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血

汉娜那时候很小，我们还记得她那时的样子。她那么小……她只有一岁半，是个小宝宝。

劳拉说这话的时候捧起深蓝色马克杯，眼光移向窗外，仿佛那里有什么给她带来了回忆。窗外是半个院落。在灌木遮掩的围栏那一边，可以看见邻家的屋顶和露台。通向前院的矮木门被风吹动，吱呀吱呀地晃来晃去。院子另一边的角落里垂着一棵巨大的枫树，有一些苍黄、卷曲的枯叶缓缓地落下来，那姿态像是整个世界就要入睡了。

我起初不明白劳拉为什么和我说这些。她给我讲过一些事，她和她的先生米勒在贵州的事，还有汉娜小时候的事。在2006年前后吧，她和米勒来中国旅游，偶遇一位在中国生活将近二十年的瑞典人。那次相遇改变了劳拉和米勒的生活轨迹。在我看来，劳拉和米勒对生活有一种轻率的态度，他们对未来没有明确计划，随时理解并接受生活所赐予的改变，那是一种我不熟悉的生活方式。我以为那甚至是危险的，看看汉娜，你就会明白他们给自己带来了什么。第二次的中国之行，在那位瑞典朋友的引介下，他们留在贵州，作为一家公益机构的志愿者在贵阳和毕节之间往返。那年秋天，在一个孤儿院里，他们见到了一岁三个月的汉娜。

我告诉劳拉我是四川人，一直到我出国前，没有去过贵州，对那里毫无了解。但不管我怎么声明，她似乎都认为我是合适的听众。她是一个柔和的女人，有着蓬松随意的银白色短发，说话时双眼常常下垂，不像有些白人那样咄咄逼人。她的脸上始终微带着笑意，我起初以为那是一种教养，某种高于我能实行的和善。后来才意识到，她只是一个深陷美好愿望的苦主。

他们除了汉娜也没有别的孩子。原因不言自明，照顾这样一个孩子，已经耗尽了他们的金钱和精力。他们大概五十岁，而米勒的头发全白了。他们家的客厅里挂着三人的大幅合照，三个人都笑得很开心。米勒更放松，劳拉俏皮地歪着脑袋。汉娜坐在父母当中，她的细眼睛笑成了一条缝，黑发上侧扎着一个红色蝴蝶结。他们三人共同捧着一支点燃的粗大的蜡烛。有一次劳拉告诉我，那是汉娜十岁生日时照的。我当时想，这是个很幸福的家庭。

“艾米，‘输血’中文怎么说？”汉娜半靠半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时这么问我。我说给她听，她就学着念。“血”字的音她总是发不准，我教她几遍她才算说得接近一些。也难怪，英语里没有汉语拼音里声母“×”的这个发音。她努力说着“血”字，连着说了好多遍，还一直看着我。我说：“很好，你说得很棒了！”她马上笑起来，把右手里的毛绒猫头鹰贴在脸上，又念了几遍，听起来像是“书舍”。在她病床的左侧，监测仪表上的数字不停闪动。深红色的血浆在输液袋里一点一点滴落，仿佛踏着欢快的步伐；载满鲜血的柔软的输液管盘绕在汉娜的左臂，在几层医用胶带的缠裹中进入她的身体。护士走过来，伸手弹弹输液袋，调整一下说：“我们让它快点，这些血都在赛跑，想要赶紧钻到汉娜身体里去。”汉娜失声笑了，伸出右臂让护士给她量血压。

那天上午我在学校图书馆写作业，一面走神盘算着母亲何时会寄来下月的房租，忽然接到劳拉的电话，说汉娜又要去医院了，但她忽然有些事走不开，问我能不能带汉娜去。可以叫一辆出租车，车钱她会付，而且也会算我的时间。我巴不得从那些讨厌的数理方程式、经济学报告中逃走片刻，立刻就答应了。

汉娜对医院里的程序驾轻就熟，护士也都是熟识的，我只是一路跟着她，看着她坐上轮椅，被带到这间病房，被安顿在病床上。我坐在汉娜对面的扶手椅上，这时候应该跟她说些什么？继续学中文吗，还是说些别的、轻松点的事？我看着这个瘦小、肤色棕黑的女孩（后来我知道那是由于长期输血造成的血色沉着），真的找不出话来。我从来就对小孩没有热情，做汉娜的中文老师纯粹是为了一小时二十块的收入。通常孩子使我感到手足无措：你不能期待他们会对你的寒暄、你刻意寻找的话题报以礼貌的回应，他们总是出乎意料，让你难以应付。

我们之间这巨大的空白使我不安，我想应该和这女孩多聊聊，像个有智慧的老师那样去了解她，她是个可怜的孩子。但我立刻发现这事的难度，我和她差距这么远——我们之间几乎毫无共同点。造成隔阂的不仅是语言，更是一种陌生的距离，那是两个黄皮肤黑眼睛的女子之间隔着太平洋的距离。

