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本起利，职业打假泛滥

四川人张淇还记得，2024年1月，她的农产品微店开张半年后，就迎来了最大的一单，一桶价值500元的蜂蜜。她所在的汉源县以花椒等土特产闻名，开网店是顺手，“卖一点算一点”，一直生意平淡。

“大单”很快出了问题。买家告诉张淇，她寄去的蜂蜜没有贴上生产日期、生产厂家、质量合格证等信息，属于三无食品，还给她发来一串售卖假蜂蜜被罚的新闻报道，要求“假一赔十”。

张淇感到慌张，自己违法了？上社交平台搜索该怎么办时，她遇到了许多和自己有相同经历的农产品经营者之后才明白，自己恐怕遇到了专门盯着农产品小店铺的“职业打假人”。这些店主以为售卖土特产只是“顺便”，并不了解法律对其包装标签有规定。

她和几名商家沟通后发现，有好几个“打假人”的地址都在同一个省，位置极近。“很可能有一个团队存在。”张淇认为。

在官方表述里，这类行为被称为“职业索赔”和“牟利性索赔”。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职业索赔人发起的索赔投诉多达73万件，其中食品相关的恶意投诉超过22万件。“一些职业打假人通过密集投诉、集中举报的方式向商家施压，以获得赔偿金或其他经济利益。”

这些“恶意投诉”中，有的是盯着商品标签瑕疵、广告极限词等边缘问题，甚至通过夹带、调包、篡改商品生产日期等手段捏造事实。其中，缺乏法律意识的农产品小商户，是重灾区。

作为一个“网赚”项目，职业打假、兼职打假的队伍悄然庞大，已然形成一条收徒、卖课的产业链。有招徕“徒弟”的帖子宣称，“职业打假，让我月入10万”。

职业打假人群体，伴随1994年我国首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出台而诞生。他们一度被认为是自力救济的消费维权斗士，但随着一些争议性事件的出现，对其质疑之声渐起。在法律和监管制度的框架下，一场利用规则进行利益博弈的游戏启动，职业打假正变得“泛滥”而面目模糊。

钻空子的人

在开店时，没有人告诉张淇，农产品售卖需要贴上带有生产信息的标签，她也没有特意了解过有关的法律规定。她卖的是“简单的水果”，网店并不要求上传营业执照。“门槛不高，很多个体都可以自己开店，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相较于张淇这样的小商户，对面有准备得多。张淇所遭遇的买家“就像机器人一样，一下子发过来很多条法律，都是关于制假、售假会受到什么惩罚”，还给她出示了一条短信截图，说已经把她投诉到工商系统—后来张淇发现，当时对方还没正式投诉，出示短信，只是为了给自己施压。

在浙江杭州经营自家茶叶的黄敬，对于“打假”套路已经谙熟于心。开业4年，他已经遇到过7次“打假”，大多数是因为包装标签不规范。有一次，是因为包装厂家印在包装上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和茶叶产品自带的日期不相符，被打假人敏锐地发现了。

“有的打假人还会看执行标准。比如，普洱流行喝老茶，有的普洱茶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生产的，那打假人会说，1990年的时候还没有现在的执行标准，你怎么可以写上去？”黄敬认为，职业打假人所挑的这类毛病，与食品的自身品质无关，更多的是对法律规定“抠字眼”。

黄敬提到，找出差错后，职业打假人会来“吓唬”商家，要求交钱“私了”。如商家不同意，就再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甚至向法院起诉，在“协商纠纷”阶段，不少商家考虑时间和精力成本，还是会付出价钱。

在商家集中曝光职业索赔人的营商保平台，黄敬发现，一名来找他“挑刺”的可疑买家，有“好几页的索赔记录”。这名买家“专攻”茶叶商家，主要围绕生产日期和标准等问题。在商家曝光的某次聊天记录里，买家说，“工商处理都5k（5000）起，3k真的不多，3500吧”，随后双方达成一致。

