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花园里热闹的编辑部

几年前我去重庆，特地前往“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遗址，“文协”的旧址在张家花园路65号的棫园，原来用竹泥巴墙建起的三层建筑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一堵围墙和围墙边繁茂伸展的黄葛树。这个名为张家花园的地区入口很隐蔽，许多重庆人在这个城市住了几十年也未必知道。小巷子很幽静，这里没有车道，走在高低起伏的步道上，一边是为防水土流失筑起的堡坎，一边是老式楼房，脚下是石梯，天空中还不经意间横陈着绿色的植物。听不见闹市的车声、人声，仿佛是一个时间停滞的世界。那个下午我在间歇的小雨中走在起伏高低的石阶上，路面被雨水浸湿了，我的脚步在石路上留下了一行行足印。我在湿滑的路上徘徊，试图从空间中寻找前辈留下的信息。

重庆文化部门为了保持遗址的原味，特地按照原来的样子做出了一堵墙。两扇斑驳的黑色大门，门边的围墙上镌刻着一幅幅壁画，依稀可见抗战年代文艺工作者的身影。特别珍贵的是一块牌子上镌刻着许多文坛前辈的名字：“1938年武汉失陷前夕，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迁来重庆，设会址于此。中国抗战大后方进步文艺界的著名人士郭沫若、老舍、茅盾、冯乃超、胡风、臧克家、叶以群、何其芳、艾芜、柳青、邵荃麟、聂绀弩、冯雪峰等多在此集会，举办各种活动。”我早已听说过这段往事，等到有一天来到这个地方，一步一步地踏上山城的土地，我才真实地感受到历史中散发的传奇力量。

当年父亲叶以群协助老舍先生主持“文协”日常事务的岁月里，这栋临街的楼房，如同一幢集体宿舍。两扇黑漆门板里面，是一个天井，一边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女儿廖梦醒住的小楼；另一边一栋三层楼房，左手靠着楼梯的一间住着父亲叶以群，他负责“文协”日常事务，负责编辑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另一边是“文协”会刊《抗战文艺》编辑部。二楼住着影剧界的剧作家和导演宋之的、史东山、章泯、葛一虹；三楼先是住着导演陈鲤庭、演员舒绣文带着三四岁的小女儿，当时，史东山导演和舒绣文都在附近的中央制片厂拍电影。中央制片厂1937年底从武汉迁渝，重庆成为中国电影精英避难地、大后方的电影生产基地，有中国好莱坞之称。后来这里住的又有导演郑君里等。临时到这里投宿的文化人就更多了。艾青在去延安之前曾经住在这里，艾青走了以后，徐迟住了进去，还在抽屉里看见艾青留下三四十幅画得极美的图画。如今这些前辈都已离世，可是忆想当年的历史情景，其中有许多故事依然鼓舞人心，令人热血沸腾。

父亲叶以群1938年在武汉参加了“文协”的筹备工作。武汉沦陷前又去了桂林，然后辗转来到重庆。“文协”的驻地起初是在临江门，后来在一次日军大轰炸中被炸毁了，再搬到张家花园。说起父亲在张家花园的那间屋子，我在好几位前辈的回忆文章中读到许多珍贵的记录，原来不仅父亲在里面住了很多年，茅盾、老舍也常去那儿和父亲讨论工作，有时讨论得热烈了就在他的屋里住一晚。沙汀、徐迟是父亲很好的朋友，他们先后在这间屋子里共处一室，互相帮助，留下了很多美好的记忆。沙汀还有好几篇颇有影响的小说都是在父亲的鼾声陪伴下写成的；在徐迟的记忆中“这小小的一间房，成了内地最重要的文艺杂志的总编室。印刷所和书店的人，不断进进出出：送稿、送校、送书”。 父亲写评论，也写小说、报告文学，但主要精力还是放在编辑刊物和主持出版社上。作家们有些稿子审查老爷通不过，就靠他去打交道。在前辈们的回忆中，他就是一个文学活动的组织者，纵横捭阖，从容应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与我记忆中严肃寡言的父亲不一样，我看见前辈们记忆中的另一个浑身充满了活力的年轻人。

沙汀小说问世的积极推手

我读了吴福辉撰写的《沙汀传》，书中描述，沙汀曾有一段日子挤在叶以群的小屋里写作，那个时期写出了几个著名的短篇。于是我找来了家中收藏的《沙汀选集》。那是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当年的印数近三万册。其中收录的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和《堪察加小景》（收入选集时改名为《一个秋天的晚上》）就是在父亲住的小屋里完成的。读着这些几十年前的小说，想象着沙汀先生写作时的情景，我似乎瞬间找到了一种与那个时代的连接和亲切感。

