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安全架构的话语构建与实施难点

地区安全架构一般被理解为区域秩序的一部分，旨在处理事关该地区国家安全利益，但任何单个地区国家无法独立应对而不得不借助于多边机制的复杂安全治理问题。地区安全架构通常体现为国际组织、军事联盟及军备控制机制等要素的组合，具有鲜明的时空特征。国际社会有关地区安全架构的讨论，在苏联解体后更多是与欧洲有着紧密的关联。尤其是北约和欧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启动的“双东扩”，在相当程度上促使俄罗斯提出了以争取平等伙伴关系为前提、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为基础的建设欧洲安全架构和签署欧洲安全条约设想。

2014年第一次乌克兰危机和2022年第二次乌克兰危机的爆发，标志着俄罗斯与美国及其北约盟友通过对话和谈判达成妥协的幻想彻底破灭。在战场态势对俄罗斯整体上越来越有利的关键节点上，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俄高层开始频繁提议建立欧亚地区安全架构，可以说，转向欧亚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俄罗斯外交的基石和底色。

俄罗斯外交的关键词和主线索

2023年10月26日至27日，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召开的“欧亚安全：转型世界里的现实与未来”高级别国际会议上，俄外长拉夫罗夫强调“鉴于西方对欧亚大陆可持续发展的破坏政策及其对公平竞争与合作的无准备状态，建立平等和安全不可分割的全大洲新架构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作为主办方的白俄罗斯外长阿列伊尼克也表示，应召开一次“严肃的欧亚空间国家元首峰会”，讨论未来的欧亚安全架构，“以确保我们共同的大洲的持久和平，以及各国和各国人民进步、创造和可持续发展所需的和平”。此后至2024年末，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俄高层以及以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专家为代表的俄智库专家在多个重要外交场合和智库平台频繁提及构建欧亚安全架构，日益将欧亚安全架构塑造为俄罗斯外交的关键词和主线索。

2023年12月15日，在俄罗斯外交部与白俄罗斯外交部委员会会议上，拉夫罗夫延续了在明斯克的基本思路，批评“集体西方”的行为葬送了平等与安全不可分割原则，从而破坏了欧洲的整个安全架构，并明确表示将基于白俄罗斯2024年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员的契机，“密切协调在联合国、欧安组织、亚信会议以及总体上的欧亚安全架构中的行动与互动”。2024年2月29日，普京发表年度国情咨文，强调“美国及其卫星国的行动使欧洲安全体系近乎解体，这给所有人都带来了风险。显然，在可预见的未来，有必要努力在欧亚大陆形成平等和安全不可分割的新轮廓。我们已准备好与所有感兴趣的国家和团体就这一主题进行实质性对话”，将推动建设欧亚安全架构从倡议转为正式的外交议程。

2024年4月9日，拉夫罗夫在与王毅外长举行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透露，“我们就在欧洲—大西洋机制完全停滞和自我毁灭的情况下，在欧亚大陆建立新安全架构的前景交换了看法”，显示中俄开始围绕这一议题进行“对表”。同年4月26日，时任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在上合组织成员国防长会议上表示，“在当下的地缘政治条件下，上合组织的重要任务是在欧亚大陆建立平等和安全不可分割的全大陆架构”，首次明确上合组织在俄罗斯设想的欧亚安全架构中可扮演重要角色。6月14日，普京在会晤俄外交部领导成员时建议在欧亚大陆建立以平等和安全不可分割为特点、没有外国势力范围的安全架构，要求对所有有意愿参与的欧亚国家包括北约开放。随后，俄著名时事评论家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在俄政府机关报《俄罗斯报》撰文强调欧亚安全与欧洲安全不同，“它不是一种军事政治现象，而是欧亚大陆全面发展和实现其巨大潜力的模式”，并明确指出上合组织是是建立欧亚安全架构的理想平台。

7月4日，普京在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峰会期间倡议“在欧亚大陆建立一个新的合作、不可分割的安全与发展架构，旨在取代过时的欧洲中心主义和只为某些国家提供了单方面优势的欧洲—大西洋模式”，标志着俄罗斯有关欧亚安全架构的讨论超出了国内以及包括俄白联盟、中俄关系等双边维度，正式进入多边议程。9月9日，拉夫罗夫在出席俄罗斯与海湾合作委员会战略对话联合部长会议期间，同样和与会的沙特等国高层就欧亚安全架构问题开展讨论，表明俄设想的欧亚安全架构在地理范围上不仅包括了传统的“后苏联空间”以及近年来反复被俄罗斯强调作为大欧亚伙伴关系一部分的东盟，而且延伸至对美国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中东—阿拉伯世界。

