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蛋蓝

冬天的沈城和我记忆中相比，大变样了。据说如今常常是整个冬天都下不来几场大雪，下也存不过夜，堆雪人成了稀罕事。我回来十多天了，从隔离在酒店开始，每顿饭都是守着窗户吃的，紧盯着楼底下空荡荡的停车场，就盼望着能看到一点雪的影子。到现在，进了我从小长大的屋子，似乎用手掌抹开玻璃上的哈气，就能跟从前一样，带着艳羡，看着一群群裹成小毛熊的孩子在院里追逐着打雪仗。可惜，地皮始终是干的。一场雪都没见到，好几天里最高气温还都在零摄氏度以上，这可是十二月！

下午，戚媛发来消息，聚聚吧？正想问都有谁，语音电话就打过来了。还在家窝着呢？出来吃饭吧。全是老同学，约六点，我去接你。

她新换了一台车，说让我检阅一下。我没有国内的手机号跟银行账户，用那些程序正好有点困难。昨天医院是坐公交去的，沈城只要不下雪，公交车就开得很顺，挤挤挨挨地就晃荡到了医院。现在去赶马上要开始的饭局，再坐公交就有点来不及了。

很久没回家，礼数有点闹不清。要带礼物去吃饭吗？路上停下来买瓶酒？怎么结账呢？要是AA制，先去取点现金。戚媛说，酒肯定不用带，咱们女同学用不着管那套，正好开车了，我都不准备喝。谁请客的问题嘛，看情况，我也不爱欠他们人情。你肯定不用出，客人、远客、稀客，能去就是他们的福气。

我说，一路没看见雪，还有点不习惯。

戚媛说，全球变暖了啊。

在“清平乐”楼下，戚媛熄了火，转过头来，拉下口罩，一乐，两只酒窝从口罩边露出来。隔空，她冲我啵儿了一下，亲爱的，别紧张，就是聚聚，大家也想你。

推开包间门，里面的人还没注意到我们。戚媛带着我往衣帽架走，桌旁已经坐下的几位转过头来，“两位女神来了！”戚媛挂起羽绒服，灵巧一转身，“老鼻子喀嚓眼儿啦。”这里有些中西结合的味道，一架几乎到顶的中式屏风隔开了休息区和用餐区，桌边一圈餐椅和墙边放置的罗汉床都是近于漆黑色的硬木质地，很像宫廷电视剧里的款式。大圆桌的活动桌面是某种石头做的，树枝般的奇幻金色花纹在桌面上生长铺开，几盏吊灯错错落落，悬在竹编的圆灯罩中，又像到了东南亚。茶几上两瓶白瓷瓶身、打着红领结的酒，从背后也认得出来是茅台，我小时候常在广告上见，看到真身还是第一次。桌上放着一整提红葡萄酒，很有准备大来一场欢宴的气氛。

戚媛向我介绍，莫丽，这是吕思扬，咱们上学时还叫吕扬呢，能认出来吧？旁边这位小夏老师是吕夫人，也在医院上班。这是吴江涛，我们的班副，历次过年期间的同学聚会都是他召集。

再过来这两位，不知你熟悉不，人不熟脸也熟。骆宇宙，当年我们隔壁班的班副，在银行指导工作。刘洋刘教授，海归著名学者，青年博导，比自己学生都年轻啊，我没说错吧？你们这座位，是按班级排的啊？接下来就是四班的了，曹爽，曹曹，四班第一大美女，平时驻扎在上海，这次也难得回来。

我一位位看过去，他们也一位位冲我欠身微笑。多年没见了，自高考后就没见过，走在马路上，我真认不出来。脸庞是熟悉的，但比上学时胀大了，大概唯独吕扬妻子年纪轻一些，其他人眼角都有了忠厚的、不藏不躲的道道沟壑，泛着油亮，让人几乎想伸出手去擦一擦。我自己也是这样。

“什么情况，隋老板人呢，他组局，自己没来？”戚媛指指圆桌最里侧空着的那个中心位置，盘筷已经摆好了。

路上我听戚媛讲了，隋超是同学里的成功人士，做游戏分发生意，常年在深圳。这次吃饭，就是他招呼大家一起见面，吴江涛张罗的。

“深圳大雨。南方怪啊，冬天还有台风，昨晚隋超没回来成，现在还在机场候机呢。今天是来不了啦，派人把酒拿过来了，咱们喝。”吴江涛说。

“可以明天嘛。”曹曹说。

吴江涛解释，隋超母亲长了个东西，手术定在明天，已经进了病房。他这次专为看母亲而回，老人就安排在吕扬工作的医院，阳历年底，住院不易，请到了吕扬科主任出马开刀，明天吕扬自己也得在医院值班。咱们聚咱们的，不碍事。下次人齐了再重约一次。

