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锦正妖娆

作者: 韩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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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都蜀锦

宋代太平老人写《袖中锦》,开篇即说“天下第一”:“监书、内酒、端砚、洛阳花、建州茶、蜀锦……皆为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在他罗列的28个天下第一中,蜀锦出现在比较靠前的位置。

成都在历史上一直与蜀锦紧密纠葛在一起。唐朝诗人杜甫《春夜喜雨》“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中的“锦官城”,指的就是成都。早在公元前316年,秦国灭巴蜀之时,在成都即设置“锦官”职务,用来管理蜀锦的生产,在成都西南修筑了“锦官城”。

中唐后期,有“扬一益二”的说法,天下城市扬州第一、益州第二。益州即今之成都。

自那时起,成都就是个人人称羡的温柔乡。进入北宋时期,这种锦城夜游的繁盛生活景象,依旧延续。因皇室酷爱蜀锦,成都遂建有“府锦院”,多用于上贡朝廷。成都与京师开封一千余公里的路途,蜀锦或经由水运抵达汴京,或者沿官方驿道进行陆路运输,满足权贵们的阶层需求。

北宋时期,因皇室酷爱蜀锦,成都遂建有“ 府锦院”,多用于上贡朝廷。

但当政权被迫南迁到临安,则不可避免影响到了蜀锦的发展。虽然水运的通道依然畅通,但蜀锦的市场空间已逐渐被其他地区的织锦所蚕食。宋朝是织锦的繁盛期,中国三大名锦——蜀锦、云锦、宋锦(或者加上壮锦,为四大名锦)均名噪一时,共享着中国服饰史一段特殊的荣光。

2006年,蜀锦织造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四年后,又被原国家质检总局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蜀锦没有被锁在历史的文化宝库中,它在现实世界里仍然熠熠生辉。

“一件蜀锦引发的惨案”

北宋时期,关于蜀锦最著名的故事,可能当属庆历年间下面这则公案。

宋仁宗最受宠的张贵妃,私下让当时成都的地方长官文彦博进献蜀锦。文彦博遂令工人织金线灯笼,载莲花为锦,备极妖艳。张贵妃穿着锦衣去见宋仁宗,宋仁宗很吃惊:“何处有此锦?”张贵妃说:“昨令成都文彦博织来,以尝与妾父有旧。然妾安能使之?盖彦博奉陛下耳。”

宋仁宗喜欢被人敬重的感觉,按照北宋著名诗人、庆历末年任职国子博士的梅尧臣在《碧云騢》中的说法,宋仁宗对文彦博进献锦衣的行为表现出开心,从此开始属意他。没过多久,文彦博就从成都入朝,升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成为宰执成员。

能让宋仁宗惊艳的锦绣,当然也只有蜀锦。当时的宫禁之内,蜀锦其实并不少见,文彦博送给张贵妃的这一件,一定是用尽了心思。蜀锦固然是当时最好的织锦,但能让宋仁宗都惊掉下巴的一定是全天下做工最为精细、设计最为新式、用料也最为豪奢的锦衣。

此事后来引发一系列政治动荡。监察御史唐介上书弹劾文彦博,称其“阴结贵妃,专权任私”,蜀锦被作为核心证据列了出来。唐介甚至断言,文彦博能进入宰执团队,与包括贿赂蜀锦在内的行为密不可分。这件事闹得很大,后来宋仁宗将文彦博与唐介都免了职。但唐介留下了非常好的名声,作诗赞美他的不止上文提到的梅尧臣。

“一件蜀锦引发的惨案”,就此了结。

多样蜀锦

至于史书上记载的“金线灯笼,载莲花为锦”的那件蜀锦,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今人怕是难明其详了。

沈从文在研究服饰史的时候就发现:“谁都知道‘蜀锦’是指四川成都织造的花锦,可是蜀锦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在历史发展中,每个时代花样有什么特征,它和江浙生产又有什么不同?还少有人认真注意过。”

但我们从元代费著的《蜀锦谱》可知,在宋神宗年间(元丰六年),成都知府吕大防始建锦院于府衙之东,共招募军匠五百人进行织造,并设置了锦官,新盖了一座积藏蜀锦的楼房。费著又说,当时所织之锦,共有四种,分别为:上贡锦、官告锦、臣僚袄子锦、广西锦。