新架构的基本要素

从俄罗斯高层及智库专家的话语体系看，符合俄罗斯战略预期的欧亚安全架构显然是美西方主导的欧洲安全架构的替代性方案。早在苏联解体前，苏联首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就曾提出“欧洲——共同的家园”倡议。冷战终结后，俄罗斯领导人一度认为可以基于美苏对抗向美俄合作的结构性转型，建立在欧洲乃至全球安全领域的“俄美共治”新两极结构。甚至在北约已经东扩，俄罗斯的战略利益已经受损的情况下，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给予了俄美缓和的历史性契机，也使得包括普京在内的俄罗斯精英再次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势，提出了建设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大欧洲”倡议，并在2008年和2009年重点推介欧洲安全条约。两次乌克兰危机耗尽了俄罗斯与美西方本就极其脆弱且十分有限的相互信任，最终将苏联解体以来30余年间的结构性矛盾固化为排他的对抗性冲突。纵观最近一年多时间的俄罗斯叙事，可以发现俄方在论述建立欧亚安全架构的必要性时，总是从批评美国及其盟友对欧洲和亚洲（亚太）安全架构的破坏开始。换而言之，美国及其卫星国在全球安全治理领域的所作所为，被俄罗斯视为提出欧亚安全架构议题的合法性及正当性基础，因为“集体西方的行为，包括它们挑起的乌克兰危机，本质上破坏了欧洲的整体安全架构，葬送了平等与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同时“旨在与某一方或某几方建立的公开对抗的军事集团，包括在美国主持下建立的‘奥库斯’和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以及华盛顿与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的盟国和准联盟关系，不仅无助于确保地区安全，反而会破坏地区安全，制造紧张局势和挑衅的温床，而不能解决亚太地区的真正问题”。

俄罗斯设想中的欧亚安全架构，包含着以下基本要素：

第一，地理空间上，从传统的俄罗斯主导的“小欧亚”向覆盖亚欧大陆整体的“泛欧亚”延伸。作为维护全球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俄罗斯惯于推动以传统欧亚，即“后苏联空间”为内核、以想象地理学为依托的外交议程设置。从包含北约、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上合组织的“稳定弧”到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大欧洲”，从圣彼得堡到上海的“大亚洲”再到扩展至东盟在内的“大欧亚”，俄罗斯一直试图根据亚欧大陆地缘政治及地缘经济形势的变化动态调整其外交战略重心。正如拉夫罗夫与绍伊古在不同场合强调欧亚安全架构的“全大陆”属性所彰显的，2023年以来俄不断强化的欧亚安全架构概念是在“大欧亚”基础上的进一步延伸，是一个“更大欧亚”的地理表征。具体而言，东北亚的朝鲜、蒙古，南亚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以及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等中东—阿拉伯世界都被纳入到欧亚安全架构的战略视野，但同时也不排除欧洲的北约成员国。甚至，俄罗斯还考虑与金砖国家就这一议题开展充分对话与讨论，进一步显示出可能的“全球欧亚”转向。

第二，议题领域上，从俄罗斯擅长的以军事安全为主的“旧安全”向包含多重内涵的“新安全”拓展。如果说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政治、安全、经济和意识形态四根支柱上相对最为均衡发展的话，俄罗斯一直是军事安全强而其他三项弱，但因为安全力量的强制性而具备了足够的国际影响力。以提供安全类公共产品获取欧亚地区国家对俄罗斯的依附一直是俄构建地区秩序的基本手段。在乌克兰危机的冲击下，谋求广泛的统一战线的迫切性压倒了俄罗斯的其他诉求。因此，在本轮围绕欧亚安全架构的话语构建中，俄罗斯高度重视用广义安全取代狭义安全，旨在突出这一倡议对其他潜在参与方的吸引力。2024年6月14日，普京开始将欧亚安全架构与欧亚发展问题关联起来，明确主张欧亚安全与发展体系应包括经济、社会福祉、一体化和互利合作问题，标志着俄外交中的安全理念从军事安全的单一维度向包含非传统安全的多元向度转变。俄罗斯学者认为，普京提出的建立“平等和不可分割的安全、互利合作与发展轮廓”的建议，“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选择，一种不同的国际合作标准”。

