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期刊策划和文学空间创造

2017年，《花城》杂志推出了“花城关注”栏目，邀请评论家何平担任主持人，旨在探求当代文学创作的边界，展示独立写作者的可能性、多样性和差异性，将作家和作品放到整个中国文学场域中进行观察，并找寻当代文学中更具年轻特质和创新态度的写作，以及尚在传统文学视野外的新生力量。栏目提出了“文学策展”的文学理念，突出问题意识，关注影视、故乡书写、科幻、摇滚、小镇、青年写作等文学热点，6年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也收获了众多名篇佳作。2023年3月，汇集“花城关注”栏目精髓的《花城关注：六年三十六篇》图书由花城出版社出版，选取6年来36位具代表性作家的36篇佳作，文体丰富，题材多元，既有横向的覆盖面，亦有纵向的深入度，拓展了以往的文学版图，具有重要的坐标性意义。

2023年3月26日上午，由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花城出版社主办的“文学期刊策划和文学空间创造——‘花城关注’主题研讨会”在越秀公园花城文学院召开。这是花城文学院成立后的一项重要文学活动。

朱燕玲：我介绍一下“花城关注”这个栏目的缘起。当时我刚刚当主编不久，想做一个栏目。我觉得刊物应该是包容万象之地，应该有它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态度，应该体现在编者对稿件的选择和编排上，最直接的呈现就是栏目。当时《三联生活周刊》特别火，我每期都买来看，非常羡慕他们能够敏锐地抓住现实中人们关心的一些问题，进行及时、准确和深入的分析。如果文学不关注现实，那是死路一条；只关注小圈层的自娱自乐，变得陈腐落后，最终的结果就是被读者抛弃。

最初我尝试邀约一些对社会问题和文学问题同时都比较关注的，且有身份、可跨界的文化名人对谈，但是发现时间上和操作上都有难度。后来我觉得《花城》还是需要立足于文学说事儿，这就是“花城关注”最初的缘起。我意识到必须要有一个组织人负责此事，他的立场基本上和我们这个杂志是一致的；他还要熟悉文学界，用作家的文学作品来阐释这种立场。

何平没有学院派的迂腐，对文学现状和文学史都有非常清晰、犀利独到的看法，所以我找到他，没想到我们一拍即合，他一口答应了这个事。何平提出了“文学策展”的概念，很形象地归纳了我们的想法：他的视野极其广阔，就像雷达一样扫描文学现场，发现问题、抓住目标；他的趣味又非常宽泛，不会变成一种狭隘的纠缠，在广度和深度上都给我非常大的惊喜；他的批评语言富有诗意，有飞扬的美感，非常可贵。

我们每期的讨论都非常愉快，对选题的意见极其一致，每次我都觉得太好了，正是我想说的，正是我想做的，以至于后来在版面上就常常让步。因为白天有工作，我们常常谈选题谈到半夜，谈得非常兴奋，我只能说我们两个是至今还保有激情的老文青。

谢有顺：我觉得“花城关注”之所以做得好，是因为解决了三个问题：第一，谁关注；第二，怎么关注；第三，关注了谁。

谁关注？首先就是《花城》这个平台。《花城》给大家的一个牢固的印象，就是欢迎年轻的、新锐的、探索的，处于萌芽状态，带有意志精神的东西。无法言说的热情、热爱，成为《花城》编辑部的特质。其次，何平教授是一个非常好的关注人。他的视野和热情都令人赞叹。《花城》这样一个平台，找到了何平教授这样一个最合适的关注人，这个事情就成功了一半。

怎么关注？这种不仅发表作品，后面还有点评、访谈、关键词的形式，其实也带有对作家的评介，甚至某种引领。何平教授善于捕捉作家身上那种可能自己都还没有定型、还不敢肯定的东西，把它拎出来。人的潜力有时候是被表扬、被关注、被赞美出来的。为什么有些作家在越受关注的时候，他创作量越攀升，越是写得好？这跟场域的互动有很大的关系。很多人都以为写作就是个人孤独的旅程，其实也不尽然。他如何和这个时代互动，如何和同时代的人互动，我觉得也至关重要。

