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山书院

一

十年前，我还醉心于官场。一天，市委组织部的朋友找到我，说我曾经是市上最年轻的副处级，问我现在想不想更上一层，当个最年轻的正处级。此人是我大学同学，原先交情一般，这些年都吃仕途饭，志同道合，便常在一起开小会，互通有无，交情变得不一般。他刚履新职：组织部一处副处长，对于全市三区五县副科以上干部的升迁任免，权力不一定有，但消息绝对是灵通的。在他面前，我也不必装。

我说，当然想喽，朝思暮想呢。他说，那就快去找郑书记，木县老牛县长去珠海考察，私自去澳门，赌博加嫖娼，被录了像，铁证如山，郑书记在市委常委会上骂他是个王八蛋，你说，是不是你的机会？我说那也轮不到我啊。这是套他话。他说，你也别套我话，实话说希望很大，现在有两个人选。又说，他们部长老孔是力荐我，但张副书记说我太年轻，所以有了第二人选。我问那人是谁，他说是老林。这人在市里没靠山，正因此，五十多了还没解决正处，这次考虑他，我想主要是想解决老问题。问题一旦老了，往往可以继续老下去，官场上的事，老不是风水。

从朋友的话分析，我着实希望不小，一是有组织部部长力荐，二是反对的只是张副书记，不是书记本人。孔部长和张副书记的分量，名分上孔在下，实际上半斤八两，差不多。这两人一旦对上，书记就是法官。有时候我想，书记的肌肉就是在这种情形下秀出来的。如果下面意见一致，没我的份，我硬去工作，让书记为我力挽狂澜，就难为人家了——其实人家书记是难为不了的，真正难为的是我自己。好在现在情况不是这样，照朋友的话说，这时书记正等着人去找他麻烦呢，麻烦他，等于让他秀肌肉。

我想也是，就去找了一下书记。别小人之心，去的是办公室，送的是我新出的一本书，价值36元。我说过，那时我还醉心于当官，一心想当更大的官。但同时我深信，要行正大之道，不能搞鬼名堂。我可以毛遂自荐，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以热络关系，但不可以违法乱纪。我曾经是市里出名张扬的人，现在收敛了，不张扬了，但也不谦虚。谦虚是一种美德，不是能力。县长要有美德，更要有能力。如实说，老林是四平八稳的水平，木县更需要一个有能力又有开拓精神的县长。我自认为不是老林，是我。

一个礼拜后，朋友又找到我，见面朝我竖大拇指。我想书记一定是接受了我的自荐了。朋友自问自答，你知道书记说什么了？书记说木县是贫困县，我们派人下去是要给人家解决问题的，而不是让人家来给我们解决问题的。朋友拿出书记腔调，更加滋味地说，老林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能拿到木县去解决。我心里有一些同情老林。

很快，我去了木县，那年我才35岁。

二

木县这地方说来怪，要山有山，要水有水：说人口，区区三十六万人；说道路，乡乡通公路，一条国道贯穿全县；论地理，左有省城，右有地市。按说，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她怎么都该富起来了。讲句难听话，就是捡捡左邻（省城）右舍（地市）的废铁废料，三十六万人也早该吃穿个饱暖了。附近金县、水县，以前跟木县一样穷得叮当响，叫花子满中国跑。可后来政策一对头，不几年，两个县的经济唰唰唰蹿红，流窜在外的叫花子跟着都回了家。唯独木县，书记、县长换了一任任，经济拉了又拉，就是原地不动，也拉不动，至今还是国家级贫困县。赴任前，书记、市长分头找我谈话，说的是一个意思，木县什么时候脱贫是他们的心病，我下去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的病治好。赴任前夕，书记专门在市委机关食堂给我摆一桌送行酒，席间送我一把打火机，说要我把木县经济“像火一样烧起来”。我知道吃酒也好，送打火机也罢，都是领导策略，是做给下面人看的，也是给我看的。下面人看到的是我的权力，书记器重我；我看到的是职责，要去拼死活，去闯！

陪我去木县上任的是组织部老孔部长，还有我那个朋友。按说一个小县长赴任有个副部长陪同就顶天了，我破了天，自然是朋友化缘的。这年月就这样，关系好飞机可以刹一脚，关系不好自行车都停不下来。我这个朋友，从讲义气这点上说，不像官场上的；但从做事工于心计这点看，典型是官场上的——做事八面玲珑、滴水不漏，人精！那天，在跟木县四大班子领导见面会上，他又在暗中扶了我一把。

事情很简单，会后他要抽烟，没带打火机，把我的要过去用。用了后猛夸这火机怎么怎么好，要我送他。开始我不明白他的用心，以为他真没带火机，但说到送我就明白是他搞的阴谋。因为我当时用的正是书记送我的打火机，他当着四大班子领导要这家伙，无非是想趁机公开书记对我的好，给我撑腰杆。于是，我默契配合，他假作坚决要，我假作执意不肯。我们知道，这样一来孔部长必然会来做调解。果不其然，孔部长钻了我们的套，把打火机的来历和寓意给大伙儿说一个明白。

