德、施行道义的工具，而不是骄奢淫逸的资本，从而避免身败名裂的悲剧发生。

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都体现了古人高尚的节操，对后世有着积极的影响。

三、高薪养廉，不必腐败

古人的道德教育并非空洞的说教，而是从制度上为“不必腐”创造了条件。古人认为，从国家招揽人才的角度而言，除了给他们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让其发挥才能以外，使他们的生活有保障且受到尊敬，并给予其良好的荣誉也是十分必要的。

《群书治要·墨子》中记载：治国之人，都希望使国家富裕、人口众多、民心安定，但却难以达成。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治国之人不能以“尚贤使能”的原则来处理政务，他们没有意识到国家的贤良之士愈多，社会风气就愈淳厚。所以领导者的任务就是要得到众多的贤才。但是如何才能得到众多的贤才呢？道理很简单，就像如果想让善于驾车、善于射箭的人愈来愈多，就要让这些人富裕起来、受到尊敬，并得到良好的声誉。因此，若想国泰民安，就要使贤德之人富裕起来，受到人们的尊敬爱戴，这样，国家的贤德之士才会愈聚愈多。所以，古代圣王治国奉行这样一句话：不让不义的人富裕，不让不义的人尊贵，不亲爱不义之人，不接近不义之人。

《群书治要·韩诗外传》记载：宋燕在齐国做宰相，结果被驱逐。他召集陈饶等二十六人说：“诸位大夫，有谁愿意和我一起去投奔其他诸侯国？”结果陈饶等人都趴在地上，无人应答。宋燕叹气道：“太可悲了！为什么士大夫容易获得，却难以使用呢？”陈饶回答说：“并不是士大夫容易获得而难以使用，是您不能够正确地安抚他们。”宋燕问：“此话怎讲？”陈饶说：“您给士人的薪俸，只有三斗的黍稷，他们连养家糊口都不够，但是您家的野鸭、大雁却有吃不完的粮食，这是您的第一个过失;您家果园种满了梨子、栗子，后宫之人用这些食物互相投掷，但是士人却从未尝到过一颗，这是您的第二个过失;您家的绫罗绸缎，华丽地装饰在厅堂之上，甚至被风吹破了也在所不惜，但士人却不能用它做衣服的包边，这是您的第三个过失。钱财是君主您所轻视的，而生命是士人所重视的，您连自己所轻视的东西都不能付出，却希望士人能够付出他们所重视的东西。这就好比您制造的是软质的铅刀，却希望它能像名剑那样锋利，岂不很难办到吗？”宋燕一听，知道自己错了，他不能待人以仁，士人又何能与他共进退、同甘苦呢？所以尊敬贤才，给予其足够的俸禄，使其过上体面的生活是基本要求。

在《群书治要》中还出现了类似“高薪养廉”必要性的讨论。《群书治要·傅子》中说：“凡欲为治者，无不欲其吏之清也。不知所以致清而求其清，此犹滑其源而望其流之洁也。”想要治理好国家的人，谁不希望官吏都清廉呢？但是不知道怎样使官吏清廉，而一味要求官吏清廉，这就如同搅浑了水源却希望水流很清洁一样。至于如何使官员保持廉洁，《傅子》中有一个比喻：像伯夷、叔齐这样廉洁的人任官做事，但是给他们的俸禄却很微薄，他们既不能养活自己，也难以奉养家人，结果必定导致他们牟取私利。从孝的角度而言，他们的做法无可厚非，因为骨肉之情不能亏失;但从国家法治的角度出发，牟取私利触犯了刑法。这样他们便会处于两难的境地，久而久之就会对君主产生怨恨，有了怨恨心，仁义的思想也就衰弱了。

《群书治要·崔寔政论》对这种情况做了更形象的比喻：对于俸禄不足的官员而言，希求他们秉公执法，就像是“渴马守水”“饿犬护肉”一样困难。即让饥渴的马守护水源，让饥饿的狗看护肥肉，若想让它们不越雷池一步，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世间存在着有傲骨、够清廉的人，但百中难觅其一。仅凭道德的约束，不能使所有官员都洁身自好，君主必须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国家必须给官员足够的俸禄，以防止其不必要的贪心。贪心止住了，为官者便不会与百姓争利。历史上的晏子就是明显的例子。晏子做宰相时，他的俸禄足够养活家人和门客，也就是说，他的俸禄对于维持自己及家人有尊严地生活是绰绰有余的，因此他不必去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故而首先要解决官员经济上的后顾之忧，才能使其心无旁骛地安心于本职工作，为国为民竭心尽力。

《群书治要·袁子正书》也提出，假如官吏靠俸禄足可以奉养自己，就没有必要去与民争利。“无求于民，奸宄息矣”，如果对百姓无所苛求，作奸犯科的行为就不太可能发生了。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因贪污受贿而失去官位，就会付出很大代价，显然得不偿失，官员也就不会轻易进行权钱交易了。

四、完善激励，全面养廉

通过“高薪”达到“养廉”，是古人提出的一项举措。但是，实际操作中，即使实行了高薪的制度，也不一定能够实现廉洁的最终效果，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

首先，确立“爵非德不授，禄非功不与”（即爵位不授予没有德行的人，俸禄不给予没有功劳之人）的选人标准，确保所用之官为贤能之人。《群书治要·傅子》说：“爵非德不授，禄非功不与。二教既立，则良士不敢以贱德受贵爵，劳臣不敢以微功受重禄，况无德无功而敢虚干爵禄之制乎！”在古人看来，“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每个人都希望享有富贵的生活，这是人之常情。但如何顺着人情引导人们正当地追求富贵呢？《傅子》中论述说：封爵授禄，是国家权力的根本，也是实现富贵的正路，不能不予以重视。既然如此，就应做到“无德的不授爵位，无功的不给俸禄”。这两条规矩确定了，贤良之士就不敢以微德接受高贵的爵位，敬业的臣子也不敢以微小的功绩接受重禄，何况无德无功的人，怎敢以虚假追求爵位和俸禄呢？建立爵禄的原则既已确定，就一定要公开选用合适的人并予以重用。品德高尚、功劳大的人授予重爵高位，享受高官厚禄;德行浅薄、功劳少的人授予低爵小位，享有低官薄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