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的唐风寻迹：华流毕竟是顶流

据说所谓罗马贵族的感觉，是脸上呈现出某种“一切欲望满足后的淡淡厌倦”。而信笔挥洒“日本文化的唐风寻迹”这类小文，但凡作者身为熟谙历史的炎黄子孙，大概总难以避免地会被那份居高临下的“淡淡厌倦”给传染到。在古代，中国一向自诩并被周围的其它亚洲国家认为是“天朝上国”，这些国家中当然包括日本。中国（尤其是唐朝时期）对日本的影响，迄今都留下无法磨灭的痕迹：日本的遣唐使不辞辛苦来中国学习，全面效仿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日文里包含着大量汉字，会书写汉字而非假名，仍被认为是“更有文化”的象征；琴、棋、书、画、诗、酒、花、茶，也几乎件件可察‌“宛宛类卿”“人不如故”之叹……

闲坐思悠悠，华流是顶流。

京都奈良“抄作业”

昭昭有唐，天俾万国。不过，说起中日相交，最早其实可以追溯到汉代。待汉末几轮“乱纪元”后隋朝一统中原，东北亚的政治格局亦因之而变。日本意识到，进一步了解这个毗邻而居的大国很有必要，派遣了四批遣隋使。彼时，日本有自己的想法，不愿以“宗主国—附属国”的地位来看待中日关系。唐王朝建立伊始，日本虽然也派遣了遣唐使，但表面祥和下暗流涌动，同时，朝鲜半岛问题亦成为一根导火索。

666年正月，唐高宗在泰山举行了祭祀天地的封禅仪式。参加仪式的不仅有皇后武氏、文武百官，还有很多外国使者，如来自中亚草原的霸主突厥、在西亚维持长期霸权的萨珊波斯、占据连通中亚和印度间战略要地的迦毕试、乌仗那国、中亚和南亚的印度诸国，还有东亚的新罗、百济、耽罗、高句丽等国，包括日本。三年前的663年，日本、百济遗民联军与唐朝、新罗联军在朝鲜半岛的白江口激战，日本、百济军大败。举行封禅大典的这一年，唐朝已经在准备征讨高句丽。而封禅大典的目的之一，正是要在亚洲局势动荡之际向周边各国宣扬大唐国威。刚被狠狠“捶”过的日本，在泰山上切实地感受到了唐朝的强盛。668年，唐朝联合新罗攻灭高句丽。

实力面前，心悦诚服，“唐风”改革，大刀阔斧。隋唐之际（公元7、8世纪）是日本汉化的最高潮，日本事事物物皆取自大陆。然而，海岛与大陆的自然环境终归不同，日常生活的细节大可“彻底拿来”，典章制度，恐力所不逮。历史学家唐德刚即指出，譬如日本不适用唐初的府兵制，岛国“无福消受”如此庞大的国防军，所以，少数维持社会治安的军人就逐渐演变成职业性的武士了。再如均田制，在日本渐变为班田制，口分田，最后形成了封建的庄园制。奈良时代尚是日本模仿隋唐帝国体制的高峰，9世纪平安时代以后，日本在制度上逐渐走上封建，便撇开大陆影响而自行其是了。唐德刚与另外一位历史学家许倬云秉持大略相同的观点：近代，欧美列强冲开中日两国的大门时，一贯“做小弟”的日本顺势调头，反而“学习”得青出于蓝，比西方帝国主义更帝国主义。日本像小船，好转舵；中国似巨舰，难转身。

无论如何，奈良时代的日本都城——平城京，被公认为是对长安的高度致敬。平城京宫城遗址有两栋崭新的复古建筑，其中之一称朱雀门，而长安当年的南大门就叫朱雀门。无独有偶，遗址上另一座“大极殿”，也容易让人想起长安的太极殿（皇宫的正殿）。大极殿与太极殿，仅仅差了一个点，有日本学者表示，估计怕唐朝使者看到后兴师问罪，所以才特意减掉一点以示区别吧。

