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联合作战智能化指挥控制体系的构建与运行

体系是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互相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由此，智能化指挥控制体系可这样定义：为实现作战目的，对所属或配属力量的行动进行智能自主地组织、协调、掌握、制约的体系。本文将基于对智能化指挥控制体系构成要素、构建原则、功能及支撑技术等相关问题的思考认识，从遵循客观规律和符合作战需要出发，探索联合作战智能化指挥控制体系逻辑架构及运行机理。

智能化指挥控制体系的构成要素

体系构成要素是不可或缺的内容，且要素之间相互独立。智能化指挥控制体系的构成要素大致包括智能化指挥控制主体、客体、信息、手段和机制5个要素，它们密切联系、相互影响，统一于整个体系之中，共同驱动智能化指挥控制活动有序进行。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智能化指挥控制体系呈现出整体功能特性，即智能化指挥控制体系的运行在本质上是智能化指挥控制主体按照相关工作机制，凭借有效的工具手段，以信息为媒介，对客体施加影响的过程。

智能化指挥控制主体 该主体是智能化指挥控制活动的发起者、组织者、实施者，是智能化指挥控制体系运行的前提和基础。指挥控制本身蕴含着主观能动的意思，任何指挥控制行为都离不开指挥控制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在未来的智能化指挥控制体系中，虽然应考虑充分借助机器智能获得高效自主的指挥控制能力，但人在环中的主导地位仍将无法撼动。因为从目前来看，人类凭借直觉、经验和非形式化知识生成的认知能力无法被机器有效获得，需要指挥员继续完成艺术性的指挥决策；同时，在智能“黑盒”尚未破解的弱智能时代，机器参谋也无法被指挥员完全信赖，需要参谋人员继续工作。综上可知，未来的智能化指挥控制主体将是人机并存的联合体，既包括指挥员及指挥机构的参谋人员，又包括指挥控制智能体。其中，指挥员是指挥控制活动的主导者，也是最终责任的承担者，指挥机构的参谋人员和智能体则是辅助指挥员进行指挥控制活动的得力助手。

智能化指挥控制客体 该客体是主体指挥控制行为的接受者，是最终结果的具体实现者，是智能化指挥控制体系运行的关键。主体和客体是一对矛盾统一体，离开客体的主体没有存在意义，离开主体的客体则无法发挥作用。未来作战领域受人工智能技术深刻影响，兵器的智能化程度不断加深，作战机器人和无人作战装备走上战争舞台已然实现。例如，阿富汗战争中的美军捕食者无人机定点清除恐怖组织指挥官，叙利亚战场上的俄军机器人作战连成功击败反叙武装集团等，这些都是无人作战力量用于实战的典型战例。因此，在未来的智能化指挥控制体系中，智能化指挥控制客体不仅应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兵力、需要人为操控的武器装备等作战资源，甚或是受到我方心理认知战干预和引导的敌方人员，还应包括具有一定的自主行为能力的行动智能体。另外，鉴于指挥控制体系的层级性特点，下级指挥员及指挥机构作为上级指挥机构的任务接受者也应包含在客体之中。

智能化指挥控制信息 控制论创始人维纳认为：“信息是我们在适应外部世界并使这种适应为外部世界所感知的过程中，同外部世界进行交换的内容的名称。”由此，万事万物与外部环境之间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信息交换，信息交换就是事物存在并不断变化的一种普遍现象。信息频繁交换的结果产生信息流，而多条信息流交织汇合便形成信息网络，网络信息时代的作战体系效能汇聚和释放就是依托指挥控制信息网络，通过信息流主导物质流和能量流来实现的。因此，作战指挥控制体系的主体与客体之间产生联系，必然离不开指挥控制信息的有效联接。而智能时代作为后信息化时代，更需要信息这一核心要素作为中间媒介，为智能化指挥控制体系的构建与运行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信息是智能化指挥控制体系运行的核心。智能化指挥控制信息主要包括智能感知数据、自主判断信息、辅助决策方案、自动调控指令以及即时评估结论等内容。在信息驱动整个智能化指挥控制体系正常有序运转的过程中，存在着情报信息综合、态势信息融合、指挥控制信息整合和评估信息调合等一系列循环往复的活动。

