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苇

我曾经反复理解下面这句话：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这段时间里发生的每件事情，都是由他自己事先安排好的。当时我理解不了，现在是彻底理解了。

遗憾的是，理解了刚好半个钟头，我就死了。

六天前，我的尸体平摊在紧邻河湾的芦苇丛中，头部浸在水里，身上糊满了黄褐色的、散发出腥臭的淤泥，一尾刚刚获生的鲫鱼在我张开的嘴唇边游动，我太阳穴上的那个枪眼，血缕子蛛丝一样吐出来，漂浮于水面，为鱼提供充足的也可能是罪恶的营养。我生怕那尾最后信任我的可爱生灵弃我而去，以残存的游魂对它说：你就尽管放开肚皮，把我的血喝干吧，不过要抓紧时间，因为干警们已经围过来了。

今天，我当然早已被火化，然而对生的留念让我始终不想远离这个生机勃勃的世界。从读小学开始，我就有记日记的习惯，这证明我很珍惜自己。珍惜自己的人都希望别人聆听他的故事。此刻，我要向活着的人们讲述我的故事。我只是一个小人物，枝枝叶叶地讲完我的一生显然太过无聊，但如果把它浓缩进我生命中的最后半小时，说不定就值得一听。

如前所述，我躲藏在秋天深密的芦苇荡里。我在这里已经藏了十八天，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河湾延伸过来的水域只占据了一小片，绝大部分是干坡，我在干坡上睡觉，同时也等待命运的判决，饿了，就去水里抓鱼。鱼都不大，但成群结队，与穿梭其间的水蛇和难以计数的微生物生活在一起。这景象让我想起唐朝的长安，书上用“马挨马耳人挨肩”来形容长安城的繁盛，我则从这句话里嗅到了生命的气息。我怀念那些我未曾经历过的日子，不管是在远古，还是在将来。我不能抓水蛇，不是胆怯；杀人之前我性格懦弱，一旦开了杀戒，胆怯就成为我的弱项，我不抓水蛇是因为我没有火（也不能生火）将它们烧熟。我只能抓鱼，鱼可以生吃。尽管我爱它们，但我曾经是哲学系的高才生，知道活着就意味着剥夺，知道这个世界的实质，就是用你爱的或爱你的来维系自己的生存。

我身上带着刀，把鱼抓起来后，用刀挑开肚皮，去掉鳞甲和脏腑，就放进嘴里嚼。除了刀，我还有一把仿真手枪。我的身份不该拥有手枪，哪怕是仿真手枪。这是从我朋友那里偷来的。

我用这把枪结果了我的妻子和我的上司。

因为我妻子和我上司通奸。

第一次发现他们的奸情，是在我出远差回来。那天妻子把我上司带进了家里。我听见自己满身骨头响，但什么话也没说。当天夜里，妻子一边让我跟她做爱一边好言安慰我，我还恬不知耻地哭了。妻子把我的哭当成了默许，和我上司一道，踩在我软弱的脊背上蹦跶。妻子从我上司那里是否得到了金钱，我不知道，但金项链是有的，好几条，或细如触须，或粗如狗链，还有香水，正宗法国货，还有皮大衣，还有全套束身内衣裤，还有一台卡瓦伊牌钢琴。

他们也没忘记我，除了辛辛苦苦地为我编织绿帽子，还不断给我带来好烟好酒，虽然我从未动过那些价格烧心的玩意儿，却还是不断送来。而且，上司还提拔了我，他力排众议，让我从一个小职员直接当上了办公室主任。任命书下来的第五天，我确定上司又去了我家，我就故作轻松地去一个朋友家走动，他是个枪械爱好者，从网上购零部件，自己组装，并用钢珠做试验。试验出的威力让人恐惧——足以射杀一头牛。但于我的需要而言，这正好。我本来可以找他借，可你平白无故借那东西干什么？再说，既然决心已定，又何必在这世间多费口水？于是趁他上厕所的时候，我偷走了其中一把手枪，同时抓走了一把钢珠，数一数，十粒。其实要不了这么多。

我跑到家门口，让呼吸稳定下来，再轻手轻脚开了门，听见妻子和我上司正在浴缸里泡澡，我冲进去，结果了他们。我给了我上司两枪，给了我妻子一枪，他们奇怪地瞪了我几秒钟，才把头往后仰去，重重地砸在浴缸的沿口上。

我不知道公安是通过什么手段弄清了我的下落。我已经远离了城市，几经辗转，才来到这片人烟稀少的河湾。估计是附近的渔民不经意间发现了我。城里和乡村都张贴着印有我头像的通缉令，而我高凸的前额、深陷的眼窝，与文明时代的人有着明显区别，一只鸟也能辨识我的身份，别说进化过来的人。也可能是来过无人机？我不知道，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望过天空了。

