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心并重、形神俱养的生命智慧（一）

在一个社会系统中，人的身心平衡是一切平衡的基础。现代社会，人类面临着五大矛盾冲突，即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我心灵之间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这五大冲突造成了生态、社会、道德、精神以及价值观的五大危机。这五大冲突和五大危机时时刻刻困扰着我们的社会，困扰着我们每一个人。尽管社会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尽管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有些人还是感到不满足，还是忘我地、疯狂地向外索求，失去了修己与内省的进取，导致个人化、功利化、世俗化、人性物化的价值倾向，个人欲望膨胀，人格异化，心理失衡。他们感到困惑和迷茫、焦躁和烦闷、压抑和忧虑、孤独和自卑，感到精神空虚、心浮气躁，感到无所适从，于是成为一种严重的心理病患。这一社会现象的产生，是片面强调物质需求，忽视精神价值、精神修养的结果，既破坏了个人与家庭的幸福，又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安宁。

那么，今天的我们何以安顿自己的生命呢？中国哲学中性命双修、形神兼养的身心智慧，对解决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也为处理好人际交往、国际交往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与西方天人相分、身心二元对立的哲学传统不同，中国哲学是一种天人合一、大化流行、生生不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学问，体现了中国古人关于人与人、人与族群、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命观、宇宙观，主张以辩证的、整体的、系统的思维方式去考察人、我、自然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中国哲学中，自然是个大宇宙，个人是个小宇宙，天中有人，人中有天，人不但要与自然和谐、与社会和谐、与族群和谐、与他人和谐，同时还要实现自我身心的和谐，也就是一个人的身心平衡问题。如果我们对人、我、自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要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首先要实现自我身心的和谐，身心和谐是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的基础。中国哲学的身心修养论就是“身心性命之学”，是通过身心修炼、形神兼养，即性命双修来实现的，目的是达到“内圣外王”“天人合一”的境界，最终实现孔子的“博施济众”与孟子的“亲亲仁民、仁民爱物”。

身心和谐的人，也就是宋明理学家所强调的“仁者”，不仅与人类社会感通，而且与天地万物感通，这就是张载提出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程颢提出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王阳明提出的“无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达到这种人生境界的人，不仅能与他人和谐相处，而且能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正如朱子所说：“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中国哲学的身心智慧是一种内在的生命律动、生命运化，是阴阳合一、阴阳化生的辩证统一。人是一个有机的生命存在体，是精神与肉体、理性与感性的完美统一，如果一个人的身心、阴阳失衡了，就会产生各种生理的、心理的、精神的疾病，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痛苦。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定义为：人的身体、精神以及与社会和谐的完善状态，而不仅仅指无疾病或无体弱的状态。也就是说，一个健康的人，既要有健康的身体，还应有健康的心理和行为，只有当一个人的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度都处在一个良好状态时，才是真正的健康。中国哲学认为，人是形神俱备、身心统一的整体。心与身，形与神，性与命，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离。形与神俱在，就是理想的摄生状态，这与现代医学健康的概念是一致的。所以，中国哲学把调息养心看作保持身心平衡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如果把精神和肉体分离和对立起来，要么单单追求精神的满足和幸福，要么单单追求肉体的刺激和快乐，这样的人生就是一种残缺的人生，这样的追求就是一种畸形的、偏执的追求。

人的生命、生活和人生的完整意义体现在“身体”与“心灵”相互找寻的过程中，体现在“身体”与“心灵”的和解与和谐之中。每一个有志于优化和完善自己生命、生活和人生的人，都应该自觉致力于让心灵成为“身体的心灵”，让身体成为“有心灵的身体”。只有把身体的快乐和精神的追求完美地结合起来，实现身心的真正和谐，才是一种幸福的、快乐的人生。

人的身心和谐是需要通过性命双修、形神兼养来实现的。中国哲学倡导的身心智慧就包括身体修炼与精神修炼两维向度，是身心双修的全面的、一体的修养观。

首先，我们看看儒家对身体和心灵之间关系的探究。

牟宗三先生曾说：“中国哲学以‘生命’为中心，并由此展开了他们的教训、智慧、学问与修行。”对生命的重视是中国哲学中一个重要议题，儒家历来尊重生命、敬畏生命，儒家学者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天地间莫贵于人，人乃万物之灵秀，强调“以人为贵”，就是要关心人，关爱人，尊重人。

《论语·乡党》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说的是，有一次，孔子上朝之后回到家里，听说马厩着了火，他马上问有没有伤着人，而没有去问有没有伤着马。大家知道，马在春秋时期是国家军事力量的象征，也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百乘之家，千乘之国，万乘之王”，都是以马匹的多少来确定的。《论语》中记载齐景公有马千驷，齐景公作为齐国的国君，也只拥有四千匹马。马还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按当时的规定，庶人牛车，士人二乘，下大夫三乘，上大夫五乘。孔子为上大夫，一车四马为一乘，孔子应拥有二十匹马。《礼记·曲礼下》说“问庶人之富，数畜以对”，意思是，问一般人家富不富有，数一下他家里养的牲畜就知道了。对于一般士大夫来说，马厩失火，相当于财产受到重大损失，无论如何都应该问马的情况，而不会像孔子这样“若无其马，而只问人”。

