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诗人外交家朔望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迎来了一个文艺复兴的春天，鲜花重又绚丽绽放，文艺作品一时喷涌。其中诗歌创作尤为引人注目，处处传诵，放歌神州。彼时那种群情欢跃、生机勃发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当时《人民日报》登载的诗作，似奇葩朵朵，沁人心脾，看后心潮起伏，难以言表。“悲欢百代大广场，风雨千般石未苍”“一从好月重圆后，火树冰轮尽华严”“大雪青松唯廿字，忠魂诗兴满神州”“红叶清霜近重阳，满城载酒索无肠”“刮目十年看‘老九’，吟诗凿井俱欣然”等诗句，晓畅明快，朗朗上口，唱出了人民的心声，歌颂了大好河山。我也从此记住了诗人“朔望”这个名字，却不知道他是何方人氏。

伴随着文艺重登舞台的脚步，各种文艺团体、创作园地如雨后春笋般崛起。杭州“初阳台”创作园应运而生，广揽全国文坛名家前来创作休闲。1985年3月某日，我到创作园采访，见到一位身材魁梧、浓眉大眼的长者，主人以幽默的语气向我介绍：“这是从北京来的大干部和诗人——朔望。”当时，我愣了一下，朔望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真是无巧不成书。读了他的不少诗作，今天才见到了真人。一时不知所以，喜不自胜！当时人多闹忙，也没有多交谈。

随后，在会议过程中，我表达了对他的尊敬和倾慕之情。他为人谦虚随和，平易近人，谈着谈着，知道我喜欢他的诗，便说“回京后将送一本诗集给您”。不久，就收到了他寄来的诗集《少年心事——朵花集》，喜出望外。看到书的封面，由茅盾题写书名，笔力雄健，刚劲潇洒；书的扉页写了一段长长的题识：“此为年前旧作，殊无足观。要之亦只留一点历史残味，手头无书，只得以残物摭拾充数，聊表寸意而已。俟日后新集问世，再补此衍，乞谅。朔望八五年三月中旬于北京。”虽只一百三十多页的一本薄薄小册子，我却如获至宝，珍藏近四十年完好如初，当时他说的“手头无书”、以旧作黏贴相赠，说明已是洛阳纸贵。遗憾的是，他答应的“新集问世”，竟然再无音讯。

朔望到杭州参加创作活动，跟他对杭州的特殊情感有关。他姓毕，原名“庆杭”，籍贯江苏仪征，出身书香门第，家学渊源。父亲毕振达，号几庵，笔名毕倚虹、淞鹰、清波、婆婆生等，是清末“礼拜六派”主要代表作家之一。少年时，因父亲在浙江做官，便随居西子湖上。

由此，朔望于1918年出生于风景如画的杭州。童年是在杭州涌金门外“柳浪闻莺”度过的，他听惯了湖边村姑们噼噼啪啪捣衣声，暮春三月柳荫梢头新燕呢喃；目睹了湖畔鸳鸯戏水欢乐情景，夕照山麓雷峰塔影浑如老衲悟道。他曾写诗道：“莺柳不关诗岁月，皆因西子最宜家。”“吾生犹得见雷峰，劫罢熏阳分外红。”六岁那年，他随父亲来到繁华的十里洋场大上海。九岁时父亲撒手西去后，他一度被寄养在父亲的好友、著名通俗小说家包天笑家中。

在漫长的人生旅程中，毕朔望的外交生涯颇为丰富多彩。抗日战争期间，他成为王炳南任组长的中共长江局对外宣传小组中最年轻的成员，在这个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可算是中共最早的外事机构里，除毕朔望外，还有周恩来的秘书兼英语译员陈家康、许孟雄，以及王炳南那位漂亮的德国夫人安娜利泽女士。未几，毕朔望自汉口撤至重庆，供职于《新华日报》，皖南事变后不久，奉命疏散至缅甸。1950年暮春，毕朔望自日内瓦国际劳工局星夜兼程回到早已获得新生的古都北京。随后，又随首任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出使印度，再度来到新德里，从此一直伴随袁大使出入于外交场合，以他熟悉印度的优势和外交官、高级译员的双重身份，起到重要的参谋作用。他的三兄毕庆芳，后改名“季龙”，也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出访过欧、美、非、亚七十多个国家，致力于和平外交事业和国际科技交流活动，为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出于对朔望的仰慕，他发表在报纸上的诗我不忘剪录。我翻寻旧箧，竟藏有他的诗作剪报七页、三十余首之多，大都发表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羊城晚报》《新民晚报》等报刊，以格律诗居多，如《访粤杂诗》《秋光文心》等，也有新诗，如《风雪铃语》等。历经岁月的磨损，剪报已经泛黄发脆，但字迹清楚可读。

