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环境的三大变化
作者: 苗兆光
未来几年我们面临的现状,就是不确定,很难做预测。因为变化还在进行中,没有进入稳态,比如,疫情到底以什么方式演进、发展到什么程度,后续的政策怎么调整,都处于不确定状态。这个过程要求我们适应新的环境,只能在发展中向左右看齐,在看齐过程中调整自己。
经营环境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一个现实:环境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与过去若干年我们对经营环境的认知已经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一直觉得历史有规律,其实历史由很多偶然事件构成,一个偶然事件发生,会连带产生一系列反应,导致环境的整体变化。我们不得不在不可逆的环境下寻求突破。
这几年发生的一些事,对经营环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最典型的就是疫情,对经营环境最大的影响就是企业的连续性受到了破坏。我们对客户的认知,或者说客户、消费者的变化有多大,还在验证中。
日本学者远山淳认为,疫情,尤其中国的疫情,对人的影响太大了。他认为,在过去若干年,中国的老百姓是在一种扩张和铺张的情况下生存的,消费很容易被刺激出来。这是经济的原动力。疫情三年来,各种不确定的变化不断冲击人的消费观念,有可能中国人在消费上已经习惯了节约,习惯了保守,习惯了对一件事的价值做评估,这会在深层次上影响企业。
再如中美冲突。过去,我们在技术层面和需求层面对美国、对西方的依赖很大,而现在要脱钩,供应链要转移。脱钩是一个点状的事件,看起来是不可逆的,它会影响经营结构的一系列变化。
三大变化
这些变化,我们的企业躲都躲不过去。所谓温水煮青蛙,一开始企业没有感受到什么,往前深层次发展时,会发现变化越来越大。梳理一下有以下几个变化。
变化一:系统性低增长
经济的大系统开始转向低增长了。大系统高增长的时候,每个产业里的机会总量是增长的,这种情况下,竞争的程度是弱的,大家都可以在增量中获得机会。什么叫“在增量中获得机会”?今年的市场规模增长了10亿元,无非就是你拿5亿元,我拿2亿元,他拿1亿元,其他各拿走几千万元,虽然有多有少,但不会因为你拿多了,我会损失。大家都在增量上发展,然后有了规模,就能消化组织内部的各种冲突和矛盾。
现在大系统低增长,主要产业的增长速度放缓,总体的机会变少,企业竞争的方式就会随之发生改变。我们去观察行业,现在普遍被大家认为有增长机会的,只有跟新能源有关的行业,别的行业都不会像过去那样具有风口性质,不会有特别快的扩张速度。
我们看几个数据。从2000年到2012年的十几年间,中国的GDP增长速度为8%―12%,那个时候产生了很多大企业,阿里巴巴、百度、腾讯、京东等一些主流的企业,都是在那时起家的。那时的机会就像黄河水从源头往下流,你只要踩在里面,前进的势头挡都挡不住。2013年到2021年,增长速度变慢了,基本上在6%― 8%,但是与全球同期的三点几相比,几乎高出了2倍,也是一个很快的增长。这一段的日子也不太难过,大家过得也很好。
这个时期我们中国的企业都是把增长作为经营本身,因为宏观在增长,你不增长的话就没有规模,没有规模你就没有优势,你的市场地位就堪忧了,很快就会落后于行业,落后于一个时代了。而且我们有一个保级速度,可以把增长当成经营本身,但其实经营远远比增长要复杂。
到了2022年,大家公认这是有史以来最难过的一年。我们体感上尤其难受,经营的连续性不断被打断。你在市场中刚刚搞一个推广活动,第二波该去收割粮食了,结果被封控了,好不容易市场界面打开了,结果供应链断了。2022年的增长速度被压到3.0%,这是很低的增长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月31日更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5.2%,较前次预测大幅上调0.8个百分点。近期,联合国也预测,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将加速。尽管预测上调,但与过去6%以上的增速相比,显然,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