上贡锦显然是供给皇室所需,其中多出自成都九壁村。据《宋史·舆服志》,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曾有过一次冠服改革,其中衮冕天板顶上,原织成“龙鳞锦为表,紫云白鹤锦为里”,今改制为“青罗为表,采画出龙鳞,红罗为里,采画出紫云白鹤”。通天冠的冠身与天柱,原织成龙鳞锦,今改用青罗,采画出龙鳞。衮服虽仍是“青罗身,红罗襈,绣造”,但一些用料上也做了精简。

类似“龙鳞锦”到“青罗”的改制,可以说是带有质的变化。锦的工艺远比罗更复杂,纺织难度也更大、通常采用数层布料互相嵌合的方式,质地更显高级,蜀锦更是多用染色的熟丝线织成。

蜀锦除了“上贡锦”外,还用于制作官员委任状,这就是所谓“官告锦”。至于“臣僚袄子锦”,则为官僚所穿织锦,北宋朝服用绛色衣,而锦共有十九等。其七等绶带,按说应纯粹使用红锦,以花纹色彩的精美程度来区分高下。只有执法官员的绶带用青地荷莲锦,以区别诸臣。在帝制社会,舆服是“别尊卑,定上下”“取法天地”的重要象征,其中的规定非常之多。这也凸显了蜀锦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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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7 月3 日,成都市青羊区文殊坊内的一家原织蜀锦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介绍一款蜀绣华服

锦机玉工

成都是以“游赏”著称的城市。费著在《岁华纪丽谱》中说:“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凡太守岁时宴集,骑从杂沓,车服鲜华,倡优鼓吹,出入拥导,四方奇技,幻怪百变,序进于前,以从民乐。岁率有期,谓之故事。及期,则士女栉比,轻裘袨服,扶老携幼,阗道嬉游。或以坐具列于广庭,以待观者,谓之遨床,而谓太守为遨头。”

比吕大防更早出任成都知府的张咏有一首小调,颇能反映当地的游赏盛况:“春游千万家,美人颜如花。三三两两映花立,飘飘似欲乘烟霞。”而这些“轻裘袨服”的美人,又当以身着蜀锦者最为鲜华了。

据《宋会要辑稿》,成都每年上贡的高级丝织品锦、绮、鹿胎、透背占全国总数的74%。所以仅在成都的锦院就有房屋117间、织机154架,每天包括挽综、用杼、练染、纺绎在内数百工人不停劳作,只为将最好的蜀锦进献给朝廷与官宦。

进入南宋,在“成都府锦院”外还成立了“茶马司锦院”,主要用于与黎洲等处的少数民族兑换战马。

官方的锦院之外,民间也有各种工坊,用陆游的话说,是“锦机玉工不知数”。这些织锦工人,“连甍比室,运箴弄杼,燃膏继晷,幼艾竭作,以供四方之服玩”。

不过,宋朝有着严格的舆服制度,宋仁宗在景祐元年(1034年)五月就曾下令“禁民间织锦刺绣为服饰”。类似的禁令应该在有宋一代都在执行,所以南宋陆游在《老学庵笔记》里提及的一则故事,也侧面印证了这一点:四川与王小波一同叛乱的李顺,是孟大王的遗孤。后蜀亡时,早晨路过摩诃池上的人,“见锦箱锦衾覆一襁褓婴儿,有片纸在其中,书曰:国中义士,为我养之。人知其出于宫中,因收养焉。”

看到“锦箱锦衾”就知道是“出于宫中”,这在宋朝是一个基本常识。

所以北宋赵抃在《成都古今集记》中虽有记载“十二月市”:“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但这个锦市,怕是只针对官宦人家的。当时的禁令还针对私贩蜀锦,但从史书上的描述看,私贩行为应屡禁不止。

文中蜀锦

蜀锦带有强烈的象征性,非常适合成为兼及身份与美学的一种文学意象。宋朝词人王以宁《浣溪沙·舣舟洪江步下》中就有:“起看船头蜀锦张,沙汀红叶舞斜阳”句,还被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引用。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晏殊在《山亭柳·赠歌者》中有“蜀锦缠头无数,不负辛勤”的表述,歌女可以用蜀锦缠头,这似乎说明针对民间的相关禁令实有所弛废。

不过,在宋词中,蜀锦的出现频率并不高,相关的描述通常只用一个“锦”字,如苏轼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云:“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这或许是因为当时蜀锦一枝独秀,几乎就是锦的代名词。

反倒是明清之际在各种以宋朝为背景的民间小说,会强调蜀锦。如《水浒传》写及金枪手徐宁手执银枪、侧坐骏马时,描写其披挂,首先提及的就是:“蜀锦鞍鞯宝镫光,五明骏马玉玎珰”。杨志、史进在与童贯作战时也是“战袍裁蜀锦,铠甲镀金铜”。

