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初上珞珈山

一

1946年7月至10月，武汉大学的师生在复校委员会的领导下，陆续通过空中、陆路或水路返回武汉。其间，吴宓也登上了飞往武汉的飞机，来到珞珈山执教。

吴宓在清华大学工作多年，当年他有筹建国学院和聘请“四大导师”之功，而自己却屈居“执行秘书”之位，一时在学界传为美谈。全面抗战爆发后，他随清华大学南迁，在西南联大任教授。1944年8月8日，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永济写信给吴宓，邀请他到在乐山办学的武汉大学讲学。1946年1月7日，吴宓接到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来函，邀请他在适当的时候前往讲学；1月26日，在武大青年教师程千帆的陪同下，吴宓乘坐中央银行的汽车前往乐山，到武汉大学讲学和会友。吴宓是《红楼梦》专家，讲《红楼梦》是他的拿手好戏。他一共讲了两次，每次两个小时。他面容清癯，眼睛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一脸的络腮胡子，显得异常干练和灵动。在四个小时的演讲中，他没有拿讲稿，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精彩纷呈。整个礼堂座无虚席，讲台前边和过道上也挤满了人。2月18日，他离开乐山，返回成都。在讲学期间，刘永济邀请吴宓加盟武汉大学文学院。吴宓回到燕京大学，马上跟燕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马鉴报告，他已经答应刘永济，下一学年赴武大任教。8月3日，吴宓接到刘永济的信函，信中说，刘永济已经和周校长商定，在朱光潜教授离开武大后，外文系的系务由吴宓主持。

经过很多曲折和多方努力，吴宓终于在1946年8月30日乘飞机从重庆抵达武汉，次日，武大派工作人员到汉口迎接。上珞珈山后，校方安排吴宓暂住新二区楼上的客室。当天晚上，吴宓先后拜访了教务长杨端六夫妇、校长周鲠生夫妇。9月7日晚上，周鲠生校长专门设宴为吴宓接风洗尘，陪客除教务长杨端六外，还有法学院院长刘秉麟、农学院院长叶雅各以及复校委员会其他成员。酒席散后，回到住处，吴宓兴奋得睡不着觉，半夜时分，写了两首诗，在《初到武昌，接各地亲友来函甚多》中有两句“鄂渚云霞美，安居且放歌”，充分表现出他当时异常兴奋的心情。

武汉大学地处珞珈山，濒临东湖，山光水色，风景优美，流连其间，让人心旷神怡，乐而忘忧。9月15日早晨，吴宓绕着珞珈山散步闲逛，只见“残月在天，初日蔽云，山石荦确，树草丰茂。独对自然，心神澄爽。近瞰东湖，遥睇长江，始深感武大风景之美，而人迹稀少，独行无忧，益觉身在山林，而复具浪漫派诗人文人之逸兴与真情也”，可见吴宓心情之舒畅，意气之昂扬。

二

当时邀请吴宓加盟的学校有西北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浙江大学、河南大学和山西大学等，这些大学都提供了相当优厚的条件，但是吴宓都以这样那样的理由婉拒了，同时清华大学外文系也希望吴宓能够回去继续执教。

吴宓进入武大任教，当时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新闻。1946年9月6日，上海《申报》刊文《〈红楼梦〉专家吴宓受聘武大》，专门对此事作了报道。吴宓之加盟武大，有两个人物是关键推手。首先当然是刘永济，他和吴宓是老朋友，彼此相识相知多年。1922年，吴宓在东南大学执教，当时他和同事胡先骕、梅光迪等人创办了《学衡》杂志，该杂志以倡导传统文化，反对白话文著称于世。年轻的刘永济曾经向杂志投稿，而且还是一位非常活跃的作者。吴宓好友吴芳吉在湖南创办《湘君》杂志，刘永济是“湘君社”社长，他们在文化观念上与“学衡派”遥相呼应。1928年刘永济到沈阳东北大学任教，就是吴宓推荐的。在刘永济就任武大文学院院长后，吴宓经常推荐熟人到武大任教，刘永济都予以积极回应。其次就是朱光潜，他曾经担任武汉大学教务长，后来专任武大外文系教授和主任。当时，朱光潜即将离开武大到北京大学任教，便极力向周鲠生校长推荐吴宓。朱光潜的学生齐邦媛在《巨流河》中说：“吴先生未随西南联大回北平清华大学，而来到武汉，大约是与朱老师的私谊。”这种说法当然是有根据的，只是她只知其一，而不知有二。

