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洪水猛兽到大众艺术：电影产业与好莱坞的黄金时代

好莱坞的创世寓言

旅居在洛杉矶，已有很多人问过我：哪里可以一睹好莱坞山？时至今日，好莱坞孵化了美国电影似乎成了公认的事实。但其实，作为大众媒体的美国电影，其真正的诞生地是芝加哥、匹兹堡、纽约等大城市的贫民窟。

时钟拨回1894年，彼时47岁，已握有无数专利的发明家爱迪生研制出了“透紫镜头摄影机”，这是第一部能够在大型场合放映活动胶片的电影机。两年之后，在纽约的科斯特和比亚尔音乐厅，透紫镜头摄影机第一次正式向公众放映电影。我们熟悉那个在教科书中作为励志典型的爱迪生，他出身贫穷，从火车上的报童干起，用闲暇时光钻研科学。但到了电影的诞生初期，一如历史学者泰瑞·拉姆齐（Terry Ramsaye）在《一百万零一夜：电影史话》中所言：“爱迪生在他的发明领域里实行着残暴的垄断。”因为拥有多项专利，爱迪生威胁制作方和发行方只使用他的专利技术和放映设备，倘若有片场或电影院企图绕开他，他雇用的精锐律师团队会告到那些“违约者”吐出最后一个子儿来。直到1910年，新生的电影行业牢牢掌控在与爱迪生类似的已经拥有财富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手中，其中很多是新教徒。没有人有足够的财力与爱迪生抗衡，电影这块蛋糕不是越做越大，而是越做越小。

在爱迪生和那些体面的盎格鲁-撒克逊商人的视线之外，一个庞大的市场正在形成。1904年，一个名叫威廉·福克斯（William Fox）的25岁青年在纽约买下了他的第一间“五分钱电影院”。彼时，这种电影院刚刚兴起于纽约、匹兹堡等工业城市的贫民窟。顾名思义，只要花上五分钱，人们就可以进去看最新的电影。这些贫民窟住满了起早摸黑的劳工，他们需要一些地方舒缓压力。五分钱伤不了腰包，当时的电影都是30至45分钟的短剧，“五分钱电影院”成了穷人的娱乐中心。福克斯是出生于匈牙利的犹太人，和当时大量涌入的东欧移民一样，他成长于赤贫之中，在中央公园卖过糖果，当过报童，也卖过衣服和皮草。或许，他买下第一间影院的想法就和买下一间服装店差不多，跟着最新的潮流赚点钱，并没料想这会是大名鼎鼎的福克斯影业的起点。不到三年，美国涌现了近三千家五分钱电影院，而在五分钱电影院鼎盛的时期，它们的数量超过了今天全美电影院的总和。

电影学者罗伯特·斯克拉（Robert Sklar）在撰写《电影创造美国：美国电影文化史》时，曾试图考证有多少五分钱电影院在偷偷使用爱迪生的放映机但不给专利费，不过没能得到确切的数据。爱迪生对这种“白嫖”似乎也不那么在乎。斯克拉解释道，20世纪初，随着美国工业化进程，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都搬至城市郊区，市中心聚集着贫苦的劳工，其中绝大多数是移民。中产阶级人士不会涉足这些市区的犄角旮旯，爱迪生的目标观众是小镇或市郊的有钱人，在他眼中五分钱电影院没有任何前途，更没必要把昂贵的律师费用在追逐这些榨不出油水的穷人身上。

日后好莱坞主要电影巨头的最初创始人几乎都成长于这道缝隙。派拉蒙公司的阿道夫·朱克，环球影业的卡尔·拉姆勒以及米高梅公司的路易·伯特·梅耶和福克斯有着相仿的履历，都是来自贫苦家庭的犹太移民，在投资五分钱电影院之前卖过服装，懂得赚钱的秘诀在于迎合大众潮流。1909年，卡尔·拉姆勒已经掌握了芝加哥、明尼苏达、奥马哈、盐湖城和波特兰等中西部及西部大城市的发行网。他原先的发行许可证来自爱迪生的垄断集团，但后者不愿意给予他任何在电影行业里的发言权，拉姆勒给其他的五分钱电影院业主指了一条明路：要真正在这一行站稳脚跟，必须进入影视制作，影院老板首先转型为制作人。

电影制作所需的仪器、胶卷和技术都还牢牢抓在爱迪生手里。法国卢米埃尔兄弟的胶片库存暂时解决胶卷的问题，但欧洲摄影机的质量远远比不上爱迪生的摄影机，在斯克拉看来，后来民间一些关于所谓“独立”电影人群聚加州的传说虽然夸张，但有着现实基础：这些电影人偷偷使用爱迪生的摄影机，为了躲避大发明家的律师团队，他们逃到千里之外的南加州打游击，就算爱迪生的律师真的追来了，他们还可以逃去墨西哥。

