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之光耀长江

中国青铜时代在世界文明史上独树一帜

铜是人类利用的第一种金属，青铜器的冶铸术是人类社会继制陶术之后又一重要的科技进展，这一技术能够生产出硬度高、熔点低、抗磨性强的生产工具、生活器皿以及兵器等，大大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条件。

青铜器的出现被视为文明起源的标志之一。中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贯穿夏商周整个上古时期，直至秦汉。考古学家张光直在其名著《中国青铜时代》中认为，“青铜器既是中国文明的象征，又是产生这种象征的因素”，“中国所发现的古代青铜器，要比任何其他古代文明中为多”。而从青铜器的种类来说，中国青铜时代以礼器为大宗，与其他古代文明以青铜生产工具、兵器为大宗不同，体现了中国人“藏礼于器”的观念。

一般认为，长江流域青铜文明传承自黄河流域。公元前16世纪，黄河流域的青铜文明影响到长江流域，从此二者交相辉映、相互影响。相较于其他孕育人类文明的大河流域，长江流域自然条件更加优越，文明发展潜力更强，不同的区域孕育出独具自身特色又相互关联的文化。“共饮一江水—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特展”精心挑选了长江上游四川三星堆、中游盘龙城、下游吴越等地及周边区域出土的文物，他们的青铜文化风格各异，又彼此交融。

从巴蜀到荆楚再到吴越，长江流域不同地域文化孕育了各具特色的青铜文化

巴和蜀是先秦时期四川盆地及其周边地区最为重要的两个古国，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后，巴蜀文化逐渐融入中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共同构成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巴蜀青铜文化是本土文化与中原及周边文化相融共同孕育出的，神秘辉煌且独具地域特色。展览的第一部分“巴蜀并辉”中最吸引人的就是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的青铜面具。从1929年被发现到今年第7、8号“祭祀坑”文物的发掘，三星堆遗址一直受到考古学界与大众的广泛关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造型独特，具有明显的本地风格，是研究当时四川地区的社会生活、祭祀礼仪、宗教意识等极其珍贵的实物材料。

三星堆遗址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大量用于祭祀的青铜器。本次展出的戴金面罩铜人头像是三星堆遗址1、2号“祭祀坑”出土的，近期的考古发掘中又有同类文物出现。戴金面罩铜人头像与古蜀人的祭祀习俗有密切关系。黄金面具说明当时的古蜀人已视黄金为尊，同时象征着这个面具的高贵、权威。此件铜人头像为圆头顶，脑后有一发笄，金面罩是用金箔锤揲而成，金面具的大小、造型都与铜人头像面部特征相同，眼眉部镂空，制作精良，给人一种权威与神圣的感觉。三星堆遗址1、2号“祭祀坑”共出土青铜人头像50余件，有两种发型，其中一种为圆头发髻，一种为平顶发辫，发辫上端用宽带套束，有研究者认为，这种戴发簪人像应比一般平顶头像所代表的人地位高。近年来对三星堆的考古又收获了一大批青铜器，进一步丰富了人们对三星堆的认知，无疑也为长江流域青铜文明增添了精彩的一笔。

目前的考古研究认为，长江中游的青铜文明始于湖北武汉的盘龙城。盘龙城是商王朝南下首邑和军事重镇，是迄今我国同一时期出土青铜器最多的遗址之一，出土的青铜器种类和数量甚至超过了商代早期的王都郑州和偃师。长江中下游丰富的铜矿是商周王朝重要的矿料来源，这为青铜文化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发展提供了条件。

作为长江流域早期青铜文明的区域中心，盘龙城的青铜文化与中原青铜文化最为接近。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物多为本地铸造，表现出较高的冶铸水平，大量与铸铜相关的遗迹和遗物充分证明了盘龙城具备独立生产青铜器的技术水平。在盘龙城青铜文化的影响下，长江中下游区域出现了青铜器、文字、大型城垣、礼仪中心等国家的文明要素，区域内的各部族以不同方式进入了青铜时代，开启“群雄竞华”的王朝时代，其中荆楚文化是长江中游最为精彩的一页。