后来我深有领教，朋友施的这个小伎俩，给我在木县树威立望大有帮助。我走到哪里，好像人都知晓我用的打火机是书记送的。那打火机，从造型上看跟左轮手枪一个模样，扣动扳机，火焰从枪膛里喷出来，很有趣。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吧——造型像手枪——在乡下，传闻几经演变后，书记送我的竟然成了一把真手枪，威风拔地而起，叫人不寒而栗。到乡下去，有些乡镇干部甚至直接喊我“手枪县长”。

就这样，靠着书记送的一把假手枪，我吓唬住了应该吓唬的一些人。其实书记完全是即兴送我这家伙的，送我前一分钟它还在食堂管理员手上，在给桌上其他领导点烟。书记不抽烟，打火机见得不多，见了这别样的打火机，新奇，饶有兴致地拿来观赏，末了借花献佛送我，配上一句官话：把木县经济像火一样烧起来！想不到，这家伙大大立了我威信，给我工作助了大力。这也使我想到，现在官场上老林这样的人多了，人都机警有余，求平要稳的。所以，当官久了，胆量就小了，因为长期处于必要和不必要的谨言慎行中，血气和斗志有意无意地流失了。

我因为入官场时间不长，也许是禀性难移，也许是知识分子的毛病，也许是我官当得太容易，总之，我不大谨言慎行，甚至让人觉得有些冒失。来木县当县长，事后不乏有人说我不明智、太冒进——事后跟你吐衷肠，这是官场做派，这样既显出足智多谋，又无后顾之忧，纸上谈兵，不用付出代价。要说，我在仕途上真没资历，三年前才上道。以前，我一直在校园里，读书，教书，偶尔写点“激扬文字”在报刊上发表，在本地小有名气。我有篇文章，题目叫《“经济”是只鸡》，阐述了本市经济要“鸡变凤凰”的几种可能和不可能。我自己知道，这是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英国一个叫洛摩小镇镇长的一篇就职演讲词的改头换面，也许有点激进，但绝不下作、反动，其核心是激励人们“为梦想奋斗”。我不知人们是怎么将我的文章与卖淫嫖娼联系上的，也许仅仅是因为我用了一个敏感而多义的词：鸡。我的知名度——黑色知名度——就这样节节攀高，一度我的课堂都被人斥为“鸡窝”，不乏有人讥讽地叫我“妈咪老师”。那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海南正在热热闹闹引资吸人，我算了一下自己的走留得失，最后选择远走他乡。结果走不掉，调令在人事部门搁浅三个月，变成一纸任命，去市委政策研究室报到。我就这样步入了所谓的仕途，成了本市最年轻的副处级，真正有点像鸡变凤凰。

其实不是鸡变凤凰，而是知识分子变成知道分子。入了这行，我最大的体会是知道比知识重要。就是说，什么事你都应知道一点，但不要知得深，不要去研究，不要有见识。因为，有见识容易形成观点，产生个性，而个性在官场上是有风险的，稍不留神便会变成翘起来的狗头和尾巴，遭遇有名和无名的打击，无情的打击。

当然，除非你有“保护伞”。“保护伞”有两种，一种是形式上的，一种是实质的。老实说，我一直阴差阳错地戴着一顶形式上的“保护伞”，即名人：以前是“激扬文字”，后来是最年轻的副处级。一前一后，是一天一地，中间是不可逾越的鸿沟，我逾越了，容易叫人浮想联翩。别说旁人有想法，我自己都想入非非，当了最年轻的副处级还不满足，指望连任最年轻的正处级。奇怪的是，我想什么就有了什么。回过头去看，当时的市委书记包括市长，真够开明的，能欣赏我这样有争议并不谦虚的人。有人说，他们也是在利用我，目的是通过器重我标榜他们思想开放，任人唯贤。也许吧，官场上的名堂多、学问深，谁知道人家肚皮里的道场？

我说这些的意思是想说明，我在仕途上走得比较顺当，阴差阳错地顺当。因为顺当，缺乏磨砺，我也残留了一些方刚血气。如我在木县领导干部大会上，说话嗓门比书记还要大；下乡去，戴着一副乌得发亮的墨镜，经常还自己驾车；我跟农民用碗喝酒；到企业，亲自查看他们账目；我还到电视上讲话，对本县落后的经济现状做严厉批判的同时，又做大胆高调的展望。我身边人说，这样要得罪书记的，得罪了书记，等于得罪了大批的“铁杆忠臣”，我很多工作不好开展，等等。总之，关心我的人经常提醒我，说话做事要想到背后有眼，不能太张扬。其实我也想收敛，却似乎总做不到，也许因为我没经过太多官场的锤炼，火候不到，锤打太少，还是块生铁吧。生铁有生铁的好处，硬度强，能顶重，但缺乏柔韧性，弹性差。因为弹性差，所以不大经得起碰撞。就是说，如果书记要给我掺沙子，穿小鞋，跟我对着干，我只会凶多吉少，说不定咔嚓一声暗响，拦腰断掉了。

