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读名人传记？

一

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孝。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刀，斩尽世上的男女老少！

以上是单田芳先生常用的一首定场诗。我最早听到他的声音，是1980年电台里播的《隋唐演义》。夏天，正午十二点，阳光耀眼，家家户户都在吃午饭，各家的收音机都在播放单田芳的评书。他讲秦琼卖马，讲程咬金贩卖私盐。他在评书里大量使用象声词，大刀一挥，咔喳喳人头落地。那是我第一次领略到讲故事的魅力。他的嗓音沙哑，听着像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实际上那时候他正值壮年。单田芳出生于1934年，乳名叫大全子，学名叫单传忠，后来说书的艺名叫单田芳。1979年，他在鞍山电台录制《隋唐演义》，时年45岁。

2004年，我有一个机会去采访单田芳。他当时住在廊坊，在电话里约定采访时间，他说：“你从京津塘高速公路下来，到了廊坊，一打听东方大学城，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那次采访，我印象最深的地方有两处，一是单田芳开头就讲，说他一生经历了四个“朝代”：伪满洲国、苏联红军占领时期、国民党占领时期和新中国。老先生以货币发行来看“朝代”更迭，苏联红军占领东北，在我们看，只是很短暂的一个时期，可他们在那里发行了自己的货币，所以单田芳也把那个时段当成是一个“朝代”。第二个印象深刻的地方，是单田芳对现代题材的兴趣，当时他正在准备说《二战风云》，分为太平洋战场、欧洲战场、中国战场三部分，他打算去欧洲的战场看看。

那次采访过后，我听到他讲的《言归正传》，这是他的一本自传，后来我买到了文字版。2014年，我想再去采访单先生，和经纪人联系，沟通了几次，单先生没有再接受我的采访。我听他讲过几十本书，有袍带书，讲改朝换代的故事，有短打书，讲行侠仗义的故事。他讲《白眉大侠》，讲曾国藩、张作霖，讲这块土地上的风云变幻，讲英雄豪杰如何践行自己的正义法则。

等我对传奇故事的兴趣消退之后，他这本自传依旧有魅力。他从五岁开始写起，母亲王香桂是鼓书艺人，父亲单永魁弹三弦伴奏，一家人在东北各地辗转，只要父母能在茶社演出，一家人就有饭吃。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长春市民说，国军要回来了。东北被占领了14年，终于，日本鬼子投降了，东北光复了。老百姓们都盼着过太平日子，可没想到，接下来的是一个多月的无政府状态，伪皇宫门口变成了一个自由市场，全是卖洋破烂儿的，伪皇宫里面也成了垃圾场，地毯被抢走了，所有的玻璃都被打碎了。正殿里有一个水泥高台，那是溥仪接见文武大臣的地方，孩子们一个个站在高台上，大喊“我是皇帝，我是皇帝”。到1945年10月，甲长来通知，去火车站迎接国军。单田芳连夜画了两面青天白日旗，糊在两根小木棍上，早上跟着父亲去火车站。长春火车站外面有成千上万的人列队欢迎，可他们等到晚上也没看到国军的影子。第二天，再去火车站迎接，到了中午，一队队大兵扛着红旗，迈着整齐的步伐从火车站出来，欢迎队伍惊呆了，来的不是国军，是金发碧眼的苏联红军。一辆辆的坦克轰隆隆驶过，士兵胸前配备着轮盘枪，穿着半截的马靴，戴着船形帽。

1946年，东北光复之后的第一个春节，长春老百姓在比较平安的状态下度过。到这年4月，国军来了，进驻长春的是国民党新六军、新一军、新七军，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单家在长春的五马路上开了一间北海茶社。一年后，长春局势发生变化，四周枪炮声不绝，东北野战军来了。1948年春节，长春停水停电，东北野战军占领了吉林市，控制了丰满水电站。长春断水断电，粮价飞涨，铁路也断了。这就是长春围城的开始。单田芳讲述他们一家怎么从长春逃出来，在城外的兴隆山，爸爸单永魁向解放军交代——“我不是当兵的，我是个弹三弦的说书艺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单永魁说了一段《薛刚反唐》。