职业打假人对“冷门”法律的钻研，有时已经超过了专业的律师和市场监管执法人员。江苏五金店主武杰，在电商平台售卖花洒，“进的（货）是大品牌”。产品的水效标识印在包装背面，平台的商品展示页只有包装的正面，没有拍到背面，被人以未展示完整的水效标识为由，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在举报内容中，对方引用了《水效标识管理办法》的三个条款，要求处罚1万以上、3万以下的罚款。武杰找律师沟通，律师一开始还惊讶：“这不能举报的吧？”但举报的确成立了。

武杰注意到，所使用的身份证信息属于一个60岁的老人，但实际跟他沟通、暗示“私了”的人，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按照他的经验，对方大概率是一名熟练“套壳”举报牟利的职业打假人。

湖南药材商刘建平，则在几个月前被人以“种植玉竹冒充野生玉竹”为由投诉，但对方当时连货都没收到。刘建平认为，对方是利用小药材商在种植与野生问题上经营不规范的特点，去“广撒网”。如果真对玉竹有了解，不可能提出这种荒谬的投诉：种植玉竹的个头比野生玉竹大5至10倍，一目了然。

尽管如此，按照流程规定，药监部门和他还得请专家来进行检验，出具一大堆的案件材料，前后花去3天时间。刘建平提到，更让他震惊的是，根据药监局提供的信息，这位“打假人”一年里打假的商户有500多家，年龄仅15岁。

在收药材前，刘建平做的也是农产品生意，贩卖湖南土特产糍粑。后来因为食品方面的法律确实严格，他自认作为小农户，合规的成本实在太高。“他们要举报，我也没办法，严格来说也确实‘擦边’了。可是（规定）要有预包装区、包装区、储藏区、干燥区，好多手续，好难搞。我就卖几个糍粑，还要上百万的成本，怎么做？”

长期关注食药安全和职业打假领域的涂攀跃律师表示，职业打假集中在食品、药品、保健品等领域，与现行法律中关于食药品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148条和《药品管理法》第144条规定，消费者对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假药劣药生产经营者，最高可要求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也就是“退一赔十”。

但是，涂攀跃表示，如果只是简单处理并包装销售、保留了自然属性的初级农产品，和预包装食品是有所区别的，可能不适用于《食品安全法》所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很多小商小贩都不太了解，打假人可能利用这一点进行索赔。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意识、专业知识，也缺少像大企业一样专门的法务团队，容易成为职业打假人的目标对象。”他指出。

黄敬不认可他所遇到的“打假人”具备正义性。“真正的打假人应该针对真有危害的食品问题、去打有毒有害的大企业，现在却来欺负我们。嘴上说着是为了食品安全，（赔偿）钱到手了之后就不管了。”

无本的生意？

遭遇职业打假的商家们内部交流时发现，这些活跃在特定领域的“打假人”往往是“老面孔”，从通讯地址来看，活动范围集中在一地及其邻近的县域。同一件商品，下单、投诉和谈判，很可能由不同的人完成。

“有的职业打假已经发展为公司化运作，分工明确，有人下单，有人谈判，有人起诉，有人开庭；也有人通过卖课、培训收徒、卖案源来获利。”关注职业打假现象10余年的涂攀跃指出，职业打假已经变得团队化、产业化、规模化。

社交媒体上，公开卖课的职业打假人不少，李维就是其中一位。他在一则帖子里为自己高调招贤纳士：“从识别假货的蛛丝马迹，到深入调查假货产业链，再到维权途径，一站式教学，让你成为真正的打假高手！”

笔者以想要拜师为由，和李维进行了沟通，他迅速发来一份“入门教程”PPT。这份教程对“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和“投诉举报暂行办法”的重点条款，以思维导图的方式进行了解读，还分别介绍了食品、化妆品等品类专有的“打假APP”。这些APP，支持不同产品所适用的法规、备案等信息的查询。

李维表示，他的学费标准是，800元教会线下打假，1980元教会线上打假并全程陪跑，12880元面对面授课一周。“这个东西学会以后怎么样也比正常工作要挣得多点。”他非常肯定地说，尤其是线上打假，对时间空间没有要求，成本很低。