另外，在其中起到穿针引线作用的还有程千帆、沈祖棻夫妇。程千帆和刘永济是老乡、同事，情兼师友，同时他们夫妇和吴宓经常诗酒唱和，品词论世。

在吴宓到武大之前，刘永济已经回到湖南老家，要住到9月中旬。吴宓以这件事咨询校长周鲠生，周校长告诉吴宓，学校已经致电刘永济，催促他尽早返校。吴宓是因为刘永济的力邀才来武大的，刘永济不在武大等待他、接待他，令他非常失望。武汉8月底的天气非常炎热，晚上睡觉，蚊虫很多。他内心有些烦躁，睡不着觉。他埋怨刘永济，认为这种怠慢朋友的行为“异乎曾文正公之所为”，而且学校刚刚从西南迁回，事务万端，刘不在学校里处理院务，实在不应该。他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应该轻率地答应刘永济，来到这个并不令他满意的地方。吴芳吉曾经参与创办重庆大学，担任文科主任，后来接受四川省江津县县长谷醒华的邀请，辞掉了有着优厚待遇的大学教职，出任江津中学校长，最后死于任上。吴宓甚至产生了步吴芳吉后尘，“索我于枯鱼之肆”的忧虑。

9月10日是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学校复校委员会成员集体聚餐，也请处于孤寂之中的吴宓参加，吴宓喝了一些黄酒，酒后更是伤感。晚上，他睡不着，写了一首题为《丙戌中秋》的诗，其中有几句明显表现出对刘永济的不满，诗云：“独对南楼月，空伤鄂渚云。奔依人不在，力战自为军。”其意境、其情调完全是感伤的，还带着几分幽怨。

三

9月17日傍晚，刘永济从湖南回到武大。第二天早上，刘永济到办公室察看，并与吴宓见面。中午时分，刘永济到住处探望吴宓。下午，吴宓到办公室会见刘永济，在商量系务之余，刘永济劝吴宓如果想和前妻陈心一和好，不如将她接来同住，关怀之情溢于言表。吴宓来到武大后也曾有过这样的打算，毕竟是原配夫妻，还有三个女儿需要教育和抚养，但是吴宓对到武大工作不满意，觉得在这里并非长久之计，随时都有可能离开，贸然将陈心一接来，或许会增添更多的麻烦。

刘永济回到武大后的一段时间，他们之间又产生了一些新的矛盾。9月28日，吴宓跟刘永济提建议，希望将文学院四个系的系主任办公室设在楼下，但是刘并没有采纳，吴感到非常失望。有一次，吴宓到文学院访问刘永济，但是没有见到刘，一时产生了“山高皇帝远”的感觉，觉得过去看似亲密无间的老朋友现在似乎更多的是隔阂与不理解，他感到了孤独和被冷落。

武大校方对吴宓的复员费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这也让吴宓耿耿于怀。9月20日，吴宓在文学院办公室会见刘永济，在闲谈中，刘永济谈到校方决定向教育部申请，责令清华大学发给吴宓有关复员费及旅费。吴宓认为这种语言表达方式不妥，急忙制止校方的行为。从情感上看，清华并没有亏待他；从个人关系来看，他和梅贻琦之间并无芥蒂，而且他和梅校长也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更重要的是，他还想回清华，不想因此而堵死回清华的路。后来，校方改为向教育部请示如何解决，语气和缓很多，他才没有提出什么异议。

按照武大当时的规定，新入职的教工，从到校的前一月开始取薪，但是为了缓解吴宓在这个问题上的负面情绪，9月27日，刘永济请示周鲠生校长，请求增发吴宓7月份工资。10月3日，吴宓在领取9月份工资的时候，同时也领取了增发的工资，算是对他在加盟武汉大学的过程中所遭受的一些经济损失的补偿。10月11日，吴宓上书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报告他已经进入武汉大学任教一年，以后将会回到清华工作，现在请求支付他复员费，还要酌情给予他一定的旅费津贴。但是10月14日的一次校务会议上，吴宓见到一份文件，教育部有一电令，称新聘员工一律不得发给复员费及旅费，这让吴宓非常失望。11月8日，得到正式消息，教育部已经明确表态，决定不发给吴宓复员费和旅费。听到这个消息，吴宓非常不高兴，甚至晚上做梦还在继续演绎着白天的故事——他写信给教育部，为此事极力申辩……

吴宓到校之初居住在新二区楼上的客室。9月12日，他通过抽签抽得半山楼楼上17室。10月1日上午，吴宓前往半山楼察看宿舍的情况。他看到房间窗户很小，而且面对山坡，采光不好，估计住在里边未必舒服，心里感到非常不快。他上山走到文学院门外，正好遇到了教务长杨端六、文学院院长刘永济和法学院院长刘秉麟等人，一时气不打一处来，大声嚷嚷：“我现在不跟刘永济反映，我要直接找周校长，假如不给我好一点的房子，那么我一定在一个星期内离开学校。”对他了解颇深的毛彦文女士曾评价他有旧时文人的习气，“易发不合理的脾气”，此之谓也。刘秉麟过来婉言劝慰，但是并没有产生什么效力，他一点也不顾及他人的面子，径直走进文学院。随即刘永济也走进文学院，吴宓发现刘的眼眶里似乎闪动着泪花，这时吴宓心里才有些后悔，觉得此举让刘为难和伤心了。不久，刘永济将学校后勤部门的负责人带到文学院来，告诉吴宓说，房子将重新安排，一定会让他满意。