平城京“抄袭”长安，平安京（京都）难忘洛阳，隋唐时期中国都城布局的里坊制，在日本变成条坊制，名字大同小异，内涵基本一致。平安初期的嵯峨天皇喜好唐风，遂命名朱雀大街（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朱雀”又被cue到，大街将平安京对半分）东侧的左京为“洛阳城”，西侧的右京为“长安城”。平安时代后期，右京逐渐荒芜，左京日益繁荣。至室町时代，幕府设在京都北小路室町，各地官员去朝觐将军，都委婉地说成“上洛”，久而久之，“上洛=去京都”也成了习惯用法。现在京都的市中心，大抵是平安京的左京部分，“京”=“左京”=“洛陽”已成共识，“洛陽”早被视为京都的代名词。

值得玩味的是，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剧组曾专程赴奈良、京都取景，后参考日本古建筑，试图还原出纯正的唐代佛寺、宅邸。不过，有“挑刺者”指出，电影里若干建筑颇具“飞鸟样”（源自中国南北朝建筑式样）的法隆寺风格，因而不太是严谨的唐风。但考虑到日本“和样”建筑（源自中国唐代中原北方建筑式样）确实比中国现存的唐构（相对窄小）更适应特定的拍摄需求，剧组的举动亦属无奈。

不得不提一笔奈良东大寺正仓院。东大寺由圣武天皇于公元 741 年下诏仿中国寺院结构兴建，在当时属于日本最高级别官寺。756年，圣武天皇驾崩。光明皇后希望夫君能尽快去往卢舍那佛的世界“花藏之宝刹”安住，便向东大寺大佛（卢舍那佛）捐献了诸多宝物，构成了正仓院（东大寺一角之木仓）藏品的基础。其中，螺钿紫檀五弦琵琶为当世仅存的一把唐朝五弦琵琶，堪称珍中之珍。贴嵌在腹板当弦处的捍拨是一方玳瑁，玳瑁上面用螺钿嵌饰芭蕉、鸿雁、鹦鹉和花草间骑在骆驼上弹琵琶的一个伎乐人。琵琶之背即所谓“槽”，更是遍身螺钿填嵌出牵枝抱叶的花朵流云和一对衔绶鹦鹉，芳姿雅态叙不尽。日本学者林谦三《东亚乐器考》说它“益以明治年间的修补，几乎恢复到完全的原形。通过这个，可以悉知唐制五弦的构造”。

奈良大学名誉教授东野治之表示，正仓院带给人们直通长安的强烈感觉。同时，这位学者直言不讳，藏品里的金银器数量很少，对“凡事皆热衷效仿大唐的奈良朝廷来说”，没有金银器可用，并非因为趣味取向的不同，“更为实际的原因可能是国家经济”。东野治之还坦言，“日本对唐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工艺品”，当时能向唐朝提供的只有山茶油、玛瑙、金漆与做工粗劣的纺织品。正仓院藏有一把东大寺传世和琴，尽管它代表了“当时日本工艺制品的最高峰”，但“并不能算得上工艺精妙”“在精致和华美上有相当大的差距”。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丛书内容第六卷《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讲道，隋唐建立的国家制度、律令法体系、佛教、儒学、文学，甚至节假日等等都广泛地传到了周边地区。日本正是因为吸收了隋唐的文化，才建立起最初的古代国家。西安有一块“井真成墓志”，表明日本人井真成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去世，且葬在长安。一个世纪之后，另一位日本人也来到中国，在华北各地辗转求法，他就是天台宗僧人圆仁（慈觉大师）。圆仁的求法之旅艰难重重，但所到之处，无论是农民还是官员，都为他提供了善意的帮助。在五台山大华严寺内，圆仁与两名弟子有幸目睹院阁前庭出现绚烂的“色光云”，炳然流空，仿若文殊菩萨现世。返回日本后，圆仁用带回的五台山土石奠基，于比叡山建造了文殊楼。