一年一年过去，这些独立电影人壮大起来。到1912年，他们已经和爱迪生的公司在制片数量上旗鼓相当。这些从社会底层打拼上来的犹太裔商人没有条条框框，想出各种灵活多变的赚钱手段，其中最成功的莫过于“明星制度”。以卡尔·拉姆勒为例，他知道爱迪生的拜奥格拉夫电影公司不愿给演员加薪，于是挖来女演员弗洛伦斯·劳伦斯（Florence Lawrence），而后一边在报纸上发布劳伦斯死于有轨电车事故的假新闻，一边发出公司通告澄清谣言，这些炒作使得劳伦斯真正以拉姆勒的独立电影公司演员身份而亮相公众时，引起群众的围观，劳伦斯也是影史上最早的“明星”之一。到1912年，司法部将起诉爱迪生实施行业垄断，爱迪生也会逐渐淡出电影史，但他真正的失败几年之前就埋下了伏笔：已成为既得利益者的他完全忽视了劳工阶层和新移民的存在。

来自中产阶级的恐慌以及管制呼声

和爱迪生一样完全无视五分钱电影院存在的还有广大的美国本土中产阶级。正如斯克拉所言，没有报纸记录下电影最初带给劳工阶层的那种震撼，原因很简单：报纸杂志掌握在中产阶级手中，反映的也是中产阶级的审美取向，这个阶层的人不会光顾五分钱电影院，这些电影院对他们就相当于不存在。

在斯克拉《电影创造美国》中可以看到，报纸首次留意到这些独立电影人是在1909年至1910年，卡尔·拉姆勒和爱迪生大打官司，双方各有损失。紧接着，爱迪生故技重施，向国会施加压力，希望增加进口胶片的关税，以此掐断独立电影人的生路。不同的是，这一次，巡回歌舞杂技团出身的苏格兰独立电影人J.J.默多克说服立法者降低了胶片关税。可以想见中产阶级受到的震撼：似乎是一夜之间，出身贫民窟的外来移民从大发明家手里夺走了电影这一新型媒体。

不过，来自中产阶级的瞩目放大了五分钱电影院本就存在的问题：当时的电影演员多来自巡回歌舞杂技团，不少影片以卖弄风情为噱头，加上贫民窟各种脏乱差，各个年龄的小孩在“春光乍现”的影院里到处窜，没人管教。自1912年起，服务于社会建制（教会、改革组织、传媒、警察等）的中产阶级就呼吁“提升”五分钱电影院的“层次”。因为五分钱电影院的经营者多是无权无势的移民，这一时期来自中产阶级的干预多以简单粗暴的警察临检为主。

五分钱电影院的经营者团结起来，终于在1915年争取到了一场联邦最高法院的听证会。然而，法院最终裁定：电影和报纸不同，不在捍卫“言论自由”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范围内，这为日后各地分门别类的电影审核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直到1920年，电影审查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各地的审核标准不一，审核官员的主观喜好也致使政策更加模糊。斯克拉举例说，被芝加哥禁止上映的电影往往在纽约畅通无阻，因为后者想营造对新兴文化更友好的都市形象。

历史学者会指出，全国层面的电影审查的导火索是20世纪20年代初好莱坞的一系列丑闻。先是默片演员奥利弗·托马斯（Olive Thomas）因误食氯化汞而中毒身亡，这是她的明星丈夫杰克·皮克福德（Pickford）用于治疗梅毒的药物。1921年，大名鼎鼎的默片偶像“胖子”阿尔巴克（Rosco“ Fatty” Arbuckle）涉嫌强奸模特并致其死亡，虽然警察没有发现死者遭受过性侵犯的证据，指控方之后也被发现有敲诈勒索的动机，法庭最终宣判阿尔巴克无罪释放，然而，他璀璨的演艺生涯就此夭折。一年之后，大导演威廉·德斯蒙德·泰勒（William Desmond Taylor）的谋杀案更是斩除了大众对好莱坞所剩无几的好感。泰勒死后，他私生活的边角料登上各大报纸的头条：这个大导演曾经抛弃妻女，他在洛杉矶的家藏有大量女性内衣；警方公布的嫌疑人名单涉及一位怀疑女儿被泰勒染指的母亲，兜售毒品给泰勒密友、女演员梅布尔·诺曼德（Mabel Normand）的毒贩，泰勒昔日的贴身男仆，以及一家同性恋鸦片会馆的成员。泰勒案的真凶至今仍然成谜。