吴宓性情固执，往往率性而为，特别容易冲动，虽然过后能够醒悟，但是他倏忽之间给他人造成的情感创伤，在很长的时间内都难以痊愈。这次吴宓大闹一场之后，刘永济也有意疏远他，吴宓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刘永平是吴宓在四川大学任教时的学生，当时他经常拜访吴宓，请求吴宓帮忙修改诗作。吴宓任教武大，刘永平也想从川大转学武大，继续跟随老师，就近请教，但是他在入学考试中失利，转学无望。他们在系办公室话别，相对凄然，特别是刘永平说到动情处，不禁潸然泪下。坐在旁边的刘永济对此不置一词。面对这种情境，吴宓深感尴尬、失望和悲哀。

吴宓在新二区居住了六十六天，11月4日，他找到一处可以单独居住的地方——东湖中学412室，学校还给他发放了各种生活用具。在这个房子里，一个人居住，他觉得非常悠闲，感到周边环境非常幽静。11月15日，学校重新分配住房，吴宓分得东湖101室，和程千帆为邻，这个结果才让他稍微满意。

四

来到武汉大学后，吴宓并没有安下心来，还在谋划如何返回清华。他经常写信给梅贻琦校长，希望梅校长能够为他在清华留一席之地；梅校长知道吴宓的分量，也想为他返回清华留有一条后路。9月2日，吴宓收到梅校长从昆明给他寄过来的信件，梅校长针对吴宓还想回清华的想法，向他指明有两种途径：一是继续跟清华请假一年，然后下一年回清华；二是先在武大工作半年，待到本学期结束，在1947年2月回清华。这两条路由他自己选择。他曾经跟刘永济讨论过这件事情，刘的回答非常干脆，吴必须在武大工作一年，到1947年暑假，才可以离开。如果这期间出现人事变动，不仅涉及人员递补的问题，而且也可能涉及各项工作的安排，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离开之前，吴宓还是想多做一份工作，多赚点钱，因为他的经济压力并不小。1946年10月，华中大学聘请吴宓执教，10月12日，武大校长周鲠生批复了吴宓赴华中大学兼课给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的信。周校长答应，吴每个星期可以在华中大学兼两个小时的课。华中大学按照教师中最高待遇的四分之一发放薪金。在华中大学任教期间，他拜访了老朋友、著名学者钱基博，还结识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学者。

吴宓此前离开清华，跟清华外文系主任陈福田有一定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和谐应该是公开的秘密。后来他感觉到，在清华并非只有陈福田一人排挤他。一位叫牛其新的朋友在给吴宓的信中转来一位姓宁的朋友从美国的来信，宁在信中告诉牛，1946年冯友兰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邀请担任客座教授，在前往美国的旅途中，冯友兰跟这位宁姓朋友谈到吴宓，对吴宓颇有微词。本来吴宓认为他和当年担任联大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关系还不错，没想到冯友兰内心并不认同他。他深深地感觉到，“清华决不能归，亦不当归”，他只能在武大任教，与刘永济同进退。

11月23日，吴宓收到清华大学校历表和外文系的课程时间表，在课程表中并没有列入吴宓的名字。吴宓感到清华外文系并不欢迎他回去，至少是在下一个学期不想让他回去，用吴宓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有拒无迎”。他暗暗地下定决心，应该在武汉大学竭力尽职，努力工作，为暑假后继续在武大工作打好基础。

11月26日中午，吴宓接到了梅贻琦的回信，信中说：“接诵11月4日手示，备审文旌决于寒假后返回清华任教各节，校中同仁闻悉，同深忭企。兹将聘书寄上，即希察收，于应聘书上签章寄还。并准于下学期（卅六年中）返校，毋任盼幸。”然而，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吴宓对回清华已经没有多大兴趣，好好在武汉大学工作成为他当下的第一选择。

11月17日中午，湖北省立实验民众教育馆馆长兼《武汉日报》编辑王嗣曾到访，他代表《武汉日报》约请吴宓主编该报副刊《文学周刊》，吴宓愉快地答应了。下午，吴宓拜访程千帆夫妇，邀请程一起编辑《文学周刊》，程当即答应了他的邀请。过了一会儿，刘永济和夫人到访程千帆住处，坐了一会儿，他们一起拜访著名学者许钟岳的遗孀，然后一起来到吴宓新居。至此，吴宓和刘永济之间的芥蒂可能还残存一些，如果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又会膨胀开来，形成心中一个巨大的“梗”。

经过三年中的多次走还是不走的心猿意马、犹豫不决后，1949年4月29日，吴宓最终离开武大，飞往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