再说，今天不只隋超到不了，还有肖励。

听到这个名字，我有点怔，脑袋震了一下，想说点什么又说不出来。

吴江涛那边已经不期然地拨通了视频电话，吆喝着，“能来的都来齐了！”对面是隋超，大概在机场休息室里，桌上一只大面碗沿上架着筷子，他的脸在碗上起伏，显得很喜庆，迭声说着对不起，招呼大家吃好喝好，说“精茅”手头没有，两瓶普茅，凑合喝喝，又专门向小夏问了好。吴江涛起身，举着手机转了一圈，让他看清桌上各位，好像要记录下这一刻。

包厢里外有三位服务员，配合着倒完葡萄酒，行云流水地端上一圈凉菜，模样都很玲珑，数量则多得很，已经把桌子占得只剩个心儿了。吴江涛主持着开始碰杯，很幸运大家聚在这里，都是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杰出人才，更重要的是，大家都展开了精彩的人生，还不忘深厚的同学情谊。服务员穿梭往来，很有一些莺歌燕舞的感觉，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让人很自然就举起了杯，没顾得上想已经灌下一口。我许久没经历这样的场合了。杯子盛得很满，杯沿又宽，想的是抿一口，可张嘴就喝了一大口，鼻子几乎也跟着冲进葡萄酒中去，还洒了几滴到餐巾上。慌忙擦掉，馥郁的香气充满鼻腔，甚至有些辛辣，我不知不觉就高兴起来，有些飘飘然了。

“莫丽怎么回来了？前天才听戚媛说你在国内，意外之喜啊。”吕扬问我。

其实我父母也在吕扬工作的那家医院住院，妈妈犯肾病，我爸是肿瘤。那是整个地区最大的综合医院，无论是病人有关系，还是病症有难度，只要占上一样，基本都会设法送去那里。我父母两个人分开住这么多年了，在我小时候闹得不可开交，后来没有正式离，但早就不在一起过了，关系也不算好，没有分手变朋友的戏码。而生活就有这么巧，这次同时进医院，居然住在同一栋病房楼，病号饭都由同一辆小车送。特殊时期，家属不能进病房探望，只能隔玻璃看看，病人也不能串病房，结果，我妈妈有次没订到饭，我爸居然通过护工给她送去了馒头和小米粥，两个人化干戈为玉帛。估摸着戚媛叫我来吃饭大概是想让吕扬帮忙，不过我没提他们住院的事，只讲了他们身体不好。为此，四趟航班，隔离十四天。

小夏说：“父母都需要照顾，那就是天上下刀子也得回来了。咱们都属于三明治，上有老，下有小。三十五往上这两年最难了。您母亲多大岁数？”

六十二啦，我说。真难想象我那个强横麻利、声音嘶哑得像男人一样、总是用反问句的妈妈已经拿老年证了，坐公交车都半价。几年前，过六十大寿的那天，她给我留言：“你怎么不祝我生日快乐？”我照例没回复。可是作为中国人，对这个数字总还是很敏感。上次见到她是七八年前的事了，当时她还是中年人的样子，这次，看着她穿着蓝条纹病号服躺在病床上，等着护工过来翻身、洗头发，样子无助甚至有些懵懂，皱纹隔着两层玻璃也看得清清楚楚。完完全全是个老人了。

刘洋慢悠悠地说：“当年我们都羡慕你有那样的妈妈。你妈，还有肖励他爸，都是全心投入、教子有方啊。不像我们，纯靠自学，想使劲都不知道从哪使。”

骆班副在旁边拿起筷子，轻轻敲了下桌子：“咱们还是乖，爱学习，还想着家长要能给加把劲就好了。现在小孩可不是这样了，两岁就开始叛逆。”

大家都笑了。聊起孩子总是开心的，让什么都不再显得沉重。

吕扬问，莫丽如今在美国哪里高就呢？定居哪个城市？这些年都没有你消息了。

我说，我去学了护士，在佛罗里达，天气特别热。地方是在城市里，附近有个迪士尼乐园，可论繁华程度，其实大不如沈城。

曹曹圆溜溜的眼睛瞪大了：“一直以为你会读到博士呢，大家心目中当仁不让的高级科学家！你数学那么好。”

我也曾以为自己会一直读书，即使不是学数学，也是工程学、环境科学，成为用脑袋去研究什么的人。现在则是脑袋带动身体去工作，有时是反过来，身体带动脑袋。护理讲究专业技术，但它是具体的、手停口停的、奔波劳碌的，和大家说的那种多么“高级”的生活状态不是一回事。

他们问我在美国护士收入大概有多少。我说，有工会，我刚上班两年，这家医院初级资历大概是三十多元一小时，高年资、西海岸会高一点。病毒肆虐以来工作特别忙，准点吃饭的时候很少，加班多，收入稍微好点，但是也累。我习惯那里了，暂时没想到去别的地方。那儿生活成本也低。

