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喜欢在路上行走

打小起，我就一直喜欢在路上行走。有事，或者没事，春夏，或者秋冬，都一样。只要有空，我就会一个人步行上路，开始我的闲逛，或者行走。

喜欢在路上步行，大概也是有原因的。小时候，我身体不好，总是生病，于是母亲就千方百计地鼓励我爱上体育活动，鼓励我到外面去玩。在母亲的鼓励下，有一年夏天，我突然爱上了徒步行走。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每年一到盛夏放暑假的时节，我就开始了徒步行走。一般都是在早饭后，也没有什么事，但有一个具体的地名，吃过早饭，穿个短裤，穿个背心，穿个黄球鞋，却从来不戴帽子，就出门了，走出城市，沿着一条公路，一直往前走。太阳越升越正，一直升到头顶上，阳光越来越强，越来越像有一盆炭火不断从头顶上往下倾倒，温度越来越高，那时候的空气没有半点污染，因此阳光直射，明亮炫目。我却越走越有劲，天越热，反倒越激发了我的斗志，我走得越坚定，步伐也迈得越有力，人也越兴奋。我走热了，就把背心脱下来，有时顶在头上，有时甩在肩头，用一只手勾着，另一只手甩开大步往前走。那时候的公路以砂石路为主，一路走下来，脚上、腿上白蒙蒙的，都是灰。

起初，我走的路程比较短，早饭后出门，走到北十里，或走到紫芦湖，或走到西十里铺，或走到梅庵子，就返回了；后来我越走越上瘾，越走越带劲，也越走越远，有时候走到离城二十里的朱仙庄，或离城二十多里的西二铺，或离城十五里的桃园集，或与蒙城县交界的一个小集市，或与濉溪县交界的一个小集市。走到那些地方时，天也晌午了，要么在路边的小茶水摊喝一碗梗子茶，和拉架子车在茶摊歇脚的农民说说话，和他们互递一支烟吸（都是从父亲烟盒里偷的），有剩油条就买几根吃，或者在路边小店用一两粮票买一小盒饼干吃，歇够了，再转身顺来路返回城里。这样来回少则三四十里，多则五六十里，傍晚回到家中，虽然腿脚有些酸乏，心灵上却感觉有极大的满足，脚力也变得精健无比，平时如果需要步行几里路，就完全不当作一回事了。

少年时养下的习惯，此后一直延续着，每年一到夏天，心里就痒痒抓抓的，脚步不由自主就往外面走去。一九七八年我上大学，第一年的暑假脚筋发痒，不由自主地走回了泗洪老家，在老家的平原上撒欢、乱跑。第二年的暑假脚筋又痒，不由自主地走进了大别山，在大别山里步行到佛子岭、到磨子潭、到大化坪、到青枫岭、到白莲岩、到胡家河、到白马尖。第三年暑假脚筋更痒，不由自主“走”起来，乘火车“走”到了甘肃、青海、宁夏，在青海的柴达木盆地和浙江的两个个体牙医作伴，晚上住灰尘很厚的废车厢，白天在高原的道路上步行，碰到少数民族的拖拉机就拦拖拉机走一段，碰到解放军的军车就扒军车行一程，没车就步行，从天棚一直走到天峻县。

后来行走淮河及淮河的支流，也是少年行走的延续。那一次走淮河北岸支流浍河，初夏的早晨从园宅集出发，一路走过浍河水结香涧湖的湿地，只见芦苇紫红色的幼芽正纷纷冒出浅水和湿地，这里一片，那里一汪，这里一片紫云，那里一片红雾，既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我望得呆住了，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芦苇幼芽出生的浩大阵势，我站在湿地边缘，由近至远地看，又由远及近地看，看了许久，我又小心择路走进有干有湿的湿地里，在紫红色的芦苇幼芽的阵仗里穿行，呼吸着带清香味的空气，满目都是植物萌芽的身影、雀鸟飞过的痕迹，满耳都是鸟雀婉转悠远的歌唱，眼见着春天的热气腾腾上升，胸襟里涌满春天催人的鼓动。又一次仲夏走濉河，在灰古东边的河坡上蹲下来看一窝名叫“叫油子”的昆虫从一个土洞里，一个一个小心翼翼地陆续钻出来；坐在沙土地上听仲夏的暖风吹动杨树叶哗啦哗啦响，杨树叶被风吹得左右翻动，就像在不知疲倦地展示它叶面的美妙一般。

有两年在北京城里小住，但到了初夏麦熟季节就打熬不住，一定要乘车回到平原上走路看小麦。乘绿皮火车悠然到颍河附近的黄桥，住在一个小旅店里，然后冒着大太阳在黄桥附近的平原上、小河边、麦田里、土路上、荒草间，晒一晒，走一走，才觉得心安了下来，情绪才稳定下来。经过黄桥火车站时，请道口工人帮忙拍了张照片，洗出来后吓了一跳，虽然我皮肤较黑，但那张照片中的我，脸被夏天的阳光浆得发亮，那笑容是发自内里的健康和开心。合肥的盛夏时节我会乘车到一个叫新仓的小镇去，盛夏的正午，三四十度的高温，空气灼人，街上、村里几乎没有一个人待在外面，这正是我独霸天地的好时机。我穿着长裤、T恤、皮鞋，迈开脚步，从小镇东边走到河堤上，然后沿着河堤一路向东走。一般而言，我都是全神贯注地走，但周围的地形、风物、村庄、人迹，也全会被我看在眼里，记在心头。我在高温酷暑里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向前方我并不知晓的地方，那时只是想，不论走到哪里，只管一直沿着河堤往前走就可以了，无论走到哪里。