合法性危机

李维的工作重心是线上打假，专门针对发送骚扰电话、短信的电话销售商家发起投诉。这些商家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收集个人信息，并借此进行盈利性行为，是违法的，一打一个准儿。

“一般我都要赔偿2万，然后商家会讲价，讲到（给）8888或者6666。”数字是李维定的，他觉得“吉利”。

据李维表示，他已从事打假两年，法律条文是他吃饭的本事，“全靠自己悟”。他手上有20多个学徒，交了学费后会“一直管”，教徒弟跟商家沟通、写和解协议，有针对性地运用法律条款写投诉举报书，以及如果投诉举报结果不理想，如何对执法部门发起行政复议。如果亲自带着学徒线下打假，到款后他要抽成20%，线下的打假对象“一般都是中药店，超市啥的”。

李维向笔者提供的一份《和解协议》显示，某家酒品“不符合食品安全”的商行，在法院二审后与其签订该协议，一次性支付4万元赔偿金，李维方则不得再借此事向当地行政和司法部门提起任何主张。

为了打消笔者的顾虑，他给笔者发来公司营业执照，这是一家2024年12月成立的知识产权服务公司，营业范围包括知识产权服务、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信息咨询服务等，位于黑龙江。李维称，公司当前有6人“在职”。

当笔者对职业打假的正当性表示担忧时，李维回答：“没有风险，都是合法合规的，打假是以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不假打，跟敲诈勒索根本不沾边儿，如果商家没有问题，我们就不会去跟他要钱，多一分也不要，少一分也不行。”

通过一个职业打假人聚集的QQ群，笔者还了解到打假人提供的另一种业务—为有需求的商家“搞”竞争对手同行。

打假人“喜羊羊”给笔者发来4张聊天截图，都是商家拜托他“搞同行”，还语带安慰：“你们做生意不容易，这样（请打假人搞同行）太正常了。年底单子多，现在打手的质量比较高，等到过年了没有人了，你什么都打不了。”

笔者试探性地发去一家粉丝量20万、有5颗蓝钻的某电商平台店铺，“喜羊羊”介绍，八九千能让店铺“死”；如果想试试效果，2000元能让店铺一款商品的链接“死”。

所谓的“死”，也就是触发平台封控机制而被封店或下架商品。“喜羊羊”保证他们做事能有效果，因为依照该电商平台的规则，如果短期内商家有大量异常订单，或投诉率达到一定标准，就会触发封控。他们正是利用这一点，先是批量下单，而后进行投诉。如果商家申诉，他保证能“打回去”。

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北京中凯（上海）律师事务所的杜鹏律师担忧，行政和司法部门对职业打假行为的空间收窄，存在“因噎废食”的嫌疑。

杜鹏认为，当下职业打假群体进入了太多“假打”“瞎打”的幸进之徒，而后者应该跟“职业打假人”相区分。盯着食品标签的瑕疵问题、挑小商贩下手，甚至通过夹带、调包等方式捏造事实，“那根本就不是这个（职业打假）圈子里的人。有的就是犯罪，这叫诈骗”。

他从2002年开始关注职业打假问题，希望为“真正的”职业打假人正名。这些职业打假的行家，都有自己的细分领域，跟许多正规的检测鉴定结构有长期合作，对于具体的商品，甚至比市场监管部门人员要更专业。例如，一瓶茅台酒，从瓶盖、标签到酒的含量，打假人能对其造假方法如数家珍。

在杜鹏看来，职业打假群体具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普通消费者的维权是非常难的，市场上依然有层出不穷的假冒伪劣商品。如果没人‘较真儿’，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就是一张废纸。”

他对于针对职业举报行为的“黑名单”制度保持怀疑：“投诉多了、举报多了，就应该上‘黑名单’吗？”他认为，此举难免存在“一刀切”的问题，会误伤到真正具有公益性的职业打假人。

但一个事实是，越来越频发的“假打”和“瞎打”，不断透支公众对于职业打假群体的信任，使这个群体被蒙上污名化的阴霾，面目模糊。

因此，问题在于如何建立一个更具有区分层次和弹性的制度，以应对现实中的复杂情况。

（除涂攀跃、杜鹏外，文中受访者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