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引驰：“一个人的文学史”

一次，贾宝玉正拿着《秋水》一篇在那里品读。宝钗从里间走出，见他看得得意忘言，走过来一看，见是这个，细想他只顾把这些出世离群的话当作一件正经事，终究不妥。看他这种光景，料劝不过来，便坐在宝玉旁边，怔怔地坐着。接着便有了一番议论，大致是表示不满，主张走世间正途。不过薛美人也曾有诗曰：“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

这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引驰在新书《庄子百句（口袋本）》中引用的一个故事。这一小节的主题是“自由与有待”，对照的句子出自《逍遥游》：“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人生的成就，多是经历许多努力乃至磨难之后才获得的。”陈引驰解释说，但接下来他又反问：“鹏程万里，固然人们常常以之为自由的象征；其实，要凭风而起，不也是一种限制或曰不自由？”

记者面前的陈引驰，颇有些庄子的风范，洒脱、旷达而散漫。冬日的午后，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聊了3个小时，每抛出一个问题，他都侃侃而谈，天马行空，有时说着说着会突然停下来，问“刚才的问题是什么”。“大概是研究《庄子》太久了吧，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潜在影响，比如可以更开阔、更包容、更多元地看世界，看人和事。”陈引驰说。

庄子，是陈引驰这些年学术研究的三条主线之一。另外两条线：一是中古文学与佛教，一是中国古代文学史。去年年底，他刚刚出版了一本大书——《文脉的演进——中国古代文学史讲录》（简称《文脉的演进》），勾勒出数千年间中国文学史的演进历程。

一课三十载，文脉五千年

算起来，“中国古代文学史”这门课，陈引驰整整教了30年。

1993年，他复旦大学博士毕业留校，两年后回到中文系授课，开的第一门课就是“中国古代文学史”。“初登讲台，年轻人难免紧张，两三年之后才在课堂上感觉自如从容的。”陈引驰回忆说。当时在复旦，“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大都参照文学史家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分为三段：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和元明清，他教授第一段。

在文学史的课堂上，一般不会细讲诗、赋、文，讲则必是涉及文学史的大问题。比如讲先秦韵文，最重要的是《诗经》和《楚辞》。《诗经》的文本是如何形成，它与音乐的关系是怎样的，《楚辞》和《诗经》有何差别，等等，都是教授和探讨的对象。“只是给你一张导游图，展示一幅清楚的图景，告诉你什么地方有什么景点。至于你在哪里多做停留，把哪里当作目的地，都是自己的探索和选择。”陈引驰说。

陈引驰就这样一年一年讲下来。30年过去，他对过去的讲稿、录影资料等，进行整理、修改、编写，完成《文脉的演进》一书。“这是基于个人的课堂教学和研究心得的讲录体，有自认很重要而值得三复其言的内容，也有放言无忌的东张西望和跑野马。”他说。故而，有人说这是陈引驰“一个人的文学史”。

在《文脉的演进》中，陈引驰提出了“中国文学史的三个轴心时代”：先秦时代、唐宋之际、近现代之际。“这三个轴心时代都非常之重要，在很大程度上都决定了它们之后的几百年，甚至千年的文学发展方向或者基点。”以此为线，讲解每个时代重要文学作品、人物、事件，分析作品和作品之间、人物与人物之间、事件和事件之间的关系等，最终将文学史的脉络或趋势一一展现。

他讲中国文学史演进的一条重要线索——文学对音乐的脱离。先秦时期，《诗经》属于周代礼乐文化的一部分，常与音乐、舞蹈相配合，《楚辞》的一部分与宗教祭祀关联，也是入乐的。而到了西汉，一种新的文类出现——赋，开始脱离音乐，以文字为主，发展出修辞的意识。“‘不歌而诵谓之赋’，这实际上反映了文学从重视音乐到重视文字的转变。”