国外机构做经济预测最典型的是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最近若干年它一直对全球经济做预测,其新近发布的报告表示,中国的经济进入了低速增长。它讲了很多原因:第一,三年疫情可能导致中国人的消费习惯发生改变。第二,人口老龄化,它认为中国人口的老龄化程度比较严重,老龄化程度高的话,经济就缺乏活力。第三,它认为中美脱钩使中国在技术获得上有了难题。总之,经济发展已经开始趋势性放缓。
不管哪种数据,我们看到的趋势是,未来是低增长态势,这对企业的影响很大。宏观不增长的情况下,只有能判断出结构性增长机会的小部分企业,才能发展得很好。那些靠宏观增长、靠低质量增长的企业,未来发展的机会就会很小。
变化二:增长方式换轨
过去,中国企业的增长方式是什么?其实是建立在全球一体化基础上的增长。《世界是平的》一书的观点是,全球一体化是在全球范围内做分工,而且有几个鲜明特征。
第一,中国干活,美国消费。我们是非常勤奋的民族,大量的财富是干出来的。我们有现在的GDP水平,还一直强调奋斗。消费中国产品的大部分是西方人。
第二,美国创造,中国制造。美国有很多原始的创新,许多无中生有的需求是美国人创造的。经济学家也在讨论,为什么创新会发生在美国?为什么创新转为制造以后,很快会转移到中国、印度、日本这些地方?因为世界是一体化的,它总会有一些创新高地,有一些制造高地,有一些交付高地,以世界级的产业结构规律发展。
第三,美国在技术端创新,中国在市场端创新。我们少有原创性技术创新,多是从国外获得技术,之后在市场端创新,类似于支付宝、微信等。这是现在大多数企业做的事情。因为我们离消费者太近了,在一个大市场里,就很容易在市场端创新,所以说中国的创新发生在下游,在应用端。我们一直在讲中国的创新应该从消费领域和流通领域,转向制造领域和研发领域,但是这个转移还没有完成。
现在,中美脱钩看起来是不可逆的,只是节奏会怎么走?如果要让中国的创新领域发生改变,从哪里获得技术?在很多领域的原创性技术,你不能获得,只能靠自己去创新时,你能不能支付技术创新的成本?你有没有相应的文化、人才、机制?这些都是问题。
另外,即便是中美不脱钩,供应链的转移也是世界趋势。我们知道,制造一直从高往低流,往低势能的区域流动。早期的制造中心从欧洲往美国走,美国后来又转移到日本,日本之后又转移到“亚洲四小龙”,之后又转移到中国大陆。这个过程就是劳动力成本优势在哪里,劳动力的密集型在哪里,它就往哪里转移。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劳动力成本开始提高的时候,它就会再寻找洼地,继续往低处流。
关键问题是,在不可逆的转移过程中,你的企业留下了什么?欧洲留下了精密制造产业,高端仪器、高端设备,比如光刻机,这些精密的东西它留下了,其附加值非常高。为什么欧洲的福利那么高?它通过知识的附加值,获得了高利润。美国留下的是创新,是前沿的、原创的东西,尤其像硅谷这些地方,它的观念、它的机制形成了配套体系。日本留下的在材料领域,在高端的制造领域,这跟它的人口结构是匹配的。
中国在这个不可逆的转移过程中,会留下什么?低端制造一定会转移,而且在加速,除了自然转移,西方企业还在有意识地脱钩。年前我在长三角跟一些外贸企业、跨境电商企业负责人交流的时候,他们就讲,类似于亚马逊这种企业,每年做战略目标、做预算的时候,就有一项措施——减少中国产地的比重。这种减法,它也是不可逆的。
那么我们企业的增长方式到底要怎么转移?我一直觉得“专精特新”这个概念提得特别好,其实这也是对企业的要求。每个企业都应该在技术端、在能力端去创新,去积攒能量。这条路应该是中国企业在现在的结构下求解的路。官方、企业、民间对此都有着强烈的共识。
变化三:极端不确定
“不确定”一词我们谈了好几年,但是到了2022年,我们发现过去谈的不确定,其实是假不确定,2022年它变得真不确定了。
