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普高，他们放弃内卷

2024年5月的一天，云溪记录下了13岁女儿甜甜一个快乐的下午。

那天最后一节是体育课，甜甜踢了一整节课的足球，“很高兴”。被通知取消了延时课，“很高兴”。放学后看到天气特别好，也“很高兴”。

最后，甜甜告诉妈妈，自己在放学回家时买了袋饼干去公园，喂湖边的鸭子，公园美，鸭子也很美，“特别高兴！”

小孩的开心来得如此简单，“快乐躲到搂都搂不住直往外冒！”不管旁人怎么说，云溪在心底坚信，这些快乐比“中考分流”压力下涌往课后补习班的“超前意识”，要更可贵。

从幼儿园到初中，从北京到天津，云溪一家所在的小区，不断有同龄孩子的家长为了孩子升学而陆续卖房搬家。如今，他们居住的天津近郊片区被当地人视为“教育洼地”—传说中，这里的“普高率”只有40%，比市区的50%还要更低。

也就是说，同一年参加中考的孩子，只有约40%能上普通高中。其余学生，很可能被“分流”到中等职业教育学校。

这对父母来说，不得不为孩子焦虑。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博得普高的一席之位，他们不顾一切搬离“洼地”，举家之力买学区房、将孩子塞进各式各样的补习班。

但云溪和丈夫看中的，是他人口中的“破小学”里丰富的课外活动，是女儿不把学习当一切，而有充分课余时间蹦跳玩乐、发现世界的生命力。

“中考分流”的新政后，焦虑在适龄学生家长之间普遍蔓延。不仅在高考前，仅云溪知道的，就有不少和她一样的“10后”孩子父母，从孩子幼儿园时期开始就着手超前学习。

成为母亲这十余年来，云溪也习惯了耳畔充斥着鸡娃家长们的焦虑言论，听惯了对她“不为孩子着想”的埋怨和指摘，但时至今日，她依然没有为女儿报过任何课外补习班。

她在社交平台上更新自己与女儿的生活日志，记录一个“八年级下（学期）了还能每天兴高采烈去学校”的女儿的日常—从垃圾桶里捡蜗牛当宠物，从校服口袋里洗出来的“抵制代孕”的贴纸，给小学生带队上厕所的“所长”……

陪伴女儿长大的过程中，“80后”母亲云溪将曾经那个通过寒窗苦读走出小镇的自己，也重新养了一遍。她希望，尽可能给孩子的童年留下一点宝贵的东西，一些真正的快乐。“以后要吃的苦多着呢，尽可能（让孩子）心里留点甜吧。”

“可以是那90%”

2011年，云溪的女儿甜甜出生了。刚成为母亲的时候，云溪也短暂焦虑过—或者说—满怀期待，她希望，女儿将来能成为那少数的“前10%”的人。

可当甜甜上幼儿园后，云溪发现，女儿好像和其他同龄小朋友有些不一样。在动手能力和灵活性上，甜甜有些迟钝，“手工活动总是做不好，剪出来的东西永远是歪的，穿针也永远对不准”。

起初，云溪也曾把这些“粗心”当作女儿态度上的问题，以为她心不在焉，也焦急过，甚至骂过女儿。

直到甜甜四岁那年，幼儿园体检，保健医生告诉云溪，孩子的眼睛可能有点问题。云溪和丈夫带女儿去医院检查，发现甜甜有眼部先天性发育不良，也就是弱视，缺乏“立体视觉”“她看到的画面和我们普通人看到的不太一样”。

从此，云溪决定走上一条与之前预想的教育理念完全相反的道路。

对先天性弱视的孩子而言，6岁之前是最佳治疗期。从幼儿园到小学，云溪对女儿的养育宗旨，就是多参加户外活动。她知道，一些孩子在学前就已经开始抓学习，制定学习计划。

云溪和丈夫的心态和其他家长渐渐拉开了距离，他们开始接受，“每个孩子并不是一个出厂设置空白的机器，你想让他怎么样他就能怎么样。我们必须接受，一个孩子可能就是有缺陷或是有瑕疵，并不是所有时候都能人定胜天的”。

因为干预得早，甜甜在小学前就将弱视差不多治好了。虽然没多久还是近视了，但整个小学六年，云溪都坚持带女儿多做户外活动，直到如今初二，甜甜的近视有三四百度，在同龄孩子中其实算低。