荆楚文化是周代至春秋战国时期在江汉流域的地域文化，以今湖北地区为主要辐射地。楚文化在长江流域分布范围最广，影响也最大，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有数以千计的楚墓，出土了大量造型奇特、纹饰繁复、工艺精湛的青铜器，荆州博物馆馆藏的战国嵌错龙凤纹铜樽正是其中一件典型器物，这种错金银的青铜器物在荆楚文化中具有代表性。樽即尊，礼器，盛酒用。这种器型多为口大底小，直口，斜直壁，圆体带盖，周身布满错金银的纹饰，整体纹饰相互交错，变幻中又富有规律，雍容富丽的纹饰彰显了崇巫祀神的浪漫楚风。错金银工艺是我国冶铸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展现了荆楚独步天下的青铜铸造工艺。

沿着长江，强势的楚文化向上游、下游播散，深刻影响了下游的吴越文化。吴、越既是古国之名，也是部族之名。长江以南沿海一带地区的部族，先秦古籍常统称为“百越”;苏南、浙北一带被称为“吴越”，浙南为“瓯越”，福建为“闽越”，广西为“骆越”，广东为“南越”。吴越皆居于江畔，习水行舟，从河姆渡、良渚文化而来，披发文身、种稻养鱼、制作舟楫，同时也拥有高超的青铜冶铸技术，特别是青铜兵器甲天下，可以说吴越两国几乎垄断了春秋战国时期所有青铜宝剑的传说。荆州博物馆藏越王州勾剑传承了两千年仍然刃锋锐利，光泽如新。此剑通长56.2厘米，剑身近格有两行错金铭文，每行四字，字体为鸟虫书，释文为“越王州勾自作用剑”。州勾是越王勾践的重孙，是越国最盛时期的君王，在位时间37年，留下了足足11把宝剑。越国的青铜剑铸造精良，纹饰美观，刃薄锋利。在越王允常时代，于越部落有人进入福建定居，与当地闽族融合成“闽越族”。史书记载：越王允常（勾践之父）命欧冶子铸剑。铸剑能手欧冶子，正是受越王派遣，带领助手在福建北部的松溪湛卢山建炉，铸造质量优良的宝剑。相传福州市的冶山和欧冶池就是欧冶子铸剑之地。

长江流域青铜文明对黄河流域也产生了影响，文物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

随着矿产原料源源不断北传，长江流域青铜文明对黄河流域青铜文明的发展也产生了影响。1974年在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国（该古国的名字是由“弓”和“魚”字组合而成的单个汉字）墓地出土的男女铜人，手执物件的样子与三星堆青铜大立人执物的样子非常相似，正是承继了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像双手造型的风格。研究认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鸟头勺柄或许与鱼凫部族有关，而国据考是古蜀鱼凫部族北上而建，因被灭国而在历史中湮灭，后因考古发掘而重现。在相关青铜器问世之前，没有人知道历史上还有这样一个古国。

在宝鸡市竹园沟国墓地出土的伯各卣，是国墓地出土青铜器中极具代表性的礼器之一。器盖以云雷纹为地，饰有2组巨角卷翘的大兽面，折沿处饰夔龙纹;器颈部饰一周夔龙纹，间有2个兽首;腹部正反面各饰1个大兽面，卷角翘起，双目突出，两侧饰夔龙纹;圈足饰1周夔龙纹;提梁中部各有1个牛首，底端各有1个卷角羊首;通身饰4道扉棱;器、盖同铭：“白（伯）各乍（作）宝尊彝”。伯各卣以精美的纹饰、高超的铸造技术见长，通过复杂的组合才铸造成型，其中所采用的活块模制作铸型，更是中国青铜器铸造技术中“执简驭繁”思想的典型体现。

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从此获得了侧击楚国的机会，彻底改变了战国晚期的政治版图。战国末年，凭借对“天府之国”粮仓和长江上游控制的战略优势，秦国“进可攻，退可守”，为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此后秦灭六国，天下归一，长江流域青铜文明也融汇在了光辉灿烂的华夏主体文明之中。

习近平总书记说：“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

通过一件件艺术特色鲜明的青铜器，我们可以领略到长江上游巴蜀文化的神秘，中游荆楚文化的瑰丽，以及下游吴越文化的隽秀。从展出文物的年代关系来看，长江流域内外的族群交流日渐增多，各区域文化一边在向外传播自身文化，一边又以开放的态度吸纳其他地域文化的养分，在双向交流过程中，长江流域形成各自区域文化特色的同时，也融入中华文化的怀抱中。长江流域青铜文明所展示出的开放包容和多元融合的特色，完美地诠释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

（选自《中国纪检监察报》2022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