这也是一块生铁常有的下场。

三

书记姓林，一九六四年的大学生，比我大近二十岁，在木县已经待了三十多年，在书记这个职位置上也坐镇六七年，老了，且将继续老下去，直到退休。他高度近视，戴眼镜，镜片像墨水瓶底一样厚，想必也是有重量的。因为有重量，有时他会把眼镜摘下来，尤其在开会时，听别人说话，他总是摘下眼镜，放在面前，好像眼镜是耳塞，只有取下才可以听清别人说话。他不知道——也许知道，由于戴了几十年眼镜，他眼睛四周的皮肉变得松弛、苍白，眼袋子鼓鼓囊囊的，看上去一副要哭的样子。这跟书记一把手的地位不相称，不合配，有点自降身价。好在这样的时候不多见。总的来说，书记是个乐观开朗的人，说话轻声慢气，笑容经常挂在脸上，给人一种跟他年龄般配的和蔼温软的感觉。这种感觉不是假象，至少我在木县近一年多时间里，他一直像老大哥一样关心我、爱护我、体谅我，没对我放一支冷箭，也没给我穿一次小鞋。我后来“拦腰断掉”，跟书记没一毛钱关系，那是我的命。

我的命跟鹤山书院有关，说来很神秘，现在想来我都还是心有余悸。具体时间记不得了，应该是在我上任头十天的时间里，一天下午，我从楼上开完会下来，看见办公室里端坐着一位穿青布长衫的长者——自称清明道士——秘书小夏正殷勤地在给他泡茶。虽然长者气度不凡，我心头还是不悦：什么人都带到办公室来，像什么话？

长者像猜到我心思，立起身，对我笑道：“不要怪小夏，是我要求来你办公室看看的。这也是我以前的办公室嘛，你该不会把我拒之门外吧。”说罢嘻嘻笑，笑声和说话声都像个女性，薄、细、尖、脆，让我一下子冒出妄想，怀疑他长布衫里窝着一对严重垮塌的瘪奶子。

握了手，手掌大，骨头粗，有力道；看眉毛，又平又浓，像两把扫帚，胡子剃得干净，但根部明显像眉毛一样密，男性特征不容置疑，让我一时恍惚。后来与之攀谈，证实确为男性，也确实当过老县长，是我前任的前任的前任，一九九○年离任，转岗到政协当主席，时年四十九岁。这么年轻退居二线，不正常。更不正常的是，一九九七年政协换届，他才五十六岁，居然降为一个虚的副主席，回家赋闲，干等到去年，正式退休。这样的履历，一目了然是出了问题的，在我想来，不是身体有恙，就是犯了什么错误。他似乎又看透我，提着尖细的嗓门对我道：

“身体绝对没问题，你看我这身体，现在让我当县长也没问题。错误嘛，也没有犯一点，只是着了魔，倒了霉，干着没劲，不想干了。”

“那么老县长现在在做什么？”我想身体这么好，一定是在办企业，且多半在做政府项目，所以这么急来见我。

“当院长。”这次他没猜到我的心思，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起他并不光辉的业绩，“我在蒲鹤山开了一家书院，叫‘鹤山书院’。这是以前就有的，三百四十一年前，一位青城山的天真道人开办的，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被一场天火烧掉，只剩下一个破屋基和一堆残垣断砖。一九九七年，我从政协位置上退下来后，四处化缘，筹了钱，开始重建。二○○○年三月竣工，我自任院长，招兵买马，烧香拜祖，开办课目，转眼已经六年。”

在这个穷乡僻壤，办书院大抵是赚不了钱的，即便蹭点政府补贴，也是毛毛钱，更多的是一份情怀。我心里顿时有些起敬，嘴上也不虚伪、不做作，直接夸奖起来：“办书院，播文化，可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啊。”我本想多夸几句，却被他嘻嘻的笑声打断。一个大男人发出这样小女人的嘻嘻笑声，实在是叫人惊愕的事，汗毛都要竖起来。

他笑着，一边说：“年轻人，听老夫一句劝，官场有官场的路，坐在这张椅子上，不了解情况不要乱夸人。老实说，我传扬的是腐朽文化，县里领导为我头痛着呢，要不是看我的老面子，十个书院都被他们关了。”

我心想，莫非是在搞“有色文化”，女人搭台，男人唱戏？这回他又像钻进我肚皮里，不问自答，辩解道：“当然你也不要想到胳肢窝里去，夜夜笙箫、情色迷乱什么的，没有的事。黄赌毒是一丝一毫没有的，大吃大喝也没有，只有一点土茶淡饭。你看，我今天还给你带来了，这就是我们自己种的土茶，绝对没有施化肥，洒农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