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你的

……时间再也插不进来了，只好在周围转悠，这就等于持续不断沐浴其中，比起你可以不看的闹钟指针来，更有存在感，更加缠人，但是有点变形，有点扭曲，颇为可疑 ：时光流逝，你却始终说不准时间……

——乔治 · 佩雷克《沉睡的人》

没有什么能像我们的秘密一样使我们孤独。

——保罗 · 图尼尔

一、黄雨

20世纪 30 年代初期，一个和我年纪相当的人经过这里时，这条便宜街上的繁华景象——当时它与北京天桥、天津劝业场、南京夫子庙齐名——几乎惊呆了他。不知道他从哪来，要去哪里，也许他和我一样，也只是一个散步者，一个过路人。他站在午后明媚的阳光下，一动不动，手搭凉棚的同时，很自然地，眯起眼睛。

紧接着发生的一切，都围绕着一个声音 ：“你关注的不是瞬间，而是过去和未来。你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假如过去和未来都停止会发生什么？这是否会改变当下？假如会，那将是怎样的？”评论家约翰·伯格描述的似乎正好是我此刻的窘态，对方望向现在的我。我有点不知所措，生怕与想象中的他，发生目光交会。没错，我曾在同样的位置停留，也许他并没有留意到我。他也不知道我从哪里来，要去哪里。

我们对彼此来说，穿衣打扮、神情状态都超出了特定时代人的理解范畴——即使我们都从孔子那儿知道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也改变不了现状 ：便宜街的牌子不知被春日的大风吹到哪里去了，只留下街边各种古老的店铺，戏服店、乐器行、制帽店这些都是现在不常见到的。近几年，我一直租住在这片区域。小山周边已经没什么年轻人了，很多东西都被城市化、现代化无情地抛弃了，建筑物到底还是死的，但它们组成了一段不会死去的记忆。这些记忆随着一代一代人的离开，也保留不了多久了。

我来这里住，说是写作，其实也没写出什么 ；说是生活，也有点说不过去——你在哪儿可以不生活呢？过去，准确地说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跟大人们来这里的机会少得可怜，那时小山是一个市场繁荣的地方，与我的乡村生活完全在两个极端。现在，

我每天能从牌楼以西，这段凸起的龟背形地段散步、骑车，或者偶尔去牌楼外坐 6 路公交车，去母亲那里吃饭。昔日的熙来攘往，只存在于越来越少的一部分人的想象中。

说起来，我好像很熟悉周边一切似的，事实上也没有。好多东西从外面看，随意扫一眼更有意思，人不需要知道所有的秘密。我走着走着，就经常被连牌子都没有的店铺，或是某个不起眼的胡同吸引，而后停下脚步——未必就会走进去观察一番，但我知道，自己会不由自主地在那儿站上一会儿。

我不知道，自己走了多少次同一条路，在这条路上花了多少时间。如果不着急的话，我会散步走过小山牌楼，沿胜利路往东多走一段儿，在 6 路车站牌旁的餐馆吃上一碗馄饨，那个时间，复兴路上车辆稀少，阳光明媚。这是我熟悉的、舒服的状态。

我平时着急的事不多，大部分时间就一个人在胜利路西段附近闲逛，走累了，就折返回到租的地方看看书，写点东西，然后睡觉。这样的日子，已经持续有段时间了。我不知道，还会持续多久。

这里的房子一般都有一股无法去除的霉味。我倒可以接受这点，并且以此为由，还可以压低租金——人通过讨价还价了解彼此的秉性，未来生活中沟通的风险，也无形中减少了。不压价会招惹怀疑，甚至在这里住时财产安全也不能保障，压过价反而可以把自己放入一个更真实也更世俗的人物关系中。我写的东西有的和这些有关，大部分看不出直接关联，我在这里就写过不少现代城市的寓言，疏离爱情、冷漠亲情这些主题，和眼前这个破败的老城区，显得很不搭界。

刚来这里住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那小地方也不打算开火，每天外出吃饭、散步，经过附近的店铺时就跟坐在门口的人打个招呼，一次、两次不明显，第三次回话就多了起来，我也逐渐认识这些做窗帘、服装、内衣、袜子生意的人。他们有的不住在这里，住在城里，每天开车来去。有的人住在这里，这样就省去了租库房的钱。他们租的门面后通常有两间房，一屋放货，一屋住人。经过几次聊天，我就都认识了，尤其在这里住的，晚上 6 点以后，他们做饭时从门缝看见我经过，就会喊一声，没吃的话，来吃啊！

