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什么都没被表达，但一切都被展示了

棉棉：听说前阵子在柏林的时候，你是可以在自己的屋子里一直待着写作的，是这样的吗？我现在一般都是在早上醒来的那点时间思考一些重要的事情，或者写一点点什么（涂上手霜），有时是很重要的一封信，有时是一篇稿子（虽然我一年也写不了几篇），有时是改小说（它们通常是以前写过的小说的拼贴），可以是任何跟文字有关的东西，有时是回微信，说到这，我不太理解为什么大家现在都习惯于不回微信了……它充分说明了当代生活并不能让我们变得更文明，尽管我们都有些体力不支，但我依然坚持在早上回那些需要动脑筋的信息……

大湾：除了待在屋子里写作，现在的柏林可以提供的真的很少。在这里生活十几年后离开然后再回到这里，以为会有新的感受，但结果是令人失望的。柏林对于很多游客来说，仍然是最好的选择之一。但我算不上游客，我不喜欢现在的氛围。柏林变得昂贵，这种贵不是相对的，就像洛阳的胡辣汤卖三十五块钱一碗。尽管贵不贵和我没什么关系，我还是可以以低廉的成本活着。所以，在屋子里写作，不写的话待着，这不就是成本极低的生活吗？饭一天吃一顿，喝点咖啡和水（水没涨价，还是六毛多一瓶吧），足够了。柏林除了土耳其人和黎巴嫩人的馆子，再加上两三家意大利菜，没有值得你特意去一趟的饭店。印度菜当然也是不错的选择，在哪个国家都是。虽然德国的印度菜和英国的没法比，但是也比柏林的中餐馆或者法餐强得不止一星半点。

写作是件很愉快的事，愉快的点在于你可以随时停止。甚至抱有目的的写作都可以是愉快的，因为你还是可以随时停笔。写不下去放弃了，读着之前已经写的，可能会略感惋惜。如果可以，你再回去接着写，尽管这样对于我来说有点难。我现在还有几个开了头没写完的小说，放着，估计大概率不会完成了。有目的的写作，比如说写“命题作文”之类的，有点像给人写剧本。听别人的故事，写别人的故事，让别人满意。构思这种东西的时候，技巧很重要。你可以认为你有这样的能力，如果能得到认可，也会得到回报，经济上的，名誉上的。最终的话语权不在你手上，在导演或者制片人那里。这样的写作是不是文学？不好说，应该不是吧？写作就是写作，文学就是文学，也行吧？

写作是个人状态的一种整理，生活没有什么选项的时候我就会寄希望于写作带来新的选择。我写作的前提是减少一切“没用”的虚妄，把生存条件和欲望降低到最基本，没有了欲望给你带来的困扰，也不会有太多所谓的麻烦找上你，也没有借口了，“我还要处理这个处理那个问题”。人们都太想解决问题了，抱着必死的信念也要解决问题，解决不了也要试图解决，一直到死。也许停下来问问自己，到底问题是不是问题，要不要去面对或者解决？但是人怎么可能停下来呢，不可能。

棉棉：你这么说让我想起我们在谈论的事情，一对年轻的夫妻，相爱了几年，太太提出离婚，而丈夫不同意，他们一直在微信里沟通，太太着急地给丈夫寄离婚协议和丈夫的东西，可是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丈夫就不去到太太的身边，面对面地把太太“争取回来”呢？

大湾：向那些对故事有这般期待的读者感到抱歉，故事有没有着落点不是我决定的，是故事本身。我想先提一个问题，控制和失控（允许失控）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控制？也许这个男人心里有一种难以启齿的隐痛，他害怕那种当面时的沉默、争吵或者不可挽回的决裂，使他不再是过去的那个“自己”。有时候，人们宁愿不去直视彼此，也不想被对方看穿或者揭穿对方——那一刻的脆弱、无措和尴尬，比离婚这个社会定义还更让人无地自容。他可能觉得，保持一个隔膜、一道缝隙，可以让自己在想象中继续调适，而不必强硬地将内心的防线拆解给对方看。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在乎对方，或对离婚毫无知觉，反倒是因为离婚已经将双方推入一个陌生、难以言说的新关系状态中。他或许觉得，哪怕不见面，都比当面相对时那种无所遁形的真实来得更容易一点。也许想说的并不是离婚，可能更是一种不想结束的状态。不结束便没有新的可能，结束了就一定会有新的可能？还是控制和失控的选择，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想延续下去，不想结束。

我也为我的解释感到抱歉。我认为“落点”或者“非常明确的落点”是对小说和文学最大的诋毁。

棉棉：你的电影和小说，往往都是通过一个布局精密但结局“无着落”的黑色故事，表达一种专属于你的混合着疑惑、纯真、两难、爱恨分不清的孤独，你的技术漂亮和精准，冷调而细腻，我在ChatGPT上输入了你的小说《伊维萨岛上的爬行动物》的一个段落，我让Ta分析一下你的写作风格，Ta是这么回答的——

