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社会的“老登危机”

最近，连续发生了几起老年人因为岁数大，事实上得到了法律“宽宥”的案子。有两个70岁以上老人猥亵妇女之后，没有被执行拘留；有的是因为“身体不能自理”，在犯下强奸重罪之后没有被收监。有媒体邀请我去参加相关的访谈。有意思的是，他们给我的标题叫“老登犯罪”。

“老登”这个俚语，可能源自方言或是互联网用语的缩语，指向老年人，特别是为老不尊、“爹味十足”，还有一些“花心思”的老头子。

去年年末邵艺辉导演的女性电影（导演未必同意这种说法）《好东西》大热，作为对于“小妞电影”这种轻佻污名化的反制，有人提出了“老登电影”甚至“老登文学”的概念，从张艺谋到库布里克，从金庸到陈忠实，机关枪横扫了一大片，上了年纪乃至已经故去的导演、作家，被统一斥为“老登”。他们被指控作品里崇拜宏大叙事，性别观念陈旧，对女性有严重的刻板印象，宣扬着爹味十足的压迫感。

“老登”上场，为什么舆论场在之前性别的裂口之外，又在年龄上撕了一条新的裂口？真的是后现代主义“解构”到底吗？

我以为，当下深度老龄化社会带来了“老登危机”：从数量上说，老人从“稀缺资源”转入“多数”，从道德审视者转为被审视者，从知识传授者变为知识传播的一环，乃至是被教育者。

“老”本身不再是受到尊重的充足理由。

“尊老”是中国古老文明传统之一，“若要好，问三老”“斑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等等都是根深蒂固的道德规训。往昔，“老”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和权威，说明人经历了岁月的锤炼，有了更多知识、经验、人脉资源以及与岁月同增的道德感。但是，深度老龄化时代，让“人活七十古来稀”成了过去式；进入“后喻”社会，意味着老年并不必然掌握先进知识，有时反而需要年轻人的帮助（比如摆弄手机）。

特别是社会转型的巨变对“老”带来颠覆。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将年长者、教化权力和乡土中国治理相联系。“祠堂三叔公”就是乡土权力的核心，人也被编入了拟制血亲的关系网当中，要尊重“王伯伯”“赵爷爷”。

但是，当下高速的城市化、年轻人异地求学、大城市的打拼，把传统“熟人社会”“乡土秩序”冲得七零八落，形成了网友热议的“年轻人断亲”现象，家乡的三姑六姨并不能够为自己的大都市生活带来帮助和支撑。互相帮助少了，见面少了，自然“断亲”，乃至动摇“尊老”的基本默认。就像很多视频中，老年人一口一个“你不尊重老人”，年轻人回一句：“你又没养过我！”

“老登危机”可能刚刚开始，可能“老”本身不再是受到尊重的充足理由，老而有德才是，有功于社会、托举过年轻人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