第三，核心支撑上，俄白联盟、集安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以及上合组织仍将是俄罗斯建设欧亚安全架构的重要平台。欧亚安全架构已经成为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两国在区域安全领域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在俄白联盟双边以及俄白共同参与的多边对话中，双方围绕欧亚安全架构议题密切配合，并联合推介。在普京的设想中，欧亚安全架构的构建将首先体现为大力加强欧亚大陆现有多边组织之间的对话进程，即“首先是联盟国、集安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独立国家联合体和上合组织”，对话进程的深化将促使“从东南亚到中东的其他有影响力的欧亚组织在未来加入这一进程”，并最终有可能为“取代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的新国际关系体系”制定“21世纪多极化和多样性宪章”。换而言之，俄理想中的欧亚安全架构是一个不断扩大的同心圆结构，最里层是以俄罗斯为中心的俄白联盟等双边盟友体系、集安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以及俄部分主导的上合组织，外围包含东北亚、东南亚、中东等国家和地区组织，最终演化为去美国化的、去西方中心主义的全新国际制度和国际规范。

付诸实施的难点所在

显然，俄罗斯提出建设欧亚安全架构隐含着一个基本前提，即欧亚和亚太地区是西方极力扩张其影响力并制造不稳定的地区，因此，俄罗斯希望利用地区内国家求和平、求稳定的共同诉求构建一个广义的“排美统一战线”。但是，俄罗斯这一设想在实操层面上面临很大难度。

第一，俄罗斯实力和实际影响力的削弱。两次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综合国力的削弱具有长期的负面影响。俄罗斯经济保持了较强的韧性，但也因而强化了动员型发展的历史路径依赖，使其创新产业等在现代化发展上面临压力，适应第四次技术革命的转型任重道远。乌克兰危机还导致了俄事实上对传统欧亚地区控制力的下降，中亚、外高加索等次地区的去俄罗斯化程度进一步加速，域外大国的介入和渗透不断上升。因此，俄罗斯寄予厚望的欧亚安全架构涵盖的核心区的制度粘性，实际上已随着苏联解体以及新独立国家的文化自觉意识不断提升而呈现日益耗散的趋势。在没有足够能力提供充分的经济和安全两类公共产品供给的情况下，俄罗斯试图维系一个更大规模的国际平台可能会力不从心。

第二，亚欧大陆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哈萨克斯坦倡议成立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会议）发展历程已经充分表明，当成员国在政体类型、资源禀赋、经济规模、社会结构、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异质性远远大于同质性、且不同国家之间可能还存在结构性矛盾的情况下，推进高质量的相互合作难度极大，组织形式大于内容有可能会成为主形态。而俄罗斯提议建设的欧亚安全架构和亚信会议机制有很大的重叠性，也势必在发展起点上就面临同样的问题，协商一致的原则将导致最终通过的任何决定因表征为最大公约数而缺乏足够的约束力与操作性。尤其是，俄罗斯设想中的欧亚安全架构是将美国完全排除在外的，这与欧亚地区多数国家希望在美俄之间实施“对冲”战略的预期和选择存在一定张力。

第三，乌克兰危机延宕的持久影响。虽然俄罗斯一再批评西方对亚洲和欧洲安全架构的破坏，论证欧亚安全架构的必要性，提出这一架构应包含“开展平等和建设性的合作”“确保和平与繁荣”“预防和解决冲突”等美好愿景，但乌克兰危机持续绵延的现实将使这一叙事的正当性受到质疑。美西方势将利用在国际传播的优势对俄罗斯大肆抨击，而其他国家的加入将被“污名化”，有可能降低亚欧大陆其他国家加入的意愿。尤其是，普京强调建设欧亚安全架构的重要原则包括了“广泛讨论欧亚大陆集体安全的双边和多边保障新体系”和“逐步减少外国势力在欧亚大陆的军事存在”，进一步加大了其真正落地的难度。

当今世界正处于全球转型的关键节点上，国际权力转移、国际秩序重构、大国关系重组与地区格局重建正在同步推进。欧亚安全架构倡议的提出表明，俄罗斯基于“欧洲—大西洋安全体系正在崩溃”和“西方在欧洲实现安全与繁荣的计划行不通”的战略认知，竭力塑造地区新格局，以期克服较为不利的外部发展环境对其全球大国地位日益强化的制约效应。全球南方的崛起、中美战略博弈的加剧、亚欧地区诸国文化自觉意识的觉醒，以及以上合组织为代表的新型国家关系模式作为规范的广泛认可等，都为俄罗斯倡导挑战美国主导的治理模式提供了可能性。“行行重行行”，如何保障俄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曾经强调的“意愿的同步性”，将成为考验俄罗斯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关键因素。

（作者为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