“汉娜，你将来想做什么？”我看着护士走出房间，问了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汉娜揉着毛绒猫头鹰，想也没想说：“我要当宇航员，我的第二愿望是医生，医生太重要了！我希望做一个能够医好我自己的医生。”我知道这些都不可能，像她这样体质的人，有时走路也会摔倒，户外活动极为受限。如果有未来的话，恐怕也只能做简单的工作，比如说文秘之类的。但我也不能打击她，既然她的父母让她拥有这种幻想，揭穿它未免残忍。

我正费力想着怎么延续这个话题，护士走进来给汉娜打开电视，把遥控器交在她的手上。汉娜津津有味地看着动画片，时不时笑出声来。我从背包里掏出经济学课的阅读材料，是离开前刚从学校图书馆里复印出来的，还微微温手。动画片喧哗的声音使我没法集中精力，我放下材料，开始刷手机。不一会儿汉娜扶着输血架去上厕所，回来的时候她俯身看我腿上的课本，评论道：“这么厚的书。”我说：“这才不是最厚的一本哪。”汉娜歪着身体又看看那课本，然后直起腰，一本正经地问我：“上大学是怎么一回事？”她隆起的前额庄严得有些发亮，下嘴唇皱起来，那神情一点不像十二岁的孩子。这倒把我问住了，我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她一路走回病床去，说：“我还不确定要不要去呢。”我走过去帮她安顿下来，发现刚才饱满的深红色血浆袋已经瘪下去了。护士又进来，检查一遍后拔下针管，说：“小姑娘，一切都很好！”又给汉娜量体温、血压，然后问：“怎么样汉娜，有没有头晕、恶心、想吐的感觉？”汉娜摇摇头，脸上一丝笑意也没有，把毛绒猫头鹰抱紧在胸前，说：“拉努，我们可以回家啦。”

护士笑呵呵地伸出右手，和汉娜击掌，然后让她从一个小箱子里挑礼物，明显是一元店的廉价玩意儿。汉娜挑了一个棒棒糖，答应回到家里才吃。然后她换好衣服，五月的天她还穿着羽绒衣。我们慢慢从医院大厅走出来，我一路观察着汉娜，护士说过有什么异常要赶紧回去。

等我们到她家里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了，劳拉和米勒都还没回来。他们家的金毛拉布拉多犬亲热地围上来舔着汉娜的手，我应该走了，却还是留下来，给汉娜读了一个中文故事。那是一个小熊、狐狸和公鸡的故事，来自一本劳拉从中国带来的带注音的童话选，大概相当于国内学前班的水准。我曾想过给汉娜读《西游记》，可她一点也不喜欢和尚取经，还有什么猪和猴子。

我给劳拉打电话，告诉她我们回到家里，一切都好。劳拉说她很快就到家了，请我再等待片刻。汉娜还不能自己待在家里，特别是输血以后，恐怕有什么并发症。但是汉娜不想再听中国故事了，她倒在沙发上捧起《哈利·波特》，双眼紧张地在字里行间搜索。她看了一小会儿就累了，合上书本睡过去。

那个夏天，劳拉给我讲了汉娜的事。后来在汉娜病危前，劳拉给我看过一张汉娜小时候的照片：那时她身体瘦弱，皮肤蜡黄。她长着一双分得很开的细眼睛，矮鼻梁，有着分外隆起的额头和突出的颧骨，无论怎样都算不上一个好看的宝宝。米勒抱着汉娜，正往她手中塞一个玩具。而小小的汉娜好像没什么兴趣，她看着不知什么地方，眼光茫然，我从来没有在小宝宝脸上见过那种茫然。

劳拉说：“是米勒最先发现她的。”在孤儿院的一群孩子里，米勒一眼看出汉娜不正常。除了外形与其他孩子不同之外，她反应迟滞，少有声息，因此常常被人们遗忘，有时他们甚至忘记给她喂吃的。饥饿时她也不太哭，而是发出急切的“呵，呵”声。“我们向孤儿院询问她的状况。一岁多了，她才不到九磅重，她的肚子也总是鼓鼓的。”他们征得孤儿院的同意，带着女孩去云南、广州的大医院治疗。医生诊断她患了地中海贫血症，开始给她输血。女孩精神状态好了许多，慢慢地胖了一些。他们与这孩子朝夕相处有了感情，于是领养了她，带她回到加拿大。

这就是米勒一家选择的命运。以前的我也听说过这类事情，对这些高尚的人充满过敬佩之情。但在我走进这个家庭之后，我看到的没有光荣，只有日复一日的疲倦和永无休止的磨难、忍受。他们并不是我想象中的英雄。实际上，我时常揣测他们在后来的岁月中是否感到过后悔。