1939年年底父亲结束了作家战地访问团的前线访问活动后回到重庆，搬进张家花园“文协”的驻地，他的小屋完全变成了一间办公室，他的大量日常工作也在里面完成。父亲的屋子里第一位来的过路客是作家沙汀。1940年，沙汀离开延安来到重庆，时常来父亲的小屋搭铺。他们早在1932年上海“左联”时期就见过面，那一次作为“左联”组织部长的叶以群去找刚刚靠近“左联”的艾芜，在那儿见到了沙汀。沙汀这次到了重庆，周恩来向他介绍了叶以群。起初，沙汀常去参加南方局文化组组长徐冰主持的文化工作讨论，回来后把精神传达给叶以群，由他去贯彻。父亲在重庆文化界有深广的人脉，表面看似并不活跃，但是与人打交道总能得到别人的信任，许多别人解决不了的难题他都能解决。所以沙汀对他颇多依赖，两人关系很好。沙汀常年住在乡下，每次到重庆市区都来叶以群的屋里搭伙。沙汀年长于父亲七岁，当年父亲才三十岁出头，沙汀约三十七岁。当时父亲没有家小，独自生活自由自在。沙汀上有老下有小，家里人口不少，生活负担很重。在以后的数年中，他的著作完成后，许多也是叶以群为他安排出版，还想着法出书前先在刊物发表一下，可以多一些收入。沙汀生活无着时就找叶以群，叶以群可以为他预支稿费。（吴福辉《沙汀传》）

沙汀和其他的作家不同，他始终坚持扎根在自己熟悉的生活土壤里。到了重庆以后他时常回到自己的家乡四川雎水农村生活。有一次他刚从大山里钻出来，朋友们几乎认不得他了。他的装束也确实奇特。长袍，一顶剪去帽檐就像毡窝子一样的黑呢礼帽，还戴了金戒指，活活一个土保长、土绅士模样，一个从自己的小说中走出来的人物。他融进自己的描写对象中去，扮演得相当成功。有一天作家曹靖华跑来找叶以群，正巧屋里只有沙汀一人在，曹靖华匆匆瞥了一眼转身便走，居然没有认出他来。在走廊见到从外面回来的叶以群，偷偷问道：你屋里坐着的这位好像是个保长！叶以群听了笑得直不起腰来了。也许正是因为沙汀始终扎根在生活中，他创作时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

沙汀和叶以群两人虽是好朋友，从样貌上却差别很大。叶以群个子不高，胖墩墩的。沙汀偏瘦，苍老一些。沙汀的穿戴总是比较土的，身着灰布长衫。而年轻他七岁的叶以群擅长联络工作，言语不多，但交际很广。叶以群生活十分有规律，屋子虽不大，但都安排得很整洁，外出都穿着一套浅色的西装，也许和他在日本留学时养成的习惯有关。其实他也就一套西装，晚上睡觉时就把裤子折得整整齐齐，放在枕头下压一压裤线。

从父亲的生命轨迹可以看出，他应该是在武汉加入“文协”时通过冯乃超被介绍给周恩来的。“文协”成立时他被选为理事，并担任了文协会刊《抗战文艺》的编委。郭沫若先生在《洪波曲》中曾写道：“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三月二十七日成立。不分党派，不分新旧，把所有拿笔杆的人都团结了起来。作为协会的机关杂志有《抗战文艺》（月刊），由罗荪、蓬子、适夷、以群、乃超诸人主编。此外有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半月刊），舒群主编的《战地》（半月刊），文坛在表面上还不算寂寞。”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南方文委安排重庆的进步作家撤离，周恩来安排茅盾和叶以群去香港；原想安排沙汀回延安，沙汀表示还是回到故乡进行创作。因为他当初离开延安时，就是觉得自己无法把握边区的生活。周恩来听了十分理解，表示同意。从此沙汀开始了他的“雎水十年”。沙汀的老家雎水离重庆四百多公里，真可以说是穷乡僻壤。沙汀刚到安县不久，就有军统特务散布流言，说沙汀是八路军派回来的。正是“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的关系已降至冰点。被这些流言压迫着，他不得不一到家乡就转入“地下”。省县的公文交驰往还，逮捕沙汀的命令一再传下，沙汀只能隐姓埋名，沉入生活底层，靠着巴山蜀水的佑护，躲避敌人的追捕。