我一般没吃饭的话，真的就会进去吃。这和租房时讨价还价有相近之处，吃饭是人交流最舒适的方式了。当然，我不会白吃，偶尔会送些散步时在路边买的瓜果，也是经过他们门口时喊一声，放门口了，来拿啊！

他们不会拒绝。后来，我几乎就不在小摊上吃了，走累了，随便在哪一家都饿不着肚子。

为了说明这里的有趣，我想起散步时遇到过一个人，他走在我前面，拿着电话说什么东西三百左右。他说话的 声 音 很大，电话里的声音也很大，我在后面听得真真的，里面说，三百五六？这个人说，不是，是三百左右。对方又在电话里说，哦，三百九十六？我走在他后面，暗暗地笑了，然后听他说，唉，行了，我这就到家了，回去再说。说完有点气恼地，挂了电话，忽然扭头看到了我。

我不认识这个人，看他板着脸，也赶紧闭嘴，不敢笑了。他往兜里装好手机，向前走了几步，然后也笑了。我听到他的笑声，猜他可能正在扭头，而我已经拐弯进了一个新胡同。顺着胡同进去，走到底，往大路上一拐，就闯入了一处庭院。门口的野草，遮住了大部分的牌子——不用看，我就知道这里是开滦老报社旧址，如今已经人去楼空。我没想到这地方和小山这么近，拐来拐去，竟然站在了这里。在刚开始写作的那些年，就经常骑自行车，沿 6 路公交车现在的路线来这里，拜访一个 80 年代本地有名的诗人醉舟。

当时，这里只留下了少量的人，醉舟老师就是其中之一。

我拿着文章去找醉舟老师时，他已经快退休了，他说不愿麻烦，就和守门人一起留了下来，他对我说，有意思吧，这一屋子的书搬起来多累，再说过两年，就不用来了。

说实在的，我一直不知道他在报社的工作是什么，我和他在那间堆满书籍的办公室，聊了很多，他说过光写下来是不够的，应该像卡夫卡说的那样，一篇文章、一本书像一把锤子一样，有破坏力。我们分别后，在回家路上，我从小山经过，随手就把给他看的文章扔进了垃圾箱，然后整个人轻松地骑着车，吹着口哨，骑上了胜利路。

从那时起到他退休，我经常去找他，都是在下午两点后。他从没和我提过写诗的经历，和留在这里的原因。离他的办公室不远处是门卫室，那儿有一个守门人，负责收收信件、包裹什么的。不过上班的人越来越少后，那人就没什么正经事了。

那几年，我有时会跟他在下班后，到小山附近拿手机拍照片，他是一个散步爱好者，每天都会穿越小山老城走路回新城区的家，路很远，他说，累了就在路边等公交车，大部分时候越走越精神。印象很深的是一次我和他聊完，一起下班，穿过友谊桥地下通道，刚出来，就赶上一场小雨。我的意思是先避避雨，他特别高兴地说，人总是顶着明媚的阳光生活吗？难道不是光与影，赋予生命以意义吗？随后，我就跟他走入了雨中。好在那天的雨很快就停了。

后来，我还是会经常想到瑞士作家罗伯特·瓦尔泽 1940 年 9 月 10 日说过的话 ：“人不能总是在阳光下行走。”（《与瓦尔泽一起散步》）或者还有 20 岁的卡夫卡在一封信里写过的 ：“一本书必须是一把冰镐，砍碎我们内心的冰海……”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说说现在吧，我在庭院前站了一会儿，然后从门卫室走出来一个人。我跟他摆手，他像没看见一样。我很高兴再见他。守门人有点不认识我了。我上前说，以前总来这里找醉舟老师，然后把自行车，停在你门口。他“啊啊”两声，好像忽然接收到了某种信号，你原来没这么高啊！说话之间，朝我走近了。我心说，原来我站在门卫室门口和他聊天时，他好像比现在高一些。守门人又问我，来这边干啥？我说，没事走一走！

以前，跟他三言两语，说话也不多，这一次我们借着故地相逢说了很多。他说过去以为我是报社记者，不过后来知道不是了。

他说，醉舟老师人是个不错的人。我点点头，看他还有话说，也就不打扰，我好奇他想说什么。他说，醉舟老师爱看书，总在这里看书看到很晚，他来这里守门那年，就这样，有时候一看一整宿。说着，看了看对面的空楼，他问我，知道那里原来是干什么的吗？