正由于我少年时期总是在盛夏时节外出活动，钓黄鳝、步行、游泳，因此我从来不怕夏天，不怕热辣辣的阳光，不怕太阳的暴晒，反而对夏天特别来感觉。盛夏野外的热空气，盛夏河边烫人的沙土地，盛夏河面上炫目的波纹，盛夏田野里绵软的作物叶片，盛夏野外的一切，我都觉得特别亲切、熟悉。四十年后有一个盛夏的中午，我开车到城市的一个地方办事，那里有一个巨大而空旷的停车场，酷阳高照，明光晃晃，所有在那里停车的人，下了车都匆忙跑走了，女士则赶紧撑起遮阳伞离去。我下了车，却突然感觉到一种久违的对盛夏阳光的亲切、熟悉和亲近。我锁了车门，在空无一人的巨大的停车场里，沐浴着盛夏正午热辣的阳光，慢慢从停车场的一端，走到停车场的另一端。我去办完事以后，匆忙又回到停车场，又慢慢从停车场的一端，走到停车场的另一端，无比满足地大口呼吸着膨胀灼热的空气，让火热的阳光沐浴我的全身。那真是一种久违的巨大的吸能过程，无与伦比的顶尖的享受！每个人都有他的尖峰时刻，那一刻也正是我的尖峰时刻！

真的要发自内心地感恩妈妈小时候对我的鼓励和引导！母亲对我到处跑着玩、钓黄鳝、戏水游泳、徒步行走，一直是鼓励有加的，她知道这对改变我小时候的体弱多病有太多的好处，其实这是母亲帮助我建立起了我一生得益的一种生活方式。少年时我跑遍了宿县城郊的村村落落，后来在这种生活方式的指引下，我又跑遍了淮河流域的河河汊汊，再后来我又情不自禁地跑去了大别山、大西北、秦岭、太行山，跑去了华北平原、青藏高原。我的身体在不断行走和行动中变得健康起来，变得动态平衡了，我的心灵也永远不会死水一潭了，我的思想受到这种生活方式的影响，也变得动态平衡了，起码我知道看事物、看天地、看社会、看人生，都要动态且平衡地去看，不会把它们看成死的，看成一成不变的，看成扭曲的，看成比例失调的。起码我会告诉我自己，前途和风景都只在自己的脚下，只要你走起来，行动起来，就能见到风景和远方，就能找到出路，就能使思路活泛、清晰起来，就有前途、有办法。

我会连续好几天在路上徒步行走。我在路上一边走，一边想起《尔雅》记录的各种道路的名称：仅通往一个方向的路才叫“道路”，通往两个方向的路叫“歧旁”，通往三个方向的路叫“剧旁”，通往四个方向的路叫“衢”，通往五个方向的路叫“康”，通往六个方向的路叫“庄”，通往七个方向的路叫“剧骖”，通往八个方向的路叫“崇期”，通往九个方向的路叫“逵”。因此，我们后来才有了“四通八达”“康庄大道”等说法。多日后，当假期用完了，我就该收拾行囊，起身回家了。

以前，夏天，但也可能是其他季节，我会打点一个小书包，小书包里有几件换洗的背心、裤头，一个小水杯，偶尔有几小袋桂圆茶，一两本书，笔和笔记本是必带的，先离开城市，不乘车、船（那时候的中小城市里也没有公交车、船），步行到乡下一个叫麦粒的小镇。在那个小镇上，找一间便宜的旅店住下来。晚餐在镇中一家土菜馆里，要一盘卤猪肚，一碟花生米凉拌萝卜丝，一碗热气腾腾的羊杂汤，两只白面馍，二两红芋干子酒，吃饱喝足后，回到房间。房间里没有桌椅，我就跪在床边，把笔记本放在床沿上，记当天的日记和笔记。记完后，我上床看书，困了，就关灯睡觉。天亮后，开始我此后多天的徒步行走。

第一天，我走往正东方向。那里是日启之处。我走去那里看日启。

东五里，那里有一座村庄，村名叫杨树头。我先沿较宽的土路走出小镇，土路两边的行道树都是杨树。天色还很晦暗，小镇和野外的某个村庄里，会传来几声狗叫。看不清脚下土路的野草上有没有白霜，但感觉肯定是有的，因为从鞋外传来一阵阵湿凉的寒气。杨树头村的村东头，果真有更大一片杨树林。杨树林东是一片高荒地。在那里迎着隆冬的寒气站着，手袖在棉袄的袖口里。笼罩在大地上的寒凉气逐渐消散。东天亮了许多。现在，越来越看得清眼界里的事物了。杨树林里头愈益喧闹。各种鸟都在叫。多的是麻雀，还有一些喜鹊，另有一些灰喜鹊。村庄里则是一片鸡鸣声。东稍偏南方向的天际，由灰白而惨白，再由惨白而苍白，又由苍白而脂白，终由脂白而彩白，太阳就从东稍偏南方天际的寒凉之中，冒将出来了。