不过这些都不用去管。

我现在是插翅难逃。

从秋分那天起，全国数十家电视台，就陆续播放公安干警在芦苇荡里抓捕我的全过程，我因此成了名人，罪恶仿佛也随之放大，被看成十恶不赦。公安人数众多，看上去有几十号，都荷枪实弹，缓慢而坚实地从四面八方围上来。其中一个身材魁梧的家伙还拉着一条警犬。警犬大概许久没参加过这样的战斗，异常兴奋，黧黑的身影在芦苇丛中波浪般起伏。

这场景带给我难以言传的悲哀。

我是一个丧心病狂的暴徒吗？我认为我不是，杀死妻子和我上司，是因为他们明目张胆地通奸，上司还用提拔我的方式来侮辱我。我不会给他们之外的任何人带来威胁，更不可能给警察带来威胁。

可是现在，我突然变得这么重要！

一个小人物突然变得重要起来，就是背着沙袋生活，顶着石头生活。

芦苇荡很大，我处在接近正中的位置，因此警察与我还有一段距离。为了看到他们的动向，我把一块圆柱形石头竖起来，然后坐上去，这样，我的头就略高于苇尖（却低于必将来临的乌云和雷阵）。风起处，雪白的芦苇花向远处流淌，像奔跑起来的秋天。我只有二十八岁，我的头发是黑的，然而，除了天上的苍鹰，再锐利的人眼，也难以从白茫茫的大地上发现那点微不足道的黑。可他们就是冲着这点黑来的，他们要剪除这点黑，让芦苇地纯洁无瑕。

把目光投向远处，我看见许许多多围观的农人，还看到一个穿着警服的人在不停地喊叫。他是在提醒围观者不要靠得太近，或者是在指挥他的部下。我想听到他的话，然而，风声吹着芦苇的响笛，他的声音也成了风。

几分钟前才突然刮起的风啊，你到底是在欢呼呐喊，还是在为我这个可怜虫感叹？我听不出来。我不知道。但毫无疑问，今天我插翅难逃，这里将成为我的葬身之地，即使不被当场击毙，也必将在此没收我的自由，没收我残存的、有意义的生命。这本是一片没有栅栏的地界啊！我以为逃出钢筋混凝土构筑的城市，就能冲出我命运的迷宫，哪想到没有栅栏却成了最密集也最牢固的栅栏。我是学哲学的，本应该想到这一点，但是我没有想到。

警察们用枪支分开芦苇，两人一组或三人一组，把越来越大的空间扔在身后。他们是神圣的，因为他们是来剿灭白浪之中的一点黑。

我终于明白大河里的鱼是怎样落网的了。我的老家也在一处开阔的河湾上，父亲就是渔民，三岁的时候，我就坐在父亲那条梭形驳船上，跟他去河心撒网。父亲只穿一条红内裤，前胸至脚脖处，被一块银光闪闪的塑料布遮挡得严严实实，我只能从后面看他赤裸的脊背，特别是那两条深褐色的腿，常年的水上作业，使父亲的腿上长不出一根汗毛，一棱一棱不规则的线条，与其说是肌肉，不如说是被生活磨出的老茧，是父亲呈现给我的活着的伤疤。

不知怎么，我总觉得父亲的两条腿是两段早已枯死的肉。他沉默着，站在船尖子上，网坠子在船舱里叮叮当当一阵碰响，父亲就把网抛出去了。那面平坦的、美丽的圆，在粼光莹莹的河面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很快收缩为口袋。父亲并不急，他让口袋自行扎紧，还把手里的网绳松两圈，再弓了腰提起来。鱼们把船板弄出颇具质感的响声。这响声带给父亲幸福的感觉，也可能是辛酸的感觉，我说不准，因为父亲依然不说一句话，只蹲下去，用没有指甲的手（他的指甲被水咬光了）把鱼捡出来，扔进我身边的木桶。鱼弄出的响声、鱼身上的气味，还有鱼们优美的身姿，都给父亲提供这样一些信息：为妻儿买好吃、好穿的，让儿子今后脱离这片水域，不再受风吹日晒之苦……

可我那时候没心没肺，看着在木桶里安详深陷的鱼，我就想，鱼啊，大河比木桶深一万倍，你当时为什么不钻下去逃走？

现在我明白了，大河再深，鱼也只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

正如此时此刻，地球这么深，我却不能钻下去逃走一样。

芦苇摇荡。芦苇庄严地发出声响，仿佛在呼唤农人将它们搬回村庄。在我故乡的河湾，也有一片芦苇地，远没有这么大，但同样深梢密集，如紧紧抱成一团的云——在阳光下，在风声里。它的萧索与繁茂，在大人们眼中无关紧要，因此常常把它遗忘。五月，农人们把成熟的麦地搬进村庄，八月，农人们把喷香的稻田搬进村庄，除鱼们产卵期的所有季节，农人们还把丰收的大河搬进村庄，可谁也不理睬芦苇地：用来编席，嫌它不够多，它因此没有资格参与人类的生活，花开花谢，自生自灭。它似乎是孤独的，孤独得割人。