按我的想象，地处小山附近，那个三层建筑物有些像过去的营业场所，最初应该是剧院、电影院、礼堂这种地方，要不然就是饭店。守门人被我的回答搞得有点不知所措，他说，没那么远，我是说十年前的事，再远咱就不知道了。

十年前正好是我偶尔来找醉舟老师聊天的那段时间。从那时起，那个院子始终大门紧锁，像荒很久很久了，每次骑车经过都会感到里面涌出一阵一阵的凉气——或许只是我想象出来的，也就没有在意。他一说，我反而感兴趣起来。他在到报社大院看门前，在对面那个院上班，也是看门。他说，那是个烧伤医院，附近钢铁厂有人受伤都送那里。大部分是烧伤病人。烧伤严重的人，半夜疼得大喊，守门人说，特别瘆人！有时候声音大，有时候很小，反正没完没了。他怀疑自己落下了疑心病，有幻听，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声音。他亲眼见过一个头上裹着纱布的女人从楼上跳下来，没死。据说那曾是个年轻漂亮的钢厂女工，脸全烧坏了，只能满脸裹着纱布，她住在——守门人给我指了指——三层最西边，那个房间和别的房间不太一样，窗户上有铁栏，很显眼。女人自杀过一次后，就被关了起来，不知为什么没有转院，她总是在半夜一下一下敲窗口的铁栏。

守门人说，开始不知道哪儿来的声音，有点害怕，看到她敲了，就不怕了，反而心里有点酸。好好一个姑娘，大好的未来就没了。女人的精神被关得越来越不正常，也不管时间，一有剩余的力气，就敲窗口的铁栏，直到医生拿着针管，拽过她的胳膊，在她胳膊打上一针，她才安静下来。医生下班后，她再敲，就没人管了。这个声音有时持续到深夜。

守门人说，听烦了，就拿棉花球堵上耳朵。有天早晨，她还是从二楼跳下来，这回砸在一块石头上，磕烂后脑壳儿，死了。警察来调查时，说怀疑有人夜里给她打开了门。我当然不知道，警察问我有没有听到什么，我就听到铛铛铛的敲铁声，我这不把耳朵堵起来了吗！什么也没听见。

据他回忆，这个女人出事没过多久，具体也记不清时间了，医院就搬走了，他没有跟着离开，因为新地址离家太远，跑不上，在哪儿都是看门，于是就到对面报社继续干老本行。关于跳楼的女人，守门人说他跟醉舟老师聊过，醉舟老师也听到过铛铛铛的声音，一直不知道是从哪里传来的，又忽然没了。他还去医院找过——这个事情守门人倒是没印象了。醉舟老师对医生说，不是来看病，来反映个事，你们这儿总有人铛铛铛地用锤子敲铁！

按说附近人应该都听到过声音。接待醉舟老师的中年女医生，眼皮耷拉着，看了他一眼，你哪个单位的？她以为对方是来找麻烦的。醉舟老师说，对面报社的……没等他说完，医生起身，把他往外推，不承认有声音，我们在这儿都没人听到，还吵到对面了？

醉舟老师经常半夜留在报社看书，夜深人静，声音显得特别大。倒不是什么别的原因。他去找时，声音就停止了，所以也没有效果。回报社的路上，虽然还是觉得奇怪，不过他也不想找事，于是以后再听到声音就不太在意了。

年轻女人出事后，警察排查周边，也去报社问过醉舟老师一些问题，虽然他没跟警察说什么，但是他跟守门人聊到这段他们共同的记忆时说，那天晚上，听到过一个沉重的脚步声，然后锤子敲东西的声音就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过。他很清楚，自己以前听到过那个脚步声。也就是说，那个人曾经在人很少的时候来过这家医院——人多的话，声音就没那么明显了，醉舟老师也不可能听到。

守门人到报社看门后，醉舟老师和他在这段记忆中算找到了某种默契——他们都听到过那个声音，守门人甚至在细节上比他知道得更具体 ：那是用钢笔敲铁的声音！房间是过去留下来的，最靠里的一间，不知道做什么用的，反正别的窗户都没有加上铁栏杆。每天上下午都有人过去给女人打针，那个针的药效很大，要到半夜才会消除，然后她就趴在窗户上，没完没了地敲。女人脸上裹着纱布，不知道烧成什么样子了，她那么年轻，可能很想死吧！醉舟老师说，那她也算遂了心愿了。最后，警察也没有调查出什么。案件随着烧伤医院搬走，也一了百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