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埃尔诺：如何把“坏文类”写成经典

自传小说：一个“臭名昭著”的“坏文类”

法 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获得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为她所擅长的文体——自传小说正了名，虽然埃尔诺自己并不喜欢用自传小说定义她的写作，而且她晚期重要的作品《岁月悠悠》立意于突破自传小说的“一己之我”。瑞典学院这样评价她的作品——“从不同角度不断审视因性别、语言和社会阶层等差异造成的不同的生活，勇敢、冷静而敏锐地揭露了个体记忆的起源、隔阂与集体压抑”。

如何从女性个体记忆出发，抵达一种历史真实和人类的真理，这是安妮·埃尔诺一生写作的轨迹和追求，也是她的作品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自传小说的特殊品质。说安妮·埃尔诺是因为写自传小说而得奖其实是对其文学成就的严重低估。应该说，安妮·埃尔诺是因为突破自传小说的文体局限，再造了自传小说而得奖。埃尔诺也认为她写的不是个人自传，而是“社会自传”。

埃尔诺的第一本书《清空》出版于1974年。这是一部以她自己1963年的堕胎经历为素材的小说。这本书也是她最接近小说的一部作品。可以想象初写作时的埃尔诺有一种越界的紧张和欲望。她给了女主人公一个虚拟的名字，但是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以埃尔诺自己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经验为底本，在薄薄的面具下直截了当地描写一个出生于法国小城杂货店的劳动阶层家庭，却在寄宿学校上学的女孩的耻辱与撕裂，以及她发育着的身体从月经初潮、性快感到堕胎的各种经验。初上文坛的埃尔诺没有沿用她在大学经典文学课堂所学到的或趣味高雅或实验大胆的语言，而是用一种直接得可怕的，并不友好的，甚至带点粗野暴力的语言。因为她想描述她感受的真实的生活，那是一种远非抒情的，带有深深的社会和历史痕迹的粗粝的生活。

埃尔诺敢这样写，与她写作的年代有关。

安妮·埃尔诺开始写作的20世纪70年代，福楼拜或巴尔扎克所代表的经典法国小说已经不再。五六十年代名噪一时的新小说实验及其影响也已经日趋缩小。而新小说的主倡者玛格丽特·杜拉斯、罗布·格里耶等人所提倡的物的观察的主体意识、小说语言以及实验精神，已然成为当代法国文学新的基因。事实上，从20世纪初柏格森和普鲁斯特之后，法国社会和文学就进入了实验年代。20世纪的法国作家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柏格森的影响，他关于时间、关于物质与记忆的关系的思考，以及对外在的观察，对生命进化及自我是绵延变化的意识的实体等论述对当代法国哲学和文学的影响至深。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就被视为柏格森小说。柏格森思想还强调视觉效果。如评论家赵越胜指出，“当他论述直觉对把握实在的极端重要性，当他把记忆、形象这些艺术创造的基本要素，也当作哲学要素来阐释时，他打开了自由的新维度”。

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发祥地的法国在20世纪不断地被一波又一波的哲学艺术思想实验和运动所推动。20世纪70年代，又一个新的文类在法国生成。1977年，法国作家兼文学批评家塞尔日·杜布罗夫斯基（Serge Doubrovsky，1928—2017）用自传小说这个词，来描绘他自己刚完成的小说《儿子》，并用它来定义这种新文类，即以一个人的生活为主线，以第一人称叙述的自传性的“写实”小说。这种自传小说其实在以前的法语文学中有些渊源，即Roman à clef（直译为“带一把钥匙的小说”），这种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隐晦地影射历史和真人，有点像我们所说的索隐小说。

此后的二三十年里，自传小说这个文类不仅在法国和英美盛行，在日本、印度等国家也从者甚多。如果说最开始自传小说还只是对在非虚构的自传和虚构的小说之间寻找某种“平衡”的作品的中性描述，那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种写作因越来越带有个人私密经验，以及强烈的自我的声音，而成为最有争议的文类。