他讲司马迁强忍宫刑之辱，保全生命完成《史记》，书写时有极大的感情投入，用一本书囊括他对整个人生、整个宇宙的看法，由此认为“司马迁可以说是一位现代主义者”；他写走向田园的陶渊明，从诗歌作品窥见他的人生轨迹和所经历的惨淡世相，得出结论：退隐田园，是陶渊明做出的人生最大的决断，“此后，他用诗歌对自己归隐田园的种种自我诠释，也是现实中挫败的人生经验的转化与提升”。

“其实我也不敢讲这是一部完整的文学史，这本书实际上就是想勾画一幅清晰的文学史图景，让大家能进一步发现中国传统文学之美。”陈引驰说。

传统是我们本身的一部分

陈引驰走上学术之路，多多少少受到家庭的影响。

父母都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一个研究古典文学，一个教授文艺理论。他从小爱读书，读得随性、杂多，从《水浒传》到《三国演义》，从俄罗斯文学到德国古典哲学，从鲁迅到朱东润。印象最深的是初中时读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这是有关清代学术的一部专著，写于1920年，系统梳理了从明末到20世纪初，200多年间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过程。

“梁启超的论断颇有独到之处，他认为，‘清代思潮’的总趋势是‘以复古为解放’，意即以复古的形式表达时代新思潮。我边读边摘录，几乎把整本书都抄了一遍，可能就是这本书引发了我对学术的兴趣。”陈引驰说。1984年，他如愿考上复旦大学中文系。

那个年代，各种思潮进入中国，复旦校园以“自由之风”著称，讲座、辩论、读书会、文学社、诗社等活动层出不穷。一进大学，陈引驰就到处乱跑，旁听各种课，大都是大师级的人物，听周振鹤的“中国历史地理概论”、陆谷孙的“英美散文”，听林秀清讲萨特，“老太太手执《萨特戏剧集》，很柔缓地一幕一幕讲去”。有时，他也去听讲座。叶嘉莹先生讲古典诗，听众手里捧着《迦陵论词丛稿》和《迦陵论诗丛稿》；王瑶先生满口山西话，讲现代文学的起始……“对一切充满好奇，读各种书，吸收各种思想和知识。”

复旦中文系的老师们也是个性十足。陈引驰记得，骆玉明讲“中国古代文学史”，“满堂倾倒，教材当然是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但极少依傍，胸中另有格局，侃侃而谈自家的见解”。

在复旦大学，陈引驰从本科读到博士，一读就是9年。1993年，他博士毕业，留校任教。一开始他兴趣驳杂，上至先秦诸子，下至近代学术，旁及东西方文学、哲学、宗教、历史等，均有涉猎和研究。后来，他发现精力有限，全心扑在了中国古典文学和经典上。他研究庄子，写《庄子精读》《庄子讲义》等；他出版《你应该熟读的中国古诗》《你应该熟读的中国古文》，主编“中华经典通识”系列，将经典推向大众……

“经典承载着传统，传统是我们本身的一部分。我们的生活理想、伦理观念、审美情趣，在很大程度上还与传统相关联，影响着我们如何界定幸福美满，影响着我们如何待人接物，影响着我们如何愉悦身心。这么说，认识传统文化也是认识我们自身的一部分。”陈引驰说。

真正的经典，在不断地诠释中

《环球人物》：您在《文脉的演进》里提出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三个轴心时代”，为何会用“轴心时代”？

陈引驰：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轴心时代是什么？轴心时代里边产生的文学思想、文化现象，对后来的几百年甚至一千年，有定位作用。在这个轴心时代的后世，人们回顾自己的文学、传统发展的时候，都会想，那是我们的源头，人们会认祖归宗，会认这样一个传统。

比如我提到的第一个轴心时代——先秦时代，这个时代非常重要，是中国文化思想包括文学在内，定下整体基调的一个时代。儒道两家都是中国本土产生的，实际上在先秦时代就开始发源，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文人得志的时候、得意的时候、能够施展抱负的时候，往往是儒家的态度；当他失意的时候，往往是道家的态度。可以说，先秦儒、道两家的精神思想的影响非常之大，对所有文士都是非常重要的。