看完日启，我转过身，踩着尚未融化的白碴碴的寒霜，快步走回杨树头村。我走进村路边一家开着门的农家，走到堂屋里，看那家人和面蒸面灯。哦，是呀，原来是正月十五了，民俗是讲究在这一天蒸面灯、蒸龙灯的。这一年属什么动物，就蒸什么灯，但龙灯每年的正月十五都能蒸。那一家的母亲，手冻得发红，围着围裙，在一个大黄盆里和面。她用尽全力把面揉和到一起，甚至把身体的重量都用上去了。她似乎累到不行，不时停下来，歇一歇，喘口气。但面是越揉越劲道的，蒸出来的面灯也越耐看、耐用，孩子们也越有面子，她明白这一点，因此愿意为此卖力。到了晚上，这家的孩子，就会让母亲在小兔子面灯里捻上灯芯，灌上香油，然后捧着点亮的面灯，到村镇里逛荡、比灯去。等面灯里的香油点完了，灯芯的火就灭了，孩子们就会捧着面灯，一边吃，一边跑回家去了。

第二天，我走往东南方向。那里是日升之处，也是杏花开放之处。我走去那里看杏花。

东南八里，有一座杏花山。杏花山只是平原上的一片小浅山，三五个连在一起的小山头，山势缓，海拔不到百米，山土瘦，且石头多。进山的路，共有两条。一条是正式的大路，从山丛的东边山豁进入，穿过杏花浅山，再从山丛的西边出去。正路起伏着，蜿蜒着，还有稍大些的圆石露出地面，因此开车的话，就不能快，如果步行，则没有顾忌。正路走不进杏林的深处，只能从杏林的外沿经过，到山丛的西缘时，直接经过杏花村的村委大院。大院里有一位中年男人，冬天喜欢穿对襟棉袄，春秋天喜欢穿对襟长褂，夏天喜欢穿对襟小褂。每次路过，都只见他忙个不停，不是拉开架势扫大院，就是滔滔不绝地和一群农人说话，要不就坐在桌边，聚精会神地在本子上写字。因此每次经过都想，如果我不从此地经过，看到他做的一切，这世界上还有多少人知道这世界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人？又想，我这得有多高看我自己呀！世界上的人，难道不都是这样看世界的吗？

另一条路，小路，是从山丛外的东南方进入杏花山的。小路在山丛的隘口里，与正路相交，然后逶迤着，从杏林山西侧半山腰穿过，再由山丛的西北方出山而去。沿这条小路进山，过了与正路的交叉点，就进入杏林山山石最挤的山坡了。虽然山石拥挤，但山石间也长着最为肥美的野荠菜。十几位年岁不一的女士（另有一位男士，远远地），各人身旁放着很大的尼龙袋，正蹲在山坡石间，用小铲子铲荠菜。她们大多在四五十岁年纪，也有两位，看上去只有三十岁左右的样子。她们都戴着布帽子，有的红，有的紫，有的粉，有的花，脸庞也都用厚布遮挡着，想来都是爱美怕晒，而又免不了要晒。看样子她们是常做这种活计的。她们右手握铲，铲挖结合，挖或铲出来的荠菜，用左手捡拾，配合得十分协调，一会儿就挖了小半袋子。

我在山路上站住，欣赏她们挖野菜的艺术。过了一会儿，忍不住就过到山坡上去，跟她们叙话道：“这挖的可是荠菜？”她们一边抬起头回答“是的”，一边手里仍然干活，没停过。我又说：“没想到，这石头山上有这么多野荠菜。”她们回说：“就是的，山上就是多。”我又问：“山上石头缝里为啥就喜欢长荠菜呢？”她们回说：“不知道。就知道这样的地方喜欢长。”她们又说：“从老一辈起，就喜欢长。”我退回到小路上，假装坐在小路旁的圆石上休息。大约半个小时后，她们陆续从山坡上下来了，每人都扛着一大尼龙袋野荠菜。她们下到山路上，我又跟她们蹭话说：“这一袋，大概有多少斤？”她们说：“不多。二三十斤呗。”我说：“那家里人吃不完。”她们说：“不是给家里人吃的，家里人都吃够了。”我说：“那是拿去卖的？”她们说：“对的，是拿到城里卖的。”我说：“能卖多少钱一斤？”她们说：“不等。有时候六七块，有时候七八块。”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她们摘下头巾擦擦汗。说完话，跟我道个别，她们一个个的，撅着腚，努力背着大尼龙袋，向山丛外走去了。

第三天，我走往正南方向。那里是日正之处。也是未知之地，不知道那边有什么，长什么样，也不期待要看到什么，只是单纯地要在路上走，要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