被誉为“江左才子”、活跃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坛的诗人、外交家、翻译家毕朔望，现在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起来。他是一座诗的大山，说他浑身是诗也不为过。他不是那种关在书斋里闭门造车的“秀才”，他关心时事形势，观察文艺动态，忧国忧民，有感而发，常以诗作形诸笔端。他说：“我写诗只想道出自己的思想感情，形式不拘……写诗的形式有待探索。”

1978年，小说《伤痕》问世，他读后写了一首诗，热情肯定：“掀衣倘许识刀深？严雨终宵别样春。噙发疾书青不脱，只将峻眼付人孙。”同年，有感于文艺作品中的爱情问题，他认为爱情似乎又在文艺中找到一席之地：“非关风月苦多情，应是征程路必经。满地阳光庆比翼，侧看欺世盗名人。”沈钧儒老先生出了一本《寥寥集》，他写诗祝贺：“先生文字百年心，半枕鸡鸣总入吟。吟到秧歌遍地后，小诗遥寄及今新。”（1978年10月）他还自注：“‘文字百年心’五字采自沈老诗，意即先生一生在为中国人民说话。今读其诗，遂觉识见、风骨、性情、文字，多世所不及，感受特甚。”

1979年秋，时任中国作协外事办公室主任的毕朔望陪外宾赴杭州参观访问。在奔驰的列车上，他读到张志新事迹，掩面大恸而泣，呜咽有声。入夜辗转反侧，几不能寐，以愤怒的笔触，写下了那首轰动京华、令他名噪一时的《只因——关于一个女革命者的断想》：“只因你牺牲于日出之际，监斩官佩带的勋章上显出了斑斑血迹。……只因夜莺的珠喉戛然断了，她的同侣再也不忍在白昼做清闲的饶舌。只因你当日无意乞灵于法律，却为后中国百姓赢得了第一部社会主义民权大典。……”

1996年，朔望的一批同学应沪上同学之邀，从云南、青海、吉林和台湾等地来到上海聚会，他因事未能赴会，即致电祝贺，也写了一首诗：“梦觉天涯，须忍泪，莫问红尘何世？宴开梅陇，且借兴，共庆白首群星。”他与儿女四散，多年之后，团聚之时，也以诗表达欢欣愉快，笔调轻松：“倦依寒树噪归鸦，灯火温馨十万家。彩炮纷飞小院雪，纸窗历落老圃花。斑斑往事品得失，娓娓边娃说豆瓜。谁识天星无限意，来朝格会净风沙？”

西湖碧波荡漾，涟漪清清，时时拨动着儿女的心弦。终于有一天，西湖游子又一次归来了！2010年，年过九旬的老前辈杨觉农赠我一册自传体的《衰翁絮语》，读着读着，竟发现朔望是他的大学同学，书中有多处提到朔望。1939年发生“芷江学潮”后，学校开除了一批学生，朔望便去了《新华日报》工作。杨老在书中写道：学校开除的一批同学中“也有共产党或倾向共产党的同学，如早期的范长江和九期的毕朔望。朔望如与共产党没有联系，怎么能一下进入《新华日报》社工作？”杨觉农老前辈一生历经坎坷。《衰翁絮语》中，还记载着1983年，朔望夫妇曾到杭州萧山探望过他，两位同窗老友阔别数十年后重逢，促膝长谈，得益于乡贤诗人、作家邵燕祥的联络。后来，毕朔望数次到杭小住，均约杨去畅谈。书中还附有一张朔望题识的二人合影，朔望也为他拍摄了一张凝视西湖的独照，象征着他的坎坷人生。

闻悉这些信息后，我致信杨老询问朔望的近况。他在回信中说：“想起朔望，他晚景亦悲凉。过八十后，患冠心病综合征，一个大胖子竟然骨瘦如柴。自陶XX（妻子）姐患癌去世后，与后期校友黄X结婚。朔望病后，她竟然回南京老家，后又去美照顾孩子。朔望一家六口被安排到五个地方劳动，无一人有出色成就，全仗一个保姆，一个敬慕他的女文友照顾。朔望，诗人外交家，中英文俱佳，家中藏书甚丰，多为外文，后继无人。”杨老给我的这封信写于2010年10月4日，其实，朔望已于1999年在北京逝世。呜呼，一代江左才子，悄然离世；一颗诗坛之星，就此陨落！媒体也无信息，更不见纪念之类活动，以至于不少他的文坛好友还在打听他的情况。不久，他的同窗挚友杨觉农也追随而去，享年九十四岁，他们到“天堂”相聚，再叙同窗之谊，追索半个多世纪走过的足迹。

朔望以诗闻名和传世，兼及翻译、新闻、外交等诸多领域，1930年即开始发表作品，创作颇丰。查阅有关网络资料，却只有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百三十六页的一册《少年心事——朵花集》，也许还有别的著作，但愿是我孤陋寡闻吧。

朔望从重庆写到北京，从新德里写到往巴黎。现在他的毛笔信札，还能在二手书网上搜到，价格昂贵。他的文字遗迹，零零碎碎散佚各处，静静地等待着圆满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