吕扬算了算，一小时两百人民币啊，一天一千六，每个月相当可以，比我们主任高！我说，哪能干满三十天呢？税又高，到手没多少钱。

吴江涛示意服务员给我布菜，每样凉菜各来一勺，在盘子里堆成了八宝盒，说：“莫丽大隐隐于市啊。”

我是喜欢这个选择的。刚学护士时压力很大，医学名词对于我这个外国人来说特别难背，绕来绕去的拉丁词多，经常担心不及格。上班以后也累，可是，一旦过了考试、拿执照，以及最初工作时最焦虑的那一段，感觉就是又忙又静，工作时转得像机器，到休息就可以关掉脑子，心里反而轻松。

这两年我还胖了，比以前结实光润了一些，或许还变好看了，甚至收到过两次来自病人的小纸条。不像之前，还在学校读硕士再到刚结婚那几年，人特别瘦，时不时坠入说不清楚的黑暗深渊里，看着屏幕上的论文就会恍惚起来，不知道面前的这页是刚翻进来，还是已经看过一遍了。那时经常觉得自己毫无价值，坐在电脑前还不如去做家务有意义，清理一遍起居室的地毯，多少算是做了点什么，会有些没有完全虚度光阴的安慰。这些感觉，乱七八糟，很难在同学聚会上说清楚。轮到要解释自己的选择，总有些不舒服，就像已经愈合的创口重新割开见骨。无论是当初的状况，还是今天的处境，我最不愿意引来敬而远之的好奇，或者我更不想要的同情。

也是在那个我消瘦、失眠、整夜睡不着的阶段，“群”出现了。戚媛通过我妈联系到我，拉我进了同学群。热乎劲过后，我趁着群内沉寂的时候退了群，后来联系的只剩戚媛一个。上学时，我们同校了十年。先是周末同学，从三年级由各自小学选拔进区里的奥林匹克学校开始，每个星期六都见面，在同一个辅导班学数学。她妈妈和我妈总是在学校栅栏外门卫室旁边并排站着，各推一辆自行车等我们下课。她妈妈长得和她很像，当年理着女人中少见的丝毫没烫过的短发，接近男式，人很挺拔，鼻子带点鹰钩，在门口“翘首期盼”时，还真的有点像一只鹰隼。

中学，我们都幸运地进了一中。我被分入人数很少的竞赛小班“十一班”，她在普通班，都在同一层楼，共享女厕和同一条青绿色的水磨石长走廊。十一班之十一，并非来自排序，从第五到第十班，其实都是空着的。一中有这么项特殊制度，每届选拔出十几个人搞理科竞赛，无论总共招收几个班，竞赛小班都一律编号为十一，显出不与凡间论短长的特殊。我们年级从入学起，一直在那幢位于校园中心的四层老楼上课。建筑是新中国成立前留下来的，举架极高，法相庄严，窗框比通常的东北窗户要大上好几圈，表演着殖民时期的外来者才有的那种毫不计较采暖开销的慷慨。因此缘故，走廊格外阴凉，夏天的穿堂风仿佛能吹进五脏六腑的角落，水磨石地面泛出蓝幽幽的寒光，像冰冷的玉。那条走廊两侧墙壁上都挂着油画名人像，从孔子、老子、孙子，到柏拉图、欧几里得、爱因斯坦、高斯，还有堂·吉诃德，这些平常感觉不太沾边的人物汇聚在一起，现在想来，也许是一起从某家工艺品商行订购的。

一中当年搞的是竞赛教育，整座学校很小，全年级和邻近年级的人都相互熟悉。上学时，戚媛和我关系并不近，她嘴巴快，说话狠，我有点怕她。席上的吴江涛当年号称喜欢围棋，说那才是真正的智力运动。戚媛问，你喜欢谁？他答，常昊，真正的天才！也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看来了棋手常昊的新闻。她笑他不懂装懂，嘲弄夹着笑声从他们班能一直传到走廊尽头小小的十一班静寂的教室边，还没过完午休，段子就散播到了全年级。还有一次，她因为什么事质问一个同学，“怎么什么话到你嘴里都变味了呢？”当场把那个男生说哭了。当年我也畏惧她，反倒是我消失的那几年，戚媛一直联系我，聊得多了，感受到了她非凡的热心肠和持续的不靠谱。我跟家里停止联系的那几年时间里，她还去拜过年，我妈妈的情况都是戚媛从她妈妈那里时不时听来，再传达给我的：开始做瑜伽了；学会在关节上贴暖宝宝了，托人网购了几包，收到又觉得买多了想退货；去老年大学上烘焙班了；手腕烫伤了，没大事；跟朋友去海南了，准备过完冬天再回来。我开始能欣赏甚至向往戚媛身上那股似乎与生俱来的轻松。这真重要，我以前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