关注谁？除了个别作家，绝大多数是我这个层面的读者都不太熟的作家，我觉得这就是关注的意义。现在去评一个名家、名作，无非是找不同的角度，因为他的基本价值已经被认定了。但如果是一个新作家，一个陌生的名字，一篇作品给到你手上，还没有被任何人阅读过，没有任何人做出评价，要你第一时间要对他的写作做一个定位，就需要勇气和胆识，如果没有艺术的直觉，没有艺术的判断，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花城关注”特别留意年轻的、新锐的，有探索性、异质性的，不同于当下的庸常、流行和套路化写作的东西，把这样一个视野外的写作群体吸纳了进来。

孟繁华：“花城关注”这个栏目堪称一部创造史，我觉得也是对学院派的一个有力的反驳和提醒。如果没有现场感，文学批评是没有存在意义的。“花城关注”就是对文学现场的关注，还不是对那些成名作家的关注，而是对刚刚兴起的青年作家的关注，这一点非常重要。鲁迅积极评价的一些作家基本上都是青年作家，对老作家、老理论家，他基本上都是抨击，或不屑一顾的。刚才谢有顺说得特别对，一个年轻作家被关注、被表扬之后会极大激发他的创造力。另外，何平的重要贡献是对批评文体的改变，他获鲁迅文学奖，我觉得是当之无愧的。他的文章与过去学院派的文章相比，非常从容活泼、一针见血，这是何平了不起的地方。

《花城》和燕玲主编能够发现何平这样的批评家，我的看法是，找到人就找到小说了，找到人就找到文章了。这个平台在老一代和年轻一代之间起到了桥梁性的作用。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花城关注”也是对我们文坛的关注。

杨庆祥：大家频繁使用社会学、心理学，而很少使用文学概念，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知识，这些年的更新和迭代比文学要快很多。文学自身产生知识和概念的能力非常弱，所以对学院派来说，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是怎么创造文学的知识和文学的概念，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讨论文学批评怎么去发展，怎么去建构。

贺绍俊：我们是跟着何平来到文学现场的。我认为推出文学新人绝对不是“花城关注”唯一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栏目里，我们看到了何平从事文学批评的姿态和方式，这是一种主动介入到文学现场的批评姿态，我把他叫作行动派文学批评家。如何让我们的学院派文学批评更好地回到文学现场，何平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刚才大家都提到学院派批评，学院派批评有它的问题，但也必须看到它的优点。我们过去缺乏理论支撑，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文学批评越来越不能适应创作的飞速发展。为什么？因为缺乏真正有效的弹药，没有理论和思想的支撑。这个时候出现了学院派批评，它把我们文学批评理论和思想提高到一个很高的层次。但是也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逐渐远离现场，把自己禁锢在一个小圈里。

怎么解决学院派批评的问题？我觉得何平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就是自己要行动起来。何平很有自觉意识去行动，比如他说应该像社会科学研究的田野调查和身体力行的行动、实践那样去处理和文学现场的关系。而且他受艺术策展人的启发，提出了文学策展人这样一个概念。这种“文学策展”，是主动介入文学现场，发现了文学的新因素，把这些新因素用批评的方式筛选出来，甚至给它施肥，培植它，让它能够生长得更好，而不是让它自生自灭。

仅仅读这些作品可能感觉不到这些，但如果看这本《花城关注：六年三十六篇》目录的关键词和点评，你就可以看到，实际上他通过一个个新人，发现了很多文学的新生长点。他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不是像过去一样纯粹做一名文学布道者，而是进入当代文学的大森林，去发现新的风景，发现新的现象。所以在这6年的“花城关注”里，他提到了文学想象力的问题、代际描述的局限问题、青年作家和故乡的问题等等，我觉得这是“花城关注”这个栏目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潘凯雄：从1978年至今的这40多年，文学期刊一直是文学界很重要的板块，从一开始的极度热闹到中间一大片倒下，到现在还有一些顽强存活的。面对时代的冲击，一些期刊各施各的招，各想各的法。最初我们的变招还是在作品上打主意，比如说我记得有同题小说连载新写实、新状态等等。再往后走，应对办法就是拓展、跨界，不断拓宽原有的文学期刊边界，不断地在跨界。“花城关注”就属于这一类。实际上它就是在跨出传统文学期刊关注的那些点，包括推介一些刚刚冒头的年轻作家，包括引入一些其他的艺术样式，做电影的、做戏剧的，等等。意图当然是吸引更多的读者，让自己存活下去，同时也是更好地履行文学期刊的社会责任、文化责任。