智能化指挥控制手段 在任何时代的战争活动中，作战指挥控制主要依靠指挥员的直觉和经验，并辅之以必要的科学技术手段和工具。可以说，指挥控制手段是指挥控制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依托，如果缺乏必要的指挥控制手段，就没有令人满意的指挥控制效果。人类战争史已证明，有什么样的战争形态就有什么样的作战指挥控制，指挥控制手段的不断发展与战争形态的历史演变是如影随形的。冷兵器战争时代主要通过视听信号进行作战指挥控制，热兵器及机械化战争时代则主要靠无线电手段，信息化战争时代多依赖于网络信息技术加持的指挥信息系统，未来的智能化战争时代则需要人机智能互融共生的指挥控制系统，包含情报自主融合分系统、态势智能理解分系统、任务自主规划分系统、方案模拟推演分系统、行动敏捷协同分系统等。这种智能化的指挥控制系统作为智能化指挥控制手段的物质表现形式，将为智能化指挥控制体系的运行提供有力支撑。

智能化指挥控制机制 机制泛指一个工作系统的组织或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指挥控制机制可以理解为指挥控制体系内部的工作运行机制，它的作用主要是协调指挥控制体系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确保各要素能够在规范合理的组织指导下更高效地发挥作用、更有序地牵引指挥控制活动的开展。面对未来战场与日俱增的数据信息交互以及多军（兵）种力量和复杂武器系统的广泛高频次协同，仅靠人工指挥控制是根本不行的，需要建立智能化指挥控制机制来提高作战指挥控制效能。因此，智能化指挥控制机制是未来智能化指挥控制体系运行的重要保证，它主要通过一定的指挥控制理论指导、组织方法和活动过程而体现。考虑到未来作战指挥控制体系运行的智能自主需求，智能化指挥控制机制应包含但不仅限于信息服务机制、通信联络机制、协调自洽机制和反馈调整机制等。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复杂体系结构下的工作运行机制不应是静止无变化的，而应是动态可调整的，能够不断适应外部环境变化。

智能化指挥控制体系的构建原则

构建智能化指挥控制体系，关键在于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为人类指挥控制作战行动服务，而当前制约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指挥控制体系的核心问题是人机智能混合问题。对此，有专家学者指出，存在于人机智能混合领域的难题主要有认知空间的不一致、知识交流的可泛化、存在的不可解释性、协同体系的难形成、人对机器的不信任等。因此，我们只有有效破解以上难题，才能够真正构建起智能化指挥控制体系，这也是我们确立体系构建原则的根本着眼点和落脚点。

敏捷自同步，广域互联。网络信息技术为战争体系内的各系统集成提供了有效手段，为人类展现了一幅广域聚能、精准释能、即时毁瘫的战争图景。进入智能化时代，智能技术的发展使作战突破传统时空界限、向多维全域拓展，战争巨系统的复杂不确定性更加依赖作战体系的支撑，体系内部各作战分系统之间集思广智、群策群力、同频共振、联动增效，对战争的胜负影响更加凸显，智能化的作战样貌对作战指挥控制体系的联通性和敏捷性提出了迫切需求。因此，智能化指挥控制体系的构建必须确保作战资源的广域互联和敏捷反应，指挥控制体系不仅能够对全部所属作战力量实施“点对点”式直接控制，还能即时按需赋予身处战术边缘的智能作战力量一定的自主决策和行动权限，使多元化的作战力量和多样性的武器装备之间虽远隔万里也能犹如近在眼前一样进行交流互动、默契配合。