樊迟问仁，孔子回答：“爱人。”孔子把仁解释为“爱人”。爱人就是要关心他人，与人为善，其中就包括对人生命的尊重与关爱。可见，孔子不是嘴上说“仁者爱人”“泛爱众”，而是在举手投足、一言一行间无不折射出人性的光辉，充分体现了对个体生命的珍爱和尊重。

再举一个例子，孔子反对用活人殉葬，也反对用俑代替活人殉葬。他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孟子·梁惠王上》）。在孔子看来，人有自身的价值和尊严，有他生存的权利，怎么可以用来殉葬呢？而用俑来代替人同样是不人道的。因此，发明这种殉葬方法的人会断子绝孙。古人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以孔子温良恭俭让的性格，居然说出这样的话，可见这是极为严厉的批评。

对战争和诉讼，孔子始终保持着非常慎重的态度。比如：《论语·子路》里记载了孔子这样的观点：“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战争必然要死人，但要尽可能减少死亡，因此孔子主张战前要对民众加以训练，经过七年训练，方能参加战事。让没有经过训练的民众参战，就等于无视民众的生命，让民众白白送死。

以上这些例子无不显示出儒家创始人孔子对人生命的珍重。

孔子这种问人不问马、反对殉葬的做法，很能代表中国哲学中重视人的生命、尊重人的价值的精神。所以，有学者说中国哲学本质上就是人学，是关于人的学问。

1993年10月，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出土的郭店楚简中，保存了一批早已失传的战国中期的儒家文献。在这批早期儒家文献中，有一篇叫《五行》，其中把“仁”写成“”字。这个字是上下结构，由“身”与“心”构成，经当代学者研究考证，这个字就是“仁”的本字。在先秦典籍中，“仁”“”为同字异构。“”字的发现使我们认识到，“仁”字的字义除了有“从人从二”，表示二人相亲相敬外，还有“从身从心”，表达对自我身心的关注，兼有“人我”和“身心”的双重维度。这个字的构形和会意直接表达出对人身体、身心的关心，由“身”与“心”相构而成的“仁”，正反映了儒家“仁”学对个体存在的关注，以及对人身体内外平衡的关切。儒家认为，“仁”这一最高道德境界，形成于心，而完成于身。任何道德理念都要形之于内在之心，任何道德行为都要表现于外在之身，通过身心的践行，才能实现道德理念。因此，身与心是不可分离、和谐一体的，这就是儒家身心合一、性命双修的身心观。

《尚书·洪范》对人的“福”“祸”从身心角度进行了论说。“福”即“五福”，包括：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这里的“五福”就是五种幸福：长寿、生活富足、身体康健安宁、崇尚美德、老而善终。可以看到，在“五福”中，有三福是与人身心健康有关的，人的长寿被列为“五福”之首，体现了先民们对生命的重视和敬畏。相反，从“福”的反面论及“祸”，就是“六极”，它指的是：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六极”就是六种厄运，指的是六种极为不好的事情：寿命短、夭折，出现身体疾病，心情忧虑不愉快，生活贫困，人的品性凶恶，身体瘦弱不健康。在“六极”中，有“四极”涉及人的身心健康。

除此之外，儒家还很重视对肉体之“身”的养育。“身”字在《论语》中出现16次，在《孟子》中出现36次，在《礼记·中庸》中出现16次，在《礼记·大学》中出现11次。《孝经·开宗明义章》便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人的身体乃至每一根毛发和每一块肌肤，都是父母给予的，应当谨慎爱护，不敢稍有毁伤，这是实行孝道的开始。

孔子对吃穿是很讲究的，他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论语·乡党》）这一大段话对食物的新鲜精细、烹调得当、顺应天时、营养合理、饮酒节制等都做出了规定，提出了要求，这些饮食原则基本符合现代卫生科学的要求，有助于人的身体健康。

孔子还经常告诫弟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孔子意在表明，要想成为一个行为合于礼仪的高尚君子，在色、斗、得三方面要特别谨慎。因为好色、好斗、好得都与自我身体的成长密切相关，面对血气“未定”“方刚”与“既衰”等不同阶段，应作出相应的心理保护措施，这显然是出于对身体健康的高度关注，也是孔子结合人的年龄、阅历与生理等诸多方面所得出的生命感悟。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他认为人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人之于身也，兼所爱。兼所爱，则兼所养也。无尺寸之肤不爱焉，则无尺寸之肤不养也”。“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孟子·告子上》）在孟子看来，人的身体不仅是生理的血肉之躯，还是心理的物质基础。孟子还认为“心之官则思”，身与心虽相互区别，但二者互不分离，心无法离于身而发挥作用。作为生命的有机个体，心以身为依托，身体是心发挥作用的先天基础。荀子认为有了人的身体，才会产生人的精神，“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藏焉”（《荀子·天论》）。

从孔子到孟子、荀子，先秦儒学关于身与心的思想不断深化，他们认为身与心之间并不是割裂与对立的，而是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整体。宋明时期，身心关系学说迅速发展，从“人心”“道心”的讨论中可知，他们更加重视精神和心灵的作用。明代王阳明等人开始逐渐回归对身体的重视，阳明后学特别是泰州学派，提出了“尊身”的理论，这是身体意识的觉醒，于是进一步对身体有了自觉的爱护，“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须道尊身尊，才是至善”。身心协调，才能达到和谐至善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