因此，在我看来“花城关注”在当下还处在一个方兴未艾的阶段。“花城关注”虽然做了6年，但不意味着拓展和跨界已经终结了，其实还有很多可拓的，它的本质不在于拓什么，而是在于对期刊的认识和办刊者的姿态始终保持关注。所以未来的“花城关注”，我觉得除了话题设计以外，在传播上也应该想想办法。这也是我们做传统文学期刊必须关注、值得学习的地方，如果脱离了这个大潮，脱离了这个时代，就是自取灭亡。

高兴：现在很多刊物实际上都在拼凑，在应付，在媚上，在媚俗，但如果你要用心，要进取，要独创，要有特点，那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件事情。“花城关注”，我觉得它体现了一种主动性、进取心、责任感，体现出策划意图、追求境界。另外它注重跨界，最近湖南卫视录了一个节目，有些民谣歌手的作品就被收录在当时的“花城关注”中。而且我觉得这个栏目特别好的一点，是它始终紧紧地围绕着文学文本。

其实“花城关注”这种做法和《世界文学》也有相同之处，因为我们经常做一些专题、话题小结，例如老龄社会、移民难民问题，但“花城关注”以一种更醒目的方式凸显，我觉得主持人的贡献是特别大的。一个好的刊物并不是要讨好读者、迎合读者，好的刊物一定是培养读者、引领读者，这是刊物最终的境界。“花城关注”其实是一个批评家和一个刊物一段比较理想的婚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不是何平找到了朱燕玲，不是何平找到了《花城》，而是《花城》一直在等着何平的到来。

张莉：“花城关注”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一个标志性的文学事件。从刊物历史来看，《花城》在不同的时间都推出了青年作家，尤其是女性写作，《祖母绿》《一个人的战争》《私人生活》都是在这里刊发的，它实际上是一个女性作家的大本营。

在这历史悠久的前提下，《花城》如何在这么多期刊中脱颖而出，再次引领整个文学期刊的风向标？很显然，“花城关注”用6年的时间再次走到前台来。它关注的话题非常新锐，包括女性写作、科幻等等，它再次成为一个文学森林。“80后”“90后”，很多新锐作家的处女作或者代表作都是在《花城》发表的，我觉得这是一件善莫大焉的事情。

刚才潘老师也讲到，文学期刊在今天面临的是一个新媒体时代，我们今天人为地把视频、网站算作了新媒体，把期刊算作了不那么新的媒体，而何平老师再一次让《花城》成为新媒体的一部分。这个“新”一方面是说它有破圈效应，很多不是我们固定文学圈的读者开始关注它，一方面是一些话题也开始对普通大众有吸引力，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使期刊成为新媒体的一部分，《花城》其实有着示范作用。

关于文学公共空间，我们做文学期刊的时候很少意识到，公共空间性就在于它是各类媒体、各类文体的交锋。在这个空间里，怎样让这些文体之间打破边界，我觉得这是何平非常重要的一个开拓。在对无边界感的文学公共空间的建构方面，何平做出了重要的推动。从何平的身上，我们可以重燃对学院派的信心，他没有这么多边界感，也没有这么多门派意识，他非常耐心地扶持一代作家的成长。鲁迅先生曾经讲过，大概意思就是优秀的批评家，他不应该在嫩苗上跑马，而是要扶持新作家。何平注重对青年一代作家的扶持，进而推动《花城》再次进入文学公共空间，这样的实践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向何平老师致敬。

季亚娅：我认为图书和期刊有两种不同的编辑逻辑。图书的编辑应该是为已经比较成熟的作品找到读者，期刊的逻辑是要拉开时间差，和市场拉开距离，那个时间差特别宝贵。为什么我们不断折腾？就是为了宝贵的那一点点热点、鲜活的东西。我刚刚听到燕玲姐讲到她为什么要做这个栏目，非常有同感。一些期刊在某些年代确实是丧失了引领公共话题的能力。以文学为中心来呈现一个公共话题和公共空间，这是我们文学期刊现在想做的。

但引领公共话题不是有记者就够了吗？为什么还需要文学？我觉得批评家办刊最宝贵的一点，是他了解文学本身的形态。何平还用了一个词——文学策展人，这又和学院派批评家有所不同。策展人的思路是对接现在已有的最热点、最前沿的东西，不停地去制造话题。这两种身份要高度吻合起来，才能达到理想中文学期刊应该有的样子。它是一个公共的空间，它是一个肺，是一个呼吸的活体。为了这个活体，我们在不停努力，我们会面临各种未完成的可能性。我们要找的永远是这个时间差，它不是一个完美的形态，完美形态就交给图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