不过，当我和几个小伙伴第一次深入它的腹地，我就不再那么认为了。站在芦苇地十米之外也听不到的鸟鸣，这时候却如溪水跳过布满卵石的大沟，或如银灰色的雨点洒落在干净的河面。这是一种新的声音，是大地的呼吸。未经污染的泥土的芳香，混合着草梗和草叶的甜酸，热烘烘地朝鼻子里扑。河水浸漫过来的腥味，冰粒子一样扎入我的毛孔，报告着水世界的奇异和恐怖。昆虫穿着青绿色或米黄色的衣服，在肥沃的土地上爬行，高兴了，就把身体倒挂在草叶上，不无满足和骄矜地荡着秋千。还有那些鸟蛋，纯红色的、暗灰之中织着亮黄花纹的、天青为底白绫为衬的……生命在出生之前，就是如此斑斓。

芦苇荡曾经是我的乐园，是我短短一生中最深最痛的怀念。对芦苇荡的怀念，也是对我幼年的怀念，对我父亲的怀念，如果死在芦苇荡里，也没什么可惜的了。

只是对不起我的父亲啊！

远方的父亲，一定在为我祝福。

父亲是沉默惯的，他就用沉默为我祝福。

我对不起我的父亲，更对不起我的伯父。五岁那年，我就进了伯父的家，受着他的养育。父母都不能养育我了，他们都去了没有方向的远方。那时候伯母还在，但很快就病逝了，伯父却一直没有续弦，他怕后母对他儿子不好（他儿子比我大两岁），也对我不好，就独自撑持。我能念书，他就供我上了大学。不到四十岁时，伯父的头发就已经花白。我领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他请了一桌酒席，客人们对他说：你到底熬出了头。客人都知道我不是他的亲儿子，但都把我当成他的亲儿子。伯父不言声，但他心底里泛上来的激动，我看见了。

前年，在我和妻子结婚的前夕，伯父到我工作和生活的城市来了，这是他一生中首次进城，但他在城里只待了一天半，又急匆匆地赶回了千余公里外的老家。他离不开他的土地，离不开那条河。他只在青草葱翠的河畔，等着两个儿子的好消息。他的亲生儿子，也就是我堂哥，老老实实地待在浙江的建筑工地上，老老实实地挣钱，没有更多的好消息给他，但让他踏实。而我，以为可以给他惊喜，不断地给他惊喜，结果却成了杀人犯，逃亡在这茫茫芦海里。

我落到今天这一步，伯父一点也不知情。

当然，说不定他早就知道了。尽管他不看电视，也不会看手机上的消息——这时候，我真想看看手机上关于我的消息，特别是消息下面的留言区，看人们是怎样在评价我。但是我没有手机了，偷走朋友的枪，溜出朋友的屋子，我就把手机扔进了楼下的小河——可警察难道不上我老家去追寻我的踪迹？

警察上门，伯父就什么都知道了。

不知道还好，要是知道，他还能活下去吗？

我把头举得高了一些，希望能从那些围观的百姓当中看到我伯父的身影。我没能如愿。伯父跟我父亲一样，个子矮小，身体瘦弱，即使站在人群中，也会混同于脚下的泥土。

芦苇荡里的气味太复杂，再机敏的警犬也难以从中把我的气味剥离出来，因而并没能顺利地朝我逼近。可是，他们——那些荷枪实弹的警察，是合围而来的。我已经在劫难逃了。从正前方上来的两个警察的面孔，我已能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那两个警察一老一少，老的五十岁上下，少的只有二十来岁，或者十八九岁；两个人靠得很近，像一对相依为命的父子。

我的身边有把威力强大的仿真手枪，还有七粒完全可以充作子弹的钢珠，虽然我只在大学军训期间用过可怜的两次实弹枪，但这么近的距离，放倒其中一个甚至两个，绝对不成问题。我杀过两个人了，我的出路是唯一的。哲学家说，人生是一棵充满可能性的树，而我的出路是唯一的。我没有人生。既然如此，再杀死一两个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当这念头一产生，我才算有些看清了自己。

我发现，警察们端着枪朝我逼来，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我曾经以为自己身上并不存在什么凶恶的野兽，我不会给我妻子和上司之外的任何人带来威胁，可现在看来是错了。以前我胆战心惊地生活，努力适应社会的秩序和规范，竟然是为了让埋藏在心底的那朵恶之花顺利地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