这段文字展示了作者的细腻和略带冷调的叙述风格，勾勒出一种平淡却充满隐秘张力的氛围。作者的写作节奏缓慢，每个细小的动作和感官细节都被细致描述，例如“木帘慢慢升起”“紧接着是一连串闷雷”，这种细致的描写营造了平静、日常的氛围，让读者感受到人物生活的无力和困顿。暗含孤独感与无所适从，主人公没有明确的目标或归属感。搬家、被动接受生活安排（母亲的房子）、打量陌生人等情节，都透出一种疏离感。他似乎对一切事情都带有一种被动的观望态度，甚至对自己生活的未来也仅是模糊地思考，缺乏实际的规划或动机。表面平静的文字中透出潜在的紧张情绪。闪电、雷声、突然卡住的面包，甚至不认识的男人在视野中的出现，都似乎暗示着某种不安，或是日常生活下难以解脱的压抑。主人公内心的孤寂感非常明显，不仅与陌生人保持距离，甚至连他母亲都只通过一张纸条来传递关心，自言自语的片段进一步表现出这种内心的孤独。作者在文字中不动声色地表现出人与环境、人与他人间的隔阂。看似平静的日常中加入了荒诞的细节，例如面包卡在喉咙、吐出在咖啡杯里，这些微妙的幽默感使文字更具张力，并透出一种生活的无奈和滑稽感。

前几天，有一天我起得非常早，天还是黑的，我很喜欢加德满都的冬天，它有着冬天该有的魅力，但却没有那么冷，加德满都是一个多种文化、多种时间、多种政治混合的地方，并因此而充满活力，它的底色是放松的，混乱中有一种缓慢的有序，阳光很强烈，并且到处在反光。我租的这间公寓是博大哈佛塔这边罕见的有电梯的公寓，我的窗前是雪谦寺，经常有各种飞鸟和飞机飞过，声音很大，我经常在微信里跟人说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会感叹：我这里经常有很大声的飞机飞过的声音。可以想象这样的场景是很合适我的。二十多年前我在上海的时候，住过几年很高的楼层，那时也有一种感觉像是住在了飞机场，阳台的落地窗经常会因为没有关紧而有风声……大概是从本世纪初开始，我们开始关注窗前的景色，我在东大名路八百八十八号住了近十年，我的窗前是北外滩的码头、黄浦江、以及江面上的各种船只，它们大多闪着各种广告灯箱，但在十一点以后，江面是黑色的，会有一些黑色的船在静静地缓慢地移动……现在我会问自己，此时我也是把窗外的寺庙作为一种景观吗？说回现在，那天我起得很早，收到英国导演Michael Winterbottom的邮件，他说我的新书《来自香海的女人》中有一条叙事线是本世纪初的上海，那些party流水账激起了他强烈的怀旧感，他问如今在上海拍本世纪初的上海是否有可能……

大湾：我挺好奇的，冬天的加德满都是怎么个冷法？上海的那种湿冷，还是北方的干冷？屋子里有暖气吗？那里冬天有没有特殊的味道？比如说在北京或者北方，空气里有烧煤的味道，出租车里有人身上的油脂臭，饭馆里有油烟味儿……

飞机飞过哪里都会留下巨大的躁动，巨响和震动。在洛杉矶的高速公路上，你总能看见一个个小光点在半空中排队，起初我以为我看见了奇景异象，后来我以为是UFO，再后来才明白是等待降落的飞机，和很多即将抵达目的地的人们。看飞机是件挺有意思的事，我能看好久。

黄浦江上的船、陆家嘴的高楼和灯都像广告，广而告之：多么绚丽，多么令人心驰神往，多么费电。你说的黑色的江面，会让我想到夜里的海，黑压压无尽大的一片，不知道是什么，动也不动，让人生畏。恐惧可能就是以这种方式存在，最直接也最纯粹。每当你看见远处的某一个发光的点，你就觉得水的面积不是无穷大的，而是有边际的，随之而来的就是找寻下一处光，找不到的话，就会无限放大刚才的那个点，直到漆黑的这片被完全照亮。待天亮了，完全是另一幅景象，也像是招贴画一样，或者说像背景墙。