二

人们为什么需要故事呢？故事是有完整的逻辑链条的，我们需要故事，是需要体会到一种意义上的完整性。本雅明有一篇文章叫《讲故事的人》，他说口口相传的经验是讲故事的人的灵感来源，在劳动的氛围中讲故事，这就是一种交流方式，讲故事是一种手艺活儿，每个讲故事的人都会在故事中留下自己的痕迹，就像做陶的人会在陶器上留下自己的印记一样。人们在放松的状态下听故事，内心又想记下这些故事，有对他人转述故事的愿望，这就构成了听故事的人与讲故事的人之间那种纯真的关系。讲故事的人就像智者一样，能讲出自己的人生经验，也能讲出历史的经验、他人的经验、人类的经验，他能让故事的火把生活的灯芯点燃。本雅明肯定没有听过评书，但他的这些话就像是在分析评书一样。

传记是什么？传记就是关于一个人的故事，特别是关于一个人的意志的故事。在学校里，老师会告诉我们，经验是无可替代的，如果你没有第一手经验，那就从别人的经验中学习。老师会推荐我们看大量的名人传记，看他们如何处理危机，如何解决复杂问题。传记邀请我们进入他人的生活，让我们观察他们如何应对世界的变化并做出重要决定，我们阅读传记的那几天就像陪着传主走一段人生路，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会得到一些警告，知道该避开哪些陷阱。老师希望我们从非凡人物的传记中获得灵感和动力，但随着阅历的增加，我们也会在传记中看到那些人怎么处理失败和挫折，看到他们的弹性和适应性，也看到他们的局限，对每一种别样的人生都有同理心，对每一种人生选择都能宽容地看待。我们还能了解传主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看他的视野怎样一点点打开，看他如何成长，看他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看哪些东西在推动他。传记还会激励我们做自我反省，我们沉浸在他人的故事里，也反思自己的信仰、能力、价值观和生活选择，我们会看到人生中的动摇、黑暗和狂喜，似乎命运并不只为书中人物所设置，也为我们体会天道的秩序和无常所设置。

1956年大年初一，单田芳在鞍山的前进茶社第一次登台演出，说《明英烈》。这一天演出顺利，挣回来四块两毛钱，什么概念呢？当时大米一毛八一斤，猪肉四毛五一斤，鸡蛋三分钱一个，一天挣四块多钱，将近十斤猪肉。1958年，曲艺团走向文化单位编制，在评定工资的时候，单田芳被评为第五级，每月工资84元。然而，单田芳的信条是“好汉不挣有数的钱”，1962年，他带着妻子走穴，在营口的田庄台，从腊月到正月，除去花销，存下4600块钱。从田庄台到苏家屯，再到盖县，他形容这段单干的经历用了四个字叫“火穴大赚”。江湖艺人最终还是要服从文化管理，单田芳回到了鞍山曲艺团。他经历了“文革”。十几年后，他再次登台，依旧相信“好汉不挣有数的钱”，他相信从爸爸妈妈身上看到的真理，“鼓槌一响，黄金万两”，他相信故事的魅力，他要单干，要走穴，要做一个新时代的江湖艺人。他成立自己的公司，他支持起一个电台频道。

单田芳说了一百多部书，但《二战风云》并没有完成，市面上只能找到他说的《太平洋海战》，没有欧洲战场，没有诺曼底登陆，也没有斯大林格勒战役。我本希望那个在长春火车站迎来苏联红军的孩子，到了晚年能讲讲苏联红军的统帅斯大林。不过，这世上有各式各样的说书人。

三

斯蒂芬·科特金写了一套《斯大林传》，这是一部三部曲传记，第一部已经翻译成中文，讲斯大林从格鲁吉亚一个神学院学生，变成苏联最高领导。第二部的标题叫《斯大林：等待希特勒》，好像历史是两个巨人决斗的舞台。第三部科特金还在写。他说，三卷本《斯大林传》所讲的故事，是俄国在世界上的权力和斯大林在俄国及苏联的权力，他力图描绘“一部从斯大林的办公室展开的世界史”，“一部斯大林的传记要比其他历史人物——哪怕是甘地或丘吉尔——的传记，更接近一部世界史”。