促使这个文类变得“臭名昭著”的人物之一是法国作家和摄影师埃尔维·吉伯特（Hervé Guibert，1955—1991）。有新闻工作背景的吉伯特写了许多以自己的日记为素材的小说和自传。1990年，身患艾滋病而不久于人世的他写下了《给没有救我一命的朋友》，记录生命最后一段的痛苦与面对死亡的恐惧与孤寂。因为他是第一个诚实记录“世纪病”并直白表达个人欲望，以及他对周围人，包括密友米歇尔·福柯的看法的人，吉伯特及其自传写作成为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这个被称为“私小说”或“自小说”的文类，也因大量女性作家引发争议性的作品而成为“坏文类”。当代法国女性作家笔下的自我经历常常带有震惊和伤痛的体验，包括强奸、堕胎、离婚、婚外情，甚至乱伦。比如克里斯蒂娜·安戈（Christine Angot，1959— ）发表于1999年的《乱伦》及《不可能的爱情》，将父母婚姻和家庭中的丑陋与病态都事无巨细地暴露出来。有些女作家还把自己与主人公等同，比如卡特琳·米雷（Catherine Millet，1948— ）2002年的自传《欲望·巴黎——卡特琳的性爱自传》。那令人窒息的坦诚与真相在某种意义上让很多读者忽略了写作这个行为和写作者的真正用意。本来这些女作者是因为诉诸法律而没有得到保护而写作，巨大的耻辱感使她们四分五裂，但人们因此用“丑闻”和“不幸”来描绘女性自传小说。毋庸置疑，90年代大量自白性作品充斥文坛，很多并无新意或原创精神，这也导致人们常常把自传小说和家丑及暴露隐私联系起来。

女性自传小说还有一个与生俱来的原罪，就是所谓的自恋情结，被某些批评者嘲讽为“盯着自己的肚脐眼”的写作。自传小说还被指责没有情节，没有结构感，以哗众取宠的内容取代真实的情感，等等。2007年法国女作家卡米耶·洛朗斯（Camille Laurens，1957— ）指控玛丽·德里厄塞克（Marie Darrieussecq，1969— ）在小说《汤姆死了》中“心理抄袭”了自己的自传《菲利普》，由此开始了一场长达两年多的文学官司，也引发了公众对自传小说的真实性，写作的诚信等伦理问题的讨论。所以，充满悖论的是，自传小说在不断涌现的同时，这个特别的文类也被评论家反讽地称为“坏文类”（mauvais genre）。“坏文类”指低俗的文类，比如幻想、科幻和侦探一类的低俗小说，也指那些哗众取宠卖文鬻字的行为。在法语中genre这个词除了文类还指代性别，所以这个双关词（坏、差、次等的文类和性别）中还暗含对女性写作者的写作能力的充满性别歧视的怀疑。

发表了《清空》之后的二十年里，安妮·埃尔诺的所有写作似乎都可以归于这个文类。如果《清空》从形式上还可以说仅是第一人称小说，那么以她自己的父母或母女关系为题材的《男人的位置》《一个女人》《我在黑暗中》以及一系列以她自己在生命的各个阶段经历为内容的作品，如《冰冻的女人》《简单的激情》《耻辱》《一个女孩的记忆》，从题材或者内容上说，几乎都是自传性质的写作。事实上，法国评论家玛丽-朱塞·洛伊（Marie-Josée Roy）在评论埃尔诺小说《简单的激情》时就用“坏文类”来描述埃尔诺的写作，虽然她站在女性立场之上，质疑挑战“坏文类”的定义，为写作自传小说而开始在法国文坛上声名大振的安妮·埃尔诺辩护。

那么埃尔诺是怎样摆脱自传小说的原罪，拓宽了文学以及自传小说写作的可能呢？

有距离的写作： 个人记忆中的历史真实

那是六月的一个星期天，中午刚过，我的父亲要杀我的母亲……那是1952年6月15日，那是我童年时代记忆最深最清楚的日子。

《耻辱》这部回忆少年时代自我形成的自传小说以这样一个耻辱的记忆开头。“后来，我曾对几个男士说，我快十二岁那年，我的父亲要杀我的母亲，我几次对人说这句话，这说明这件事已经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里了。”对中产阶级的读者和作者而言，这个耻辱的细节意义深远。

在随后的篇章里，作者详尽地描述了1952年Y市的地形、人物和社会生活，同时讲述“我”上教会寄宿中学时家里发生的各种事情，比如母亲没有睡裙的细节、“我”与父母旅行时的窘态，以及这个十二岁少女的种种意识——“我已经不配在私立学校了，配不上她的优秀与完美，我进入了耻辱之中”。