也是在陪伴女儿度过小学的过程中，云溪知道了，在“鸡娃”之余，还有一类和她一样的家长，从小狠抓孩子的视力健康，竭力控制或干预孩子的近视程度。这部分家长叫作“鸡眼群体”。有的家长为了保证“户外”二字，甚至冬天也要在户外搭个棚，让孩子在棚里硬坐两小时。

在国家正式推行“双减”之前，北京市不少学校就已经开始自发“减负”，甜甜所在的学校也开始实行“低年级不布置书面作业，高年级适量作业”。那会儿，甜甜念三年级，云溪发现，班上很多同学的家长都开始给孩子报课外班。

课外班也会留作业，这意味着，孩子不得不做双份作业。总之，课外班的课业难度通常比学校里的大，进度也超前很多，“很多家长相信，如果孩子不超前，以后会跟不上”，云溪说。

但她从未考虑过给女儿报任何补习班。整个小学六年，甜甜只需要完成学校里的作业，每天八点多就能休息。

剩下的课余时间，孩子会去公园骑车、踢球，“这一天纵有再多不愉快，也在运动中消解殆尽”。

甜甜所在的小学被当地人称作“菜小”，名义意思，即背靠一片菜市场。在许多家长看来，“菜小”没有名校背景和精英教师，硬件设施也凑合。可在云溪看来，学校背后的花鸟市场热闹又生机，而平房的教学楼，可以供女儿下课后随时迈出教室到屋前活动。

甜甜也曾对云溪表达过疑惑：“为什么放学后同学们都需要去各种补习班，我不用？”云溪告诉女儿：“我们现在暂时不需要，如果以后你觉得需要了，我们再看。”

因为从小喜欢阅读，甜甜的语文和英语能力一直不错。

相比之下，数学虽然要吃力一些，但成绩总体依然能维持在班级中上游，30人的班，大概能排到五六名。

不过，身边不断有家长对云溪表达焦虑：“别看现在能跟上，现在不补习的话，以后一定会掉下去的。”

云溪感到哭笑不得。类似的对话发生多了，她觉得自己也“渐渐没有朋友了”。

有时候，家长们聚在一块儿，聊起哪家孩子每天上完补习班后要写作业到11点，云溪会忍不住插嘴，说“我们家9点就能休息了”。如此发言引来家长不悦，于是，她只好学会沉默。

也有家长建议云溪让孩子去学奥数，“这样再学课内的就简单了”。云溪自己找了一些奥数的视频课件了解，发现“奥数和课内数学根本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并不存在因果递进”，她最后还是觉得，没那个必要。

云溪曾经在教育培训机构上过几年班，在和班主任、家长们的接触中，她发现，很多孩子家里砸了很多钱补课，“甚至从学校请假去补”。但如果孩子自己没动力和兴趣去学习，补再多也无济于事。补习班的老师甚至也会私下里讨论说，“如果孩子自己想学，学校里的课程够用了”。

如今，云溪还是常常听到别的家长表达类似的希冀，要求自己的孩子将来一定成为同龄人的“10%”。她每次都忍不住犯嘀咕，“那剩下那90%的孩子难道没有父母吗？”

她想，一百个人里有前十名，就一定有后90人。“那90个人可以是别人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能是我的孩子呢？”

自己的“北下关”

五年级，云溪带着甜甜搬到了丈夫工作所在的天津，进入环城四郊的一所普通小学就读。

这里是被当地人称为“教育洼地”的一个区，因为当地没有什么顶尖的中学。因为担心孩子以后升入“破中学”，家里有小学生的父母纷纷筹划卖房搬家。

云溪听说，有好几个家庭都主动降价卖房，只为了快点带孩子搬走。当时，邻里见面，第一句话问的也许不是“吃了吗”，而是“卖了吗”。

在天津市中心学区房密集的“和平区”，2023年3月的商品住宅均价，达到了6.4万/平方米。是云溪家如今居住所在区房价的3—4倍。云溪坦诚讲：“我们不想为了托举孩子，背上贷款，花很多时间通勤，牺牲全家人的生活。”

同班同学频繁转学的情况，从甜甜幼儿园时就开始出现了。当年，云溪和女儿住在北京东五环外的郊区，为了让孩子进入更好的小学，幼儿园同学们的家长陆续筹划搬家，倾尽家产，为孩子拼一套学区房。

云溪没怎么考虑过这条路，她想，如果自己带着孩子住进老破小，还背负着这么大的压力，“万一孩子学习不好，我可能会忍不住骂她”。她不愿意让母女关系变成这样一种信托式的预期和投资。