这些大人物的传记一般都有前言和序言，作者在前言中讲自己如何开展研究工作，如何采访，列出一长串的感谢名单。序言会提供一个切入的视角。紧随其后的是地图，大人物改变了世界的格局。然后是照片，要有几张照片重现历史的氛围，要有传主青年时期留下的非常模糊的形象，那个形象和他后来作为领袖的形象有很大的差别，以至于我们会怀疑这个人怎么就成了另一个人。历史已成定局，但我们对历史怎么就成了这个样子充满好奇。1894年8月，14岁的朱加施维里进入高加索第一大城市梯弗利斯的东正教神学院，这里大约有600个学生，早上七点起床，做祷告，早餐，然后上课，课程持续到下午两点，三点用餐，五点是晚祷告，八点晚餐，然后是自习时间，十点睡觉。如果一个学生睡得很沉，30年后醒来，他会发现很多惊人的变化，德国皇帝下台了，与俄国为邻的两个宿敌——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消失了，世上有了电话，有了汽车，有了X光和飞机，沙皇没了，神学院的朱加施维里接过了权杖。斯蒂芬·科特金说，像斯大林这样从帝国边缘地带走上权力最高峰的情况并不常见，但拿破仑和希特勒也是这样的。

斯大林喜欢园艺和蒸汽浴，他有西装和领带，但从来不穿，他喜欢灰色和卡其色的军用外套，他喜欢读书，他的私人图书馆里有两万册藏书，他读马克思、列宁，也读柏拉图和克劳塞维茨，他喜欢果戈里、托尔斯泰和契诃夫。他说：“战争期间，你会遇到很多从前未曾遇到过的困难局面，你需要做出决定。如果你读了很多书，那么头脑中就会浮现出答案，你知道该怎么做，文学会告诉你的。”

较早写出斯大林传记的作家是苏联的德·安·沃尔科戈诺夫，他说：“在我写这本《斯大林传》时，不知道为什么，我对恺撒、克伦威尔、伊凡雷帝、彼得一世等人的传记发生了兴趣，我感兴趣的是这些领袖和统治者的心理状态，尽管做任何历史类比都是有风险的，但我还是想发表点儿看法，对拥有无限权力且不受监督的人来说，他们自认为一贯正确、自恃高明，他们无法和任何人真正地辩论，也无法向任何人倾诉，权力让他们的情感枯竭，他们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立即成为‘历史性的’‘决定命运的’‘关键性的’。”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传》的前言部分是以斯大林病危做开头的，“他躺在孔策沃别墅餐厅的地板上，已经无力站起身来，只是偶尔抬起左臂，像是在求人援救”。在第一章节，作者回到1917年，流放中的斯大林37岁，在图鲁汉斯克边疆区的库列伊卡村这个靠近北极圈的寒冷地方已经住了好几年。

斯大林的青年时期非常神秘，他在1917年之前的人生经历鲜为人知，那时他干地下工作，这些工作是隐秘而暴力的。《青年斯大林》一书的作者西蒙·蒙蒂菲奥里说，掌权之后的斯大林必须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合法的英雄形象，不能匪气太重，也不能太像一个格鲁吉亚人。他掩盖了部分真相，结果导致了各种各样的阴谋论。西蒙·蒙蒂菲奥里花了十年时间走访了九个国家的23个城市，把主要精力放在莫斯科、第比利斯和巴统公开的档案中，《青年斯大林》描述的是残酷的成长环境如何让斯大林成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托洛茨基曾说，斯大林不过是一个“平庸的人”，西蒙·蒙蒂菲奥里用他的传记证明，斯大林成长在街头，经历过武装斗争和宗族冲突的洗礼，能从布哈林、托洛茨基这些政治家中脱颖而出，有其独特的才能，托洛茨基的话与其说描绘了一个青年斯大林，不如说是显示了他本人的虚荣、势利和缺乏政治技巧。《青年斯大林》描绘的是一只生活在地下的幼虫，静静地破茧，变成了一只长着钢铁翅膀的蝴蝶。

如果我们注意到斯大林那个消失的鞋匠父亲，我们可能就会联想起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位革命者也经历过丧父之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和鲁迅，也有童年丧父的经历。在史学流派中，有“心理史学”这个说法，在传记中，也有“心理传记”（psychobiography）这样一个名词，1910年，弗洛伊德给达·芬奇写了一个简单的传记，后来也有史学家把青年路德的传记分成八个阶段，分析他每个阶段遭遇的心理危机。有一位澳大利亚学者曾经对“心理史学”提出过系统的批评，他说：“从最初力图创作心理史学的著作开始，那些自诩为心理史学家之人的著作中都一致表现出对事实的傲慢，对逻辑的肆意歪曲，对理论验证的不负责任，以及对文化和时代差异的短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满足于简单的分析模型，星座血型十六种人格，但再厉害的心理模型放在历史和传记的框架中都太单薄了，它支撑不起叙事的结构，容易人为建构和简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