埃尔诺对自传小说的警惕，或说对自我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与她特有的跨阶层经历有关。从一开始，她就不避讳自己的出身和家庭环境：在外省的小城市里长大，父母都是工人阶层出身，后来经营食品杂货店和咖啡店。但是他们送她上私立的寄宿学校，她努力刻苦，一心摆脱这个家庭和阶层。以后她果然成为文学教授，并建立了自己的中产阶级家庭。这段经历让埃尔诺对阶层差别和阶层意识有切肤之痛。正如她后来一再强调的，她的写作就源于阶层跨越过程带给她的巨大撕裂，以及与之相应出现的羞耻感。《耻辱》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

我要把这件事原汁原味地写出来，让那多年来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场面重新动起来，以便驱散它在我内心深处所形成的阴影（就是这种信念驱使我写下去）。

这个创伤记忆是促使埃尔诺思考家庭环境与自我形成的关系的催化剂，有点像催化了普鲁斯特回忆的玛德琳小点心。埃尔诺通过追究这个事件以及事件的环境充分而又生动地呈现了自我是如何开始觉醒，自我身处何样的具体的世界，“就是这种真实将1952年的我与这个正在写作的女人联系了起来”。

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能够找到自己用来思考自己以及周围世界的词汇……但是1995年的我是不可能重新回到1952年那个天真的小姑娘时的我了……

真正的自我记忆是不存在的。

为了找到那个真实的我，我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如今我要把我成长过程中所使用过的语言，宗教记忆以及我父亲的语言价值、他们的习惯动作公之于众，把在《时尚》和《茅屋里的聚会》所读到的小说的内容公之于众。

这种对某个事件的近乎穷思竭虑的追究构成了安妮·埃尔诺与她写作的姿态，也是她作为作家与自我关系的呈现。

我不是在写故事，因为故事本身就会阐述真理而用不着去探求它；我也并不是在写回忆录，只想满足于把我记忆中的画面原版地照搬出来。我是想把这些画面当作材料来剖析，当一次我自己的人种学家。

就这样，埃尔诺把文学的功能扩展成了人类学家的物种笔记。

评论者认为埃尔诺的文学突破是写于1983年的《男人的位置》和1987年的《一个女人》。前者让她获得勒诺多文学奖——这个奖项被称为法国文学最高奖龚古尔奖的补充奖，由十位文学批评家共同评出。他们看到了埃尔诺与其他自传写作的不同：“在短短的一百页中，她为她的父亲，以及从根本上塑造了他的整个社会环境描绘了一幅冷静的肖像。这幅肖像发挥了她正在形成的内敛和道德动机的美学，她的风格是经过严格和透明的锻造而成的。它标志着一系列自传散文作品超越了虚构的文学世界。并且，即使还有叙事的声音，也是中立的，并尽可能匿名。”

紧接着，埃尔诺又写了以母亲生活为主体的《一个女人》。因为“我”这个跨越了阶层的中产阶级写作者的存在，对父母的日常生活、生活方式、情感结构，以及品位趣味的呈现，都渗透了非常清醒的阶层和“区隔”的反省意识，以致有的评论称埃尔诺是布尔迪厄式的作家。

比如在《一个女人》中，她这样描写父亲：

父亲永远都不会打消小商人脑子的这种看法：好人和坏人。对他来说，所谓的好人就是那些到他这里来消费的人，而坏人就是那些到战后市中心新建的商店去买东西的人……在他的内心深处，也和所有生意人的心理一样，希望整个城市里仅有他一家商店卖东西。为此，当我们需要买一个面包时，父亲也要让我们跑很远的路去买，就因为我们隔壁的面包店的人不到我们的店里买东西。

…………

我要以我的父亲为主题，写他的生活，写我少年时期与他的隔膜，而这种隔膜其实是一种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隔膜，但它又是极其特殊的，不可言传的，就像不得不分手而又情思不断的那种爱情。

同样，在《一个女人》中，埃尔诺刻画了自己与母亲的深厚感情和无处不在的观念冲突，而她的人生，恰恰就是在“努力离开母亲”和“深爱母亲”之间挣扎的过程。

在一次访谈中埃尔诺提出正是在写作《男人的位置》时，她理解了布尔迪厄所说的“把（写作对象）客体化的距离”。“他帮助我产生了我称之为从一个距离来写作的想法。”从《男人的位置》开始，她想“以一种民族志的写法来进行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