机智深融入，分布自主。未来作战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去中心化的作战思想已深入人心，为了适应作战需要，作战指挥控制机构须能够随时根据作战行动样式和任务需求，更加灵活地将分散部署的作战资源按需进行排列组合，创造设计出奇妙战法，出敌不意制胜对手。然而，这种分布式的作战思想为作战指挥带来集中控制的技术难题，因为作战资源样式越多，部署越分散，作战指挥控制机构对其进行集中调度使用的难度就越大，而这种控制难度系数的增加终将会超出人类心智所及，如此便为机器智能融入作战指挥控制体系明确了技术方向。因此，智能化指挥控制体系的构建必须保证分布于体系末端的控制节点具有一定的边缘感知和自主决策能力，能够围绕作战决心意图自动解析任务、自发组织行动、自主进行协同，使智能化指挥控制体系具备边缘感知、决策、控制与协作的能力。例如，可以利用空间抓取、群体智能决策、多智能体强化学习等算法研究战术级边缘指挥控制，利用智能博弈和免疫系统分析等方法研究分布式决策等问题。

结构不固定，弹性可塑。战争的强对抗性特点对作战体系的抗毁和再生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原来建立于传统工业基础之上的刚性层级指挥控制体系已很难适应现代战争的复杂多变性和模糊不确定性，特别是体系关键节点一旦遭到破坏，便会产生链式反应，导致整个体系瘫痪。因此，随着网络信息技术日渐成熟，未来作战需要一种更加耐受应力形变的弹性可塑的智能化指挥控制体系，这种体系能够在紧张激烈的敌我对抗行动中，始终保持对有人、无人作战力量和各类武器装备的整体调控能力，特别是在遭到敌方硬摧毁和软攻击的情况下，能够迅速变换体系组织结构，动态调整指挥控制关系，做到准确拟合作战意图，快速整合作战资源，动态聚合作战效能，顺利实现决心意图。例如，当敌情威胁较大时，能够适时打散作战体系建制，分发指挥权限，依赖机器智能自主组织分布式作战；当个别行动关系全局利益时，则能够及时回收指挥控制权限，全程监控行动开展，自主组织战果评估，确保行动达到预期；当体系中的某个指挥控制节点遭到破坏时，所属作战力量能够自寻路径快速归建，及时接入指挥控制体系，实现指挥控制回路闭合。

整体可演化，迭代升级。战争系统是复杂“活”系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不确定性的变化，作战中模糊不确定的战场态势和突如其来的意外情况，使对战争的精确指挥控制变得异常困难。战争作为复杂系统，其反身性特点决定了越被认识就越模糊不清，致使此时此刻正在发挥作用的作战指挥控制体系可能在彼时彼刻便失去对作战行动的有效调控，再加上指挥环境的复杂多变，使战局的演进变得更加混沌不清。指挥打赢未来战争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快速、准确、深刻地理解认知复杂多变的态势，因此才有了决策中心战、马赛克战等作战概念的诞生和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群智决策等决策方式的变革。这启示我们在构建作战指挥控制体系时，应确保指挥控制体系具有动态迭代和演化适应能力，可以模仿指挥人员的思维认知，通过深度强化学习的方式建立人工智能认知算法模型，而后将模型引入指挥控制体系辅助指挥人员进行判断决策。在作战或演训过程中，认知算法模型能够跟随战局的复杂变化进行深度强化学习训练，不断调整其神经元网络的内部参数，满足对战场复杂性的认知需求。

人机互操作，简便高效。智能时代的战争需要智能化的指挥控制手段，而智能化的指挥控制手段其实就是人工智能技术与指挥信息系统相结合的智能化指挥信息系统。关于智能化的指挥信息系统，有人已经指出：“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5代指挥信息系统，将把指挥信息系统从信息化战场中的神经中枢升级为未来战场中的大脑。”由此可以看出，智能化主导的指挥控制体系进入未来战争视野已是势不可挡，但问题是在其运行过程中，应如何确保人机合作共事的有序进行。要知道人与机器的思考方式不同，思维逻辑各异，会导致对问题的理解不同，容易出现矛盾分歧，尤其在时间紧迫、局势紧张的战场上，思考的快与慢决定决策的快与慢，解决不好人机矛盾就无法保证快速的决策行动。因此，智能化指挥控制体系的构建应注意解决人机高效交互和相互信任等问题，着力平衡好人脑的直觉判断优势和机器的逻辑推理优势之间的互补增效关系，进而提高作战指挥决策与行动控制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