《环球人物》：您曾说过写《文脉的演进》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让大家了解中国传统文学之美，它的美体现在哪里？

陈引驰：文学史形成今天的面貌，是基于一定立场选择的结果，关注的是能够感动后人的作品，既可能是情感上的感动，也可能是精神思想上的感动。真正的经典，就是这种有持续的感发力和生命力的作品。有些经典，只凭一两句话也有感染作用、启迪作用，比如读《论语》时，可能都会对这句话产生感慨：“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美有很多种，有婉约之美如李商隐，有华丽之美如曹植，也有直白之美。比如我很喜欢的一首古诗，讲丈夫第二天要出征，夫妻二人临别前夜的情景。最后两句诗是：“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字面上非常直白、平易，但实际上能感受到一种强烈至无以复加的情感表达。这也是一种美，是一种文学的力量。事实上，很难理性地去讲中国传统文学之美，这也可能是它的魅力所在。

《环球人物》：这些年，您正在主编“中华经典通识”丛书，为什么要做这一系列？哪些作品可作为“经典”纳入进来？

陈引驰：经典之所以重要，是它包含着它产生时代中人们的经验和智慧，而在此后的时间流中仍然具有其生命力，一直绵延至今。而且承载着传统的经典的意义，是需要今天的我们去发掘、阐扬的，传统不是死的，而是在一代代人的认同和传承之中生生不息。

经典给我们传递了很多文化信息和密码，呈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要素，与现代中国人的身心发展密切相关。比如，《周易》体现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世说新语》代表了中古精英的思想世界和为人风度；《三国演义》代表了古代平民阶层对历史的认知和理解；《本草纲目》包含着丰富的药物学及科学内容，代表了中国人对医学本草的认识，对自己身体的关注。

中华经典确实非常多，在选择上有两个考虑：一是适合年轻的朋友，适合普通的读者。比如小说部分，我们有《三国演义》《水浒》；二是注意典籍的多层次性。既包含已有定评的经典名著，也包含有些当初层级不可谓高者，比如作为童蒙读物的《唐诗三百首》，它较好地体现了唐诗的整体面貌，数百年来传播久远、影响很大，所以也考虑放进来。

《环球人物》：在编写时，如何来体现“通识”呢？

陈引驰：我们的“通识”，是一套专家学者引导大众了解传统经典的原创全彩图文“大家小书”，集学术性、通识性、通俗性于一体。在确定经典作品后，我们会找相关领域的学者来进行解读。写通识，要立足大众，不仅传授“真知”，还传递学者对人生、对学术的思考与“智慧”。

写作通识的人，主要是“导读人”的角色。选作者，一条原则是需要出版过相关典籍的研究专著，其研究水平已得到学界、读者的认可，保证丛书的可靠性。此外，我们还希望作者放下身段，避免高头讲章，以普通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能接受的方式来写，深入浅出、条理分明，带领读者一步步去阅读和认识这些经典。

《环球人物》：那么，当下的我们应该如何读经典？

陈引驰：说到阅读经典，面对不同的类型，似乎该有不同的方法。比如《庄子》这样的书，固然有很强烈的文学价值，但首先要关注的还是其观念和思想。假设读《论语》这样的经典，仅限于它本身的文句，而回避甚至排斥了两千年来比如朱熹等大儒的诠释，它的意义和价值势必折损殆尽。

我在《庄子讲义》的结尾写过：“真正的经典是处在始终不断地诠释之中的。”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是因为它有持久的生命力，是活着的，能经受后世的不断解读，发掘出真实的意义来；正是在不断地诠释之中，经典才在历史和现实中发生作用。

编辑 余驰疆 / 美编 徐雪梅 / 编审 张勉

陈引驰

1966年生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著有《中古文学与佛教》《庄子讲义》《〈庄子〉通识》等，译有《唐代变文》《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等，主编“中华经典通识”“佛经文学经典”等丛书。近日出版《文脉的演进——中国古代文学史讲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