其实，这些丑闻能引起全美的注目，也说明20世纪20年代的好莱坞，早已不是大城市贫民窟里的五分钱电影院了。自1908年起，威廉·福克斯就开始购买城市郊区更为舒适的电影院，吸引中产阶级观众；阿道夫·朱克更不惜斥重金，打造富有欧洲风情的昂贵电影迎合中产阶级。另一方面，肇始于1909年的“明星制度”随着电影影响力的扩大，开始对中产阶级家庭的未成年人产生极大的吸引力，不少孩子梦想着打破家庭的桎梏，去到阳光明媚的南加州成为巨星。在一部20世纪20年代给未来电影演员的行业指南中，每年好莱坞逾五千人会消失踪迹，其中多数是来自中产阶级的未经世事的年轻女性。要知道，自1920年起，美国的宪法第十八项修正案把禁酒推至全国，生活在美国小镇和市郊的中产阶级家庭大多拥护这种在今天看来极端保守的道德观，在这种情况下，好莱坞的淫乱奢靡当然会引发全民恐慌。

好莱坞当然也感受到了树大招风的威胁。1922年，几大电影公司联合成立了“美国电影制片人员及发行人协会”，聘请威尔·海斯担任协会的首任主席。学者汤姆·波拉德（Tom Pollard）在《性与暴力：好莱坞的审查大战》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好莱坞的初衷在于先下手为强，他们不希望中产阶级倡议的联邦政府层面的全国审查制度成为现实。海斯曾供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也是基督教长老会的执事，他的保守派背景可以为以犹太裔为主体的好莱坞制作人营造一种假象：“看，我是自己人，新教徒，跟那帮犹太人不是一伙儿的。”

好莱坞既踢足球又当裁判的伎俩延续了好几年，海斯表面上是审核官，但背地里是好莱坞几大电影公司的财政大臣。当时，如果一部影片在某州被要求删减，按照州法，片方必须根据删改量向审核委员会支付罚金，此外，电影公司重新制作和发行的不同版本影片也是一笔不小的花销。海斯的职责主要在于帮片方省钱，他和几大电影公司拟定了一系列的“禁止和慎用”（The Don’ts and Be Carefuls），作为影片拍摄时的指导方针。

到了1929年，在既是天主教徒也是出版人的马丁·奎格利（Martin J. Quigley）和耶稣会牧师丹尼·劳德（Daniel A. Lord）的推动下，一份更严格的法典被提交给几大电影公司。这份法典就是之后的《电影制片法典》，它更为人所知的名称是《海斯法典》。

这是全世界第一部限制电影内容的行业守则，其严苛程度也首屈一指。法典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一系列“总体原则”，妇女、儿童和社会底层被视作“易受影响”的群体，法典要求电影向他们提供“正确的生活准则”，不得降低观众的道德水准，不得同情罪恶，更不能讽刺法律、宗教和人性。第二部分的具体细则有成百上千条，但主要的禁忌在于性（不得出现裸体、挑逗性的舞蹈、激情的拥吻等），犯罪（不得展现犯罪过程和方法），酗酒（必须符合禁酒时期的要求，不得过度饮酒），以及种种不符合当时保守派道德标准的行为（婚前性行为，婚外情；同性恋被视作“不正当性行为”；不得展现白人和有色人种通婚）。此外，《海斯法典》还列出一张冗长的禁语列表。

不过，这份严苛的法典颁布之初只是作为行业自律的参考规范，并无强制作用。更重要的是，1929年至1934年期间，美国经历了突如其来的大萧条，好莱坞忽然发现，他们的宿敌，中产阶级和新教徒被击垮了。按照斯克拉的看法，1929年到1931年的大萧条初期应被视作好莱坞第一个短暂的黄金时期，电影制作方和影院都比大萧条前盈利更丰。这一时期，为了吸引观众，性暗示和暴力场景常常是高票房的保证。用《好莱坞报道》的话来说，“《海斯法典》现在连笑话都算不上了，它已成为往事”。

天主教的干预，还是新移民的中产阶级化？

好莱坞的公然藐视和海斯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终于惹怒了美国教会，尤其是天主教的势力。

1934年6月，《海斯法典》增加了一项修正法案，专门成立“电影制作法典委员会”以便更严格地执行法典。修正案规定，从同年7月起，电影发行前必须取得委员会的许可证。有着公共关系工作背景的天主教徒约瑟夫·布林（Joseph I. Breen）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主管，从1934年接棒到1954年退休的二十年间，布林审核的严苛程度可谓臭名昭著。拿“前法典时期的好莱坞”和“布林时代”中的几个例子作为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