Winterbottom先生在英国一定没少去海边。伦敦应该不会让他想到上海，因为伦敦看不见海。我在伦敦的西南住过一年多，我能想到最多的是火车，因为从我住的地方到哪里都需要坐火车，然后就是Tesco的Deal Meal。他说的“early 2000s”，我在上海读初中，在一所寄宿学校，每个周末回家。说来可能有点奇怪，那时候我就去过上海很多酒吧，见过一些父母的朋友。据说，他们是作家、艺术家、建筑师，还有不知道做什么职业，看上去有点奇怪的人。我那时还跟着一个纪录片的剧组拍摄过这些地方和人，拍的是他们在抽烟，没休止地抽，喝酒，说话，没完没了地说。他们似乎不在意背景中的音乐，也不在乎旁边跳舞的人。他们就在那里，聊啊聊啊，抽啊抽啊……那里满是陌生人，很友好，但我有点惧怕。我记得，有个很著名的建筑师问我父亲：“你怎么就不信我呢，你试试，试试你就知道了，操！”我没有问任何问题，我不懂，也可能想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是我没问，也没影响我后来懂了他们在说什么。我喝了酒，没人限制我，甚至他们都在支持我。这是我个人的回忆，十几年后我回到上海，去了那些我十三岁时去的酒吧，甚至我想起来其中的一些地方。那里仍然都是陌生人，也挺友好，但我不那么怕了。我好像跟他们没什么区别。我懂得随着音乐跳一跳。我也抽烟，不停地抽。我想过拍上海，有点拍家乡的意思。拍点杨浦和闸北或者虹口，不拍静安或者黄浦。我记得那时候还有南市区。上海每天都在变，但从来没有变得面目全非，可能变得收敛了，变得随和了，变得没有这么可怕了。对了，室内可以抽烟的地儿是不是越来越少了？也要像欧洲一样，一群人在门口围着一个烟灰缸抽？

棉棉：你描绘得真的很“世纪初”啊！是啊，男人们总在聊啊聊啊，行色匆匆，投向远方的目光充满了希望……在我看到的对那种场景的拍摄中，女性总是缺席的，或者不重要的。但实际上我的记忆是，男人们的兴奋点首先总是围绕着女性而展开的。我当然是希望有大导演给“网飞”把我的新书拍出来，但实际上他会如何拍是很重要的，一百年来在英语的世界里，看待亚洲女性的目光一直没有什么变化，我的意思是，如果要拍我的作品，首先他得明白我的书不是普遍的一百年没有变化的亚洲女性的叙事，也不是关于一个西方人在亚洲探险的故事，事实上它涉及了很多层面和很多角度，它述说的是一种存在与不存在同时存在的悖论，这种混沌是很“东方”的……

大湾：那你希望怎么拍？拍到那段时间的什么才是你最想要的？是一种感觉、氛围，还是人的状态？“网飞”有政治正确，你觉得“网飞”想看到的那个年代的上海是什么样的？其实我不能完全站在一个立场去看待这个事情。如果能，反而变得简单了。你书中的那个上海，我没亲身经历。如果它能被拍成影像，应该拍给那些想去但没去成的人。

棉棉：跟一个已经拍过一部长片和十几部短片、出版过两部长篇的、在中西方都生活过的年轻人，谈论应该用一种怎样的目光看亚洲故事，我发现是有难度的。我不能简单地说我希望那不是一种西方看东方的目光，我想我可以说希望那是一种文学性的目光，或者说是在理解了我的作品之后调整过的文学性的目光……刚才上海的作家和导演，代号Ag在跟我约一起吃午饭，她一个多月前刚来过加德满都，之后她去西双版纳拍她的第一部长片《上海女儿》，顺利杀青后又返回了这里。我们谈到所谓的东方和西方的话题，我们都知道这样谈事本来就很“正确”，就让我们暂时这样谈论一些话题，比如，Ag再次突然感叹东方真的非常重要，因为东方本来就很当代。我说所谓当代其实也是西方发明的。Ag说时间线是一种非常亚布拉罕式的东西，时间线确定了一种唯一的叙事，杀害了一切混沌的可能性……

我希望导演如何来拍我的新书《来自香海的女人》？那是一个很遥远的未来的事情，我喜欢你说的“应该拍给想去没去成的人看”。

大湾：你的话让我陷入一个有点微妙的思考。你说到“文学性的目光”，我不自觉开始琢磨这个词在我们眼前显影的方式。这个世界被太多坐标、标签、时间线和所谓的“正确性”包围，我们每说出一句话，都像在一张复杂的地图上选定一个位置。你希望导演别只是以“西方看东方”的惯性去解读你的作品，也让我意识到，也许我们在交流中一直在不经意地套用一些“正确性”的语言框架。

我感觉我们一直都在绕着某个核心——如何不被固有的世界分区牵着鼻子走；如何将那些属于文本内部的、没有明确标牌的叙事呼吸，呈现在对话与作品之间。坦白说，东方、西方、当代这些概念，不就是因为太方便谈论了，所以才被频繁援引吗？我们明知道这有点“正确性”，可还是借用它们来构建一个可讨论的语境。

我们可能该尝试把这些标签暂时放下，看那些故事本身的纹理和气息。就像你的《来自香海的女人》，在字里行间有那么多未被命名的部分，或许当这些部分不必强行安插进所谓的“东方”或“当代”时，它们才能真正发挥出独特的感染力。是啊，也许当我们在说话、创作、与世界碰撞时，不急于为一切分类，而是先让故事的声音自然发出，那么所谓的目光，无论来自哪个方向，也许都会变得清晰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