隋唐建立的国家制度、律令法体系、佛教、儒学、文学，甚至节假日等等都广泛地传到了周边地区。日本正是因为吸收了隋唐的文化，才建立起最初的古代国家。

自己离乡苦学，不如请老师过来，日本僧人荣睿和普照找上了鉴真。关于鉴真东渡的故事，此处不再赘述，我们都晓得，他帮助日本佛教快速确立了戒律制度，成为日本律宗的始祖。另外，平安时代的《医心方》还记载了鉴真带去日本的几个处方，可知“唐大和尚”亦精通药理。而昔年日本贵族阶层中盛行的熏香习惯，据传也由鉴真首先倡导。正仓院保藏的紫檀金钿柄香炉，便是专在佛事中使用的鹊尾香炉，由拜佛之人持在手中散香，名曰“行香”。

文脉风雅大唐来

数年前上海博物馆“沧海之虹：唐招提寺鉴真文物与东山魁夷隔扇画展”，顾名思义，同样缘起鉴真。作为律宗道场，奈良唐招提寺特别委托东山魁夷（日本画三巨头之一）潜心创作御影堂隔扇画。隔扇画指室内空间的拉门或墙壁上的装饰绘画，而东山魁夷分两批筹备，先后完成以日本山水为题的《山云》《涛声》，以及取中国风景为题的《扬州熏风》《桂林月宵》《黄山晓云》等。日本画即日本的“国画”，其最初源头来自中国的青绿山水，特点是用矿物颜料添加胶使用毛笔绘制，保留绵密描绘的技巧。为深入触及鉴真的足迹与内心，东山魁夷三次来到中国写生，明确了要画扬州（鉴真的故乡）、桂林（暂时的落脚地）。褪了色的杨柳湖泊和山水月色，恰似鉴真记忆中的故土风貌，一缕愁绪暗暗生。

品完画作品书法。9世纪初，空海以学问僧的身份抵达长安，他的书法学了王羲之，与嵯峨天皇、橘逸势并称日本“三笔”，其《执笔法》图应是摹自唐朝流传的“单钩”执笔图。日本人用毛笔也在形制上与唐朝古笔“亦步亦趋”，即便到了晚清时期，如内藤湖南这般的日本汉学家挥毫赋诗，依旧喜欢类似唐人书写工具的鸡距笔。

如果汉字书法是线性思维在空间中付诸视觉的极度彰显，那么，中国传统音乐的旋律，则是线性思维在时间里付诸听觉的倾情展现。田青所著《中国人的音乐》谈及，隋唐两朝形成了一个在当时领先世界各国的音乐形态——燕乐，也称宴乐，宫廷或贵族宴会上演唱、演奏的音乐。其中，包含多种艺术形式的大型歌舞曲“大曲”艺术价值最高，又以《秦王破阵乐》和《霓裳羽衣曲》最出名。时至今日，日本仍保存有名为《秦王破阵乐》的五弦琵琶谱、筝谱、筚篥谱、笛谱等多种乐谱。而据称由大唐传入的雅乐《兰陵王入阵曲》，更一直被日本视作瑰宝，是日本国粹“能”之祖。汉字“能”在日语里发音如“傩”，与中国历史悠久的“傩戏”“傩舞”一脉相承。“傩”的最大特点就是戴面具，传说里“性胆勇，貌若妇人”的高长恭，正是靠“面具美男”的经典IP形象出圈的。

郎艳独绝，诱女怀春；三月临近，春光乍现。每一年的三月中下旬，发痴的赏花人会前赴后继地跑去日本扎堆看樱花。江户时代国学家本居宣长，更咏出“敷島の大和心を人問わば、朝日に匂う山桜花（欲问大和魂，朝阳底下看山樱）”的诗句，对樱花在日本文化中的象征意义，做出明白的表达：最热烈的时刻凋落，如同仪式性意味的诞生和死亡，肉体的消灭意味着精神的升华和永恒……大概这么个意思。其实，因受中华文化熏染，日本最古老的诗歌总集《万叶集》中，所提到的“花”差不多均系梅花，而专有名词“花見”，原意是梅花盛开时公卿的赏梅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