也正因为这十年深扎在生活的土壤中，丰富的生活积累孕育了他创作成果最为丰硕的十年。即便这时期的生活穷困不堪，颠沛流离，他仍未停止过写作，长长短短的小说接二连三地创作出来。《艺术干事》《小城风波》《淘金记》《堪察加小景》等等，都是那个时期的创作。这十年，又是沙汀的物质生活最困窘不堪的十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家庭负担日重。诚如《沙汀传》中所记述的：“沉重的家庭负担加重了他的精神困境。他不断地给巴金、以群、艾芜去信，倾诉‘缺钱用’，倾诉全家‘今年生计的解决’希望都搁在一本或几本书上。于是‘催促尽快出书，查询版税，成了这些信件的主旋律’，写作成了‘抒愤懑’和‘谋稻粱’的两面夹攻。‘有什么办法呢？’沙汀在信中喟叹，‘要活命啦！’”最近我从中国现代文学馆查到十一封由沙汀家属捐献的重庆时期叶以群给沙汀的信，谈的都是关于沙汀作品出版的事。

等到叶以群从香港又回到重庆，沙汀不时就会到重庆城里小住，一来就挤进叶以群的小屋，见到老朋友，他打开的话匣子就再也停不下来，滔滔不绝地谈自己这几年在乡间的见闻。叶以群话不多，通常会饶有兴趣地听他讲见到的人和事。有时已是深夜，叶以群睡下了，沙汀还会从床上跳起来，跑到叶以群面前去进行疲劳的轰炸。这就有了叶以群的约稿——短篇小说《堪察加小景》。在叶以群处居住，两人时常探讨创作上的一些问题。叶以群对于创作有自己的看法，和沙汀这样一个老朋友自然会提出自己的要求，况且是他的约稿，他十分赞赏沙汀已经摒弃了“单用一些情节，一个故事来表现一种观念，一种题旨的方法”，非常赞成他去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早几年开始沙汀就计划写一组暴露和讽刺作品，描写自己熟悉的世界，可是只写了一篇《在其香居茶馆里》后便陷入动摇。为了开辟新的写作领域，他也曾跑到前方，回来后也写了一些报告文学和散文，但他自己并不满意，因为那些生活毕竟只是走马看花，况且那些材料写小说还不够。沙汀最终还是鼓起勇气建立起描写自己熟悉生活的乡土系列，采用讽刺的现实主义来进行创作。

他写得很有兴致，有时顾不得吃饭，就找出叶以群的饼干、牛骨髓之类的东西大嚼。叶以群这时独身，吃食需自己照顾自己，他还是满讲究营养的。沙汀连续六七天关在房间里，写完了《堪察加小景》，以群的食品储备也被他一扫而光。这是沙汀自己最喜爱的一篇小说。沙汀与叶以群在重庆那段起伏波动的岁月里朝夕相处，配合得很默契。叶以群经常向他约稿，沙汀积极地创作，尤其是他常年居住在乡下，生活遇到困境时，就写信向叶以群和巴金求救。那几年叶以群主持的新群出版社、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帮了沙汀不少忙，运用他们手中的刊物和出版社为他预支稿费救急。在这段艰苦岁月中培植起来的友谊伴随了终生。

协助茅盾复刊《文艺阵地》

在重庆我曾两次访问了曾家岩周公馆，走进周恩来的办公室，特别留意里面简单的桌椅摆设，还有一张木床，床边摆着一张藤躺椅。这就是当年父亲经常在深更半夜来开会的地方。从旧照片上看，当年楼房的门前是一条狭窄的青石板路，对面是一堵高墙。我可以想见父亲当年借着夜色和迷雾的掩护悄悄地进入周公馆，周围到处是国民党特务的眼线。在周公馆的图片展览中我看见一份香港大营救中被救出的文化人士名单，起首第一行就是茅盾夫妇和叶以群的名字。我很高兴终于在曾家岩找到了父亲留下的印迹。走出周公馆，巍峨的山城中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绿色从城市的缝隙中勃然生发，为所有灰色的、黑色的、白色的城市原色增添了蓬勃的生命力。那就是生长在山城土地上的黄葛树。佛经里黄葛树被称为神圣的菩提树。它的树叶光泽闪亮，呈椭圆形，其茎干粗壮，树形奇特，蜿蜒交错，古态盎然。它寿命很长，百年以上大树比比皆是。每当我走过那些树根茁壮、盘旋向上的老树时，都会情不自禁地伫立观望，似乎是想从它粗壮盘旋的树身上寻找到父辈留下的信息。

父亲大多的精力主要是在编杂志、办出版社、进行各种文学活动的组织工作。他不仅是一个创作者、实践者，而且是一个组织者。正是从重庆张家花园，我找到了父亲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他从纯粹的文学写作发展到为共产党做进步文化的组织协调工作，这项使命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

1940年下半年叶以群又接到周恩来安排的新的任务，派他去为刚到重庆的茅盾当助手。当年十月茅盾离开延安，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重庆，在曾家岩休息了两天，搬到学田湾生活书店的楼上暂住。沙汀便和叶以群一起去看望茅盾夫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