米勒一家是我头脑中始终存在的一个问题，好像上帝布置的一道必须完成、使我不得安宁的作业。那时我也在琢磨着些别的事；我初次醒悟到人与人之间的鸿沟，醒悟到一个人的思考是多么繁杂而又自成世界，一个人是如何生活在他自己所营造的，也是他的监狱的世界里。

那段时间正是我在温哥华安顿下来的第二年。这个海滨城市四季温润、风光旖旎，可我觉得我是走在风景边缘的一个纸片人。在风景里的那些人，比如米勒和劳拉一家，他们是真实的，带着重量和温度；而我的日子是多么千篇一律，却无处可逃。

贵州省黔西市金碧镇724县道的西面，满是密密麻麻的房子。有的是住户楼，虽说不那么新了，也还算整齐；更多的是歪歪扭扭、低矮的老房，像快塌了似的。县道东面一座楼也没有，一眼望去是大片的梯田。早春时节，蒙蒙小雨把梯田和空气浸得湿漉漉的。胡瑞坐在皮诚起的摩托车后座上，头盔下露出黑亮的马尾辫。她手里玩着头盔带子，看见老皮从街面的摩托店里出来，手里拿着一瓶链条油。胡瑞接过油瓶，装进挎包，又把头盔给老皮戴上，系好了。老皮跨上摩托。胡瑞双手紧抱老皮的腰。摩托很快加速起行，风声唰唰在耳边响起。胡瑞看见雨星又落下来了。

他们住在镇北端的一条小街上，离堰塘湾不远。说是街道，隔着半里地才能看见一户人家。房东钱家只剩了一个老人，带着孙子孙女，其他人都去贵阳打工了。房子不大，他们住在后面小屋里。小屋常年没有阳光。胡瑞也懒得收拾，屋里就一张床，一个五斗橱，墙角一张小桌和一个炉灶。屋门口有个小水池。

正是晌午时候，小孩都不在家。钱老头子在房间里哼哼唧唧，也不知是身上疼，还是闲得没事自说自话。老皮把摩托车摆在院里，给车子上油。胡瑞在灶台上煮了面，下点青菜，找出辣椒油。就这一小会儿，她的左手臂就痛得难受。做好了她招呼老皮来吃饭，他还在外头摆弄摩托车的链条。胡瑞在小桌边坐下来，想起昨天还剩的一小碗过油肉，也端过来。舍不得吃，都留给老皮。

老皮一面擦着手，一面进屋来。坐下吃了一口面，皱眉头说：“啥子味道？”胡瑞说：“凉了吧，热热。”老皮推开她的手，很快把几块肉狼吞虎咽下去，稀里呼噜连汤带面也一股脑吃完了，抹了抹嘴。胡瑞看看西面墙上的钟，起身去洗碗。再回头看时，老皮倒在床上睡着了，小脑袋朝后仰在枕头上，头发打着卷儿，胡子拉碴，口水顺着嘴角滴下来，瘦身板随着呼噜声一起一伏。胡瑞把抹布扔在水池子里，噗啦溅起脏水。她生了一会儿闷气，还是把碗洗完了。

胡瑞想出个主意，穿上外衣准备出门，没想到老皮醒了。他满眼迷糊地看了看周围，当看到她时，那眼神立刻尖利起来。“你搞哪样？”他问。

胡瑞站定了，抱着一线希望，她赔笑说：“去家具店。”老皮没听明白，双手撑起来坐直了身体，哼哼道：“贼溜溜，偷人去吗？”胡瑞赶紧分辩：“我替你上班去，你只顾睡着，老张再不要你了……”老皮发了一会儿怔，伸手抹抹脸，嚷着：“滚！”抓过床上他脱下来的裤子，一股脑扔过来，那裤子连着皮带，拉拉扯扯飞起来，扑在小饭桌上。

胡瑞躲出门外，坐在门槛上，双手来回搓着脸，然后埋头在臂弯里。她想也想不明白。小院里两棵榆树间的晾衣绳上挂着老皮带窟窿的汗衫，地上两只麻雀伸着脑袋，一走一停找食吃。雨又下起来了，烦人的雨。过了一会儿她进屋里来，老皮靠着床头在抽烟。

她过去跪在床边，抬脸看他，问：“到底咋个想哩？”老皮一直把烟抽到根上，扔到地上，这才看见她似的，说：“懒婆娘，谁要你管？”“老皮，再撑一阵子。要不咋个挣钱哩？……”她忽然又问：“咱回你家去呗，你家那地多大？再怎么分，也有你一块吧。咱不嫌小，多大点儿，能种啥是啥。你不愿意种，俺来。”老皮说：“你个傻样，让人卖了还给数钱！老张个狗东西，鸡贼！我要跟他打官司哩！”胡瑞想，一定又出什么事情了。老皮打开手机，可能给家具店老张送了信儿过去。胡瑞还是问：“要得回来不？明天咱到你兄弟家去，评评理去。你家老辈上还有啥人，一股脑请过来，大家一起评个理，他总不能不认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