当然，早有家长用“怒其不争”的语气提醒她，“不能让孩子就这么下去！”一位忙着给孩子找幼小衔接辅导班的家长焦虑地对云溪说：“现在才学已经跟不上了！我们老家的孩子中班都已经学完幼小衔接，大班该学一年级的课了。”

从那时起，云溪就与相当一部分女儿同龄孩子的家长“脱离了战线”。

甜甜度过小学最后两年的“洼地小学”，在家长们之间有句“恐怖”的说法：“在这里，除了学习不行，吹拉弹唱样样都行！”

云溪和丈夫心想：“这不正是我们想要的吗？”

学校里每周会有两节劳动课，孩子们需要晒着大太阳锄地、拔草、下秧、浇水，还有扎篱笆，100分钟劳作下来，每个人脸蛋都是红扑扑的，回家只想痛痛快快吃顿饭、好好睡一觉。

云溪想起脱口秀演员童漠男的一段自述。童漠男念小学时，曾因“注意力缺陷”转学七次，可在多次更换环境无果后，父母决定给他一个“快乐童年”，将他送去了一个以管理松弛闻名的北下关小学。

“北下关小学”下午三点就放学，同学们性格爱好各异，有的学生连上了什么课都不知道，有的学生动手能力极强。那里曾给了他一个真正的快乐童年，可后来，北下关被市重点小学合并了。

甜甜上初中后，“形势”变得更加严峻。

因为面临中考这座大山，身边家长们不得不考虑孩子所处的竞争环境，危机意识早早被拉起来。从初一到初二，每个学期一开学时，云溪都会听到女儿说，班上又有同学忽然消失，转学去了其他学校。

郊区的孩子只能报郊区的高中，因为本区的高中有限，招生名额总共就几百个，相当于全区孩子都要去争这几百个名额。

也是在这时，云溪听说了当地的所谓“普高录取率”。有人说50%，也有人说是40%。总之，在家长们的共识中，此地的“起跑线”是远远追不上市区的。

焦虑到底来自何处？云溪感到一头雾水。出于好奇，她自己在家上网查数据，“我们这个区每年中考报名的学生人数和普通高中招生的名额，除了一下的确是40%”，但她不知道，剩下的60%孩子去哪儿了？“好像好多人一直在说‘分流’，但我们也不知道它的具体执行过程是怎么样的？

所谓的“五五分流”政策，自2018年就开始逐步在各地流传，但溯其源，其实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硬性政策规定。2021年的全国职业教育大会首次强调，分流政策的要求和目标是为了“大体平衡”。而2022年4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则将旧版中“普职分流”的提法，改成了“在义务教育阶段后的不同阶段，因地制宜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

但从始至终，“分流”都更多以流传于家长口中的焦虑形式，模模糊糊地存在。

寻觅主体性

事实上，在甜甜小学毕业的时候，云溪就打印了一套中考试卷的语文和英语给女儿做，发现“其实并没有那么难”，云溪很疑惑，身边充斥的焦虑到底来自哪里？

在不确定和不透明的环境内，外部变化和内部的主观能动性要两手抓。云溪有个朋友的孩子，还没进初中，就已经开始学高中的内容了。

一天，云溪还听家楼下的小卖部老板说：“中考的题都是市里老师出的题，我们住在郊区的（孩子）根本没做过那些题。”老板也有孩子，但还没上一年级。

“如果我脆弱一点，肯定就被他击中了。”云溪回头想想。事实上，本区的初中生毕业后，也无法报考市区的高中，因此，这种焦虑根本是无稽之谈。

如果实在要比，女儿甜甜比起许多同龄人都要幸运的是，学习这件事从来没成为过压力。

如今，甜甜念初二了，“还是会每天在走廊里抢着跑着去找老师背课文”，云溪发现，女儿身上仍然保有一股连自己都向往的那种活力与童心，“十几岁了还像个小孩儿一样”。

一天，女儿告诉云溪，自己想去排球队，云溪有点惊讶：“你个子这么小，能去打排球吗？”女儿说：“有什么不行？我也不是想去比赛啊，我就是想跟着学一学。”然后女儿自己去找教练，自己说服了对方，加入了排球队。

她就像《好东西》里能够坐在台下鼓掌的小孩儿王茉莉，能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主体性。在云溪看来，女儿已经拥有了如今很多成年女性苦苦寻觅的“自我”。

“她能为自己争取一些东西，也能接受自己没有什么东西。”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云溪、甜甜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