蜀锦是当之无愧的豪奢代表,如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中,西门庆去蔡太师那里送礼时,他开言道:“孩儿没甚孝顺爷爷,今日华诞,特备的几件菲仪,聊表千里鹅毛之意。愿老爷寿比南山!”而后呈上一个礼目,其中包括“蜀锦二十匹”……蔡太师看了礼目,心下十分欢喜,连声称“多谢”不迭。

能让蔡太师“心下十分欢喜”,蜀锦等豪礼当有此功用。

官方的锦院之外,民间也有各种工坊,用陆游的话说, 是“ 锦机玉工不知数”。

再焕生机

现实中的蔡太师——蔡京,被认为是导致北宋覆亡的罪魁,列“六贼”之首,《宋史·奸臣传》中记载有他劣迹的章节。我们可以依据他的品秩推断出他的朝服,作为宰相,他与亲王、使相、三师、三公一样,穿戴着“貂蝉笼巾七梁冠,天下乐晕锦绶”,此为七等冠绶中的第一等。

蔡京后来死于贬官途中。而在金朝军队围攻下一路溃败的大宋政权,距离蜀锦的原产地成都渐行渐远。后虽在临安稳住脚跟,但锦官城的旧梦影,却不可逆地稀疏模糊了起来。

当然,这个过程相当漫长,相伴生的是长三角周边凭借资源禀赋崛起的云锦与宋锦。云锦产于南京,宋锦产于苏州,它们后来与蜀锦并称中国三大名锦。云锦在宋朝发扬光大,宋锦更是在蜀锦的基础之上别生出一种趣味。

在这之后,蜀锦虽亦与宋锦、云锦以及上文提到壮锦一道,平分着织锦的秋色,但终归没能再恢复唐宋时期一枝独秀的奇观。

明末清初,蜀锦遭遇史上最大劫波。张献忠在清顺治三年(1646年)由成都撤走时,把所有的技工巧匠剿杀罄尽,其中也包括蜀锦的技工。清乾隆年间出版的《蜀碧》称:“初,蜀织工甲天下,特设织锦坊供御用。……至此,尽于贼手,无一存者;或曰,孙可望独留锦工十三家,后随奔云南,今‘通海缎’,其遗制也。”但按照现代成都作家李劼人的说法,通海缎也绝迹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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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游客在成都蜀江锦院参观传统的蜀锦纺织机器——小花楼织器(李桥桥/ 摄)

李劼人说,成都在光绪年间曾经流行过“巴缎”,民国初年犹有为人所喜爱的“芙蓉缎”,可以看作是蜀锦的某种遗绪,但到了民国末年,稍稍为人称道的仅有作为被面的“十样锦缎”,以及行销西藏的一种金线织花大红缎。然而持与偶尔遗留的宋锦比起来,则不如远甚!蜀锦落没了。在李劼人生活的时代,关于锦官的所有遗迹,就只是成都东门外上河坝街一个锦官驿的名称。

现实中的蜀锦,可能并没有李劼人说得那么不堪。在中国被迫于清末打开国门后,蜀锦屡次斩获国际奖项。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南洋博览会荣获“国际特等奖”,次年又在巴拿马博览会荣获金奖,再过一年,于南洋劝业会荣获特等奖。连续三年惊艳国际。民国时期,值得记录的是1937年,蜀锦在美国纽约万国博览会上荣获东方美人奖。

蜀锦的再焕生机,是在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1980年,蜀锦月华锦、雨丝锦获中国纺织部名牌产品奖。此后,在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三年,2009年9月,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议批准,蜀锦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蜀锦最近一次获得重要国际承认是在2021年,入选中欧地理标志第二批保护名单。

近年来,成都不断出台政策以推动蜀锦传承发展,并推动智改数转,希望能够借由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发展新模式、新业态。蜀锦蜀绣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中心,将在2027年成立。

在宋代太平老人《袖中锦》的接近结尾处,他又给出了“四妖”的概念:“世有四妖:宫殿高侈谓之土木之妖,珠玑锦绣谓之服饰之妖,洛中牡丹、维扬芍药谓之花妖,妇人美色能文翰谓之人妖。”这里的妖是褒义词,取艳丽妩媚之意。洛阳牡丹是自然之美,与其并称的蜀锦,是智人的创造。

这份巧夺天工的美艳之物,曾在历史的深处闪亮,也一度黯淡边缘;如今,它正试图再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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