第一,极不连续。疫情带来的变化,确实让中国企业最大限度地体验了经营的不连续性。经营连续性是对企业经营稳定的一个要求。经营上的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怎么让你的业务流是连续的,不怕订单小,也不怕毛利低,最怕不连续。一旦不连续,今天有订单,明天没订单,那固定成本的分摊、人员结构的稳定就很难维系。
疫情中我们体会到了,但是疫情结束后会怎样?疫情什么时候结束不好说, 病毒却不断出乎我们的意料。
第二,极不稳定。在宏观的政策环境下,很多产业已经受到了影响。产业的不连续不稳定造成我们很难对未来做预测,甚至我们的理解能力都很难判断现在的变化是怎么产生的。
深层次来看,就是“道不可循”,在“道”层面上你不可循。你在表象上不能预测的时候,可以遵循底层的“道”的规律,此“道”意味着是要融入世界的,我们就会按照世界的规矩去做,尽管有摩擦,但是规则的一致性是变强的趋势。我们可以大胆地让资源全球化。国内企业一直在这种全球化路径上走,先是把产品卖到国外,后来把业务搬到国外,之后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但是如今你会发现,再往前走的时候,就“道不可循”了。因为大环境的不确定性太强,有些事情,你过去认为可以干,现在有时候可以干,有时候不可以干。这种极端不确定性,导致企业的经营很难受。
观察变化的趋势,寻找变化的线索
各媒体2023年的新年致辞,都在讲要唤起企业家精神,要唤起企业家的创新意识。但是企业家创新有一个条件,他得知道创新的边界在哪里、红线在哪里,他必须知道不能冒险冒得过了头,这时候他的精神才会被激发出来。但是在这种极不确定的情况下,就很难去冒险。大多数企业家接触的信息面,拥有的资源量,导致他们对大环境的判断还是有点困难。一些大企业的企业家,站在一个高地上,他们对政策的理解、对信息的把握能力更强,掌握的信息更充分,所以我们看大企业家是怎么讲的。
任正非的文章已经流传出来,他对未来的判断是:现在和未来都会很困难,未来10年都会很痛苦;全球经济会持续衰退,世界经济在未来3―5年内都不可能转好。另一位知名企业家的内部讲话里流传出来的判断是:未来三年是最寒冷的三年,多重因素叠加在一起,企业要达成目标,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行。
这些都是我们对环境的判断,麻烦在于,环境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仍然不知道。它还在博弈当中,还在变化中,是一个变化进行时。
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曾经用“蝴蝶效应”形容天气现象: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后人用“蝴蝶效应”形容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现在对我们而言,蝴蝶的翅膀已经扇了,龙卷风会在哪儿出现、影响力有多大的最后结果还没出来。我们不知道后面还会引发多少变化。
这就是现在的场景。到目前为止,环境怎么变我们很难下一个结论。就像过去几年讨论互联网,大家很焦虑,不知道怎么变化。很多人以为搞产业的人没戏了,无论从何种理由来看,传统企业都很难对抗互联网。结果大家发现没等着对抗,产业有自己的生存之道。
为了研究这些变化,我在1月2日那天专门花时间看了牛人怎么谈的。每年各大媒体、各个牛人都喜欢做年度演讲、开年演讲、新年寄语,这些见解都是精英经过长时间的深层次思考整理出来的,一般有一定参考价值,对大家有引导作用。我试图从这些见解之中,去看变化的趋势,去寻找一些线索,当然也发现了比较集中的几个词。
例如,“相信”,针对大家的迷茫,告诉大家一定要相信;“勇气”,大家一定要敢于挑战、敢于尝试一些新的事情;“韧性”,要强调韧性组织,能够在折腾中保持韧性,经得起折腾;“刷新”,要更新自己过去对环境的理解,要刷新自己。但是我看完以后发现,这些词看似挺有力量的,却没有宾语。相信,相信什么?勇气,挑战什么?刷新,在哪方面刷新?新东西是什么?你怎么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