瞒着家人,他们假装上班
作者: 黑素
姜瑟很容易认出那些在假装上班的人。
在工作日的早晨,在咖啡厅、图书馆等公共场所,有一些看似忙碌又悠然的人。
他们对着电脑,神情专注地敲击键盘,屏幕上却显示着简历修改指南、招聘网站,甚至偶尔跳出一局游戏的画面。
有些人坐在那里,反复刷着招聘软件,或者用AI工具帮忙优化简历、写推荐信;还有些人,他们的动作和表情中透露着迷茫。“他们可能拿着一本书坐在那里装作认真看,但更多时间却是在刷手机,或者断断续续地跟朋友聊天。”
他们是一群没有工作、但在假装上班的年轻人。与承担更重的家庭责任而难以离职的中年人相比,还未成家的年轻人少了抚养子女、供房供车的负担,更倾向离职后给自己放一个“悠长假期”。
但即便如此,离开职场的他们,总会心生不适,感到迷茫甚至内疚,那是因为,深植于内心的功绩社会逻辑却没有因此中断。在功绩社会里,待业、不事生产,意味着一种“表现的中断”,是一种看不见的社会“失格”。
这种思维驱使那些最初逃离工作的人,却继续以上班时期的秩序来维护日常,维持一种忙碌的“假象”,试图填补失去工作的“空白”。
而姜瑟自己,也是一个假装在上班的人。社交媒体上,姜瑟这样的博主也越来越多。
上班怎么“假装”?
早上八点,如同以往上班一样,一凡像往常一样,顺着小区门口的街道走向附近的早餐店,来了一碗热干面。平时上班赶时间,一凡吃碗热干面最多也就十分钟,而现在她可以花半个小时来吃完。
去年10月,一凡辞掉了做了三年的图书馆工作。那份事业单位的工作,看似清闲又令人羡慕,但实际上,她的日常工作除了整理书籍,还需要同时运营微信公众号、管理抖音账号,一个人干多人活儿。“晚上11点能睡着,但凌晨三四点就会醒,脑子里像在播电视剧一样,想着单位里的各种事情,怎么都停不下来。”
这份工作既让她不快乐,也没有上升的空间。如果继续这样下去,说不定还会神经衰弱。谋划一段时间后,她从单位辞职,过起了假装上班的生活。
别人在被工作折磨的时候,她出没在不同的商场和公园,惬意地散步、逛街、晒太阳;她还可以避开人群扎堆的周末,享受人少安静的书店和咖啡店,与书店老板和咖啡师攀谈。“如果是上班,每天干的都是同样的事情,很枯燥。但是现在不同了,我每天可以接触不一样的东西,这让我觉得生活多了一点自由和趣味。”
一凡选择“假装上班”来应付妈妈,那是因为“免得她天天念叨,又因为太担心,直接给我安排个工作了。我还想先好好休息一下呢”。
为了不被家里人发现异常,一凡将自己的一周按照上班时间一样切割:周一到周五是上班时间,周末则可以在家休息。睡懒觉是不可能的,“要上班的人怎么能睡懒觉呢?”如此规律的、与上班没什么差别的生活,让她持续了两个多月都未让家人有怀疑。唯一的变化是,“反而心情变好了”。
姜瑟也是在去年10月份左右的时候选择了离开职场,开始“假装上班”。

离职前,她已经在广告公司晋升到中层,每日平均上班时间大概为12小时,“加班厉害的话会在16小时或更多”。随着大环境的变化,她敏锐地感受到公司正在调整业务和降本增效。因为不愿内卷,她随后顺势接受,决定离职。
她同样选择先维持着假装工作,编写自己的职场剧情。每隔几天,她会和以前的同事“对口供”,获取下客户的最新进展,随后再在家里随意地提及她的“工作情况”,对家人释放信号:“我还是在忙,我的生活一切如常。”
但不用上班的松弛感还是会让她露出破绽。有一次,姜瑟妈妈随口问起她国庆节后为什么还没回到工作状态,“休息得有点久了,老板不会有想法吗?”她只得和爸妈“斗智斗勇”。
一段时间后,她抱着玩笑的性质开始在社交媒体上记载自己的“系列故事”,取名为“10年广告吗喽假装上班Day ××”,加入了“2024年最拥挤”的离职博主赛道。每个帖子的最后,一句话总是当天的标准结局:“今天假装上班被爸妈发现了吗?没有!”
秩序的缺失
不上班、没有工作压力的日子当然是舒服的。但等到假装上班的第二个月,随着假装上班的时间延长,焦虑感开始蔓延。
在这个阶段,找工作和生活开销不一定是最让人焦虑的,反倒是那种无所事事、未有安排、想要放松又不敢真的放松的“悬空感”,才是真正折磨这群假装上班之人的焦虑:他们一方面想用这段时间放松,但另一方面却又担心真正的放松会让自己变得“堕落”。
不用上班的新鲜感消散后,没有外界的压力和明确的目标,一凡开始陷入懈怠。有几个假装上班的日子里,她趴在座位的桌子上,睡过了一整天;又有好几次,她看着隔壁桌几个明显无所事事的青年人刷手机刷了一下午,心想“这样真是废了”,但隔几天自己也同样刷手机到眼睛发酸。
因为害怕被别人看出自己没班上,她会尽量避开连续好几天出现在同一个地方,与书店老板和咖啡师聊天时,她也有意保持着距离,不想过多袒露自己的生活情况:“还是不太想让别人知道我没工作。”
她不想工作,但又为待业的状态感到有些尴尬,也不希望自己陷入与社会割裂的沉沦。因此她努力让生活看起来积极一些:读书、学习、偶尔运动。既不上班,也不闲着,让每天都显得有进步。
假装上班,既是对外的伪装,也是对内的安抚。但无论是哪种“假装”,最终都难以完全摆脱焦虑的侵袭。这使得假装上班者们的最终归宿和去向,仍然是“上班”。

飞鱼在去年8月底从外贸公司辞职,自那以后便开始假装上班,一直每天8点出门,晚上6点回到家,给家人制造一种“我依然在上班”的假象。这5个月里,她每天都在咖啡店、奶茶店或商场消磨时间到晚上。
上一份工作给她留下了严重的颈椎病,发病时全身忽冷忽热,手臂发麻,还伴随着恶心呕吐。辞职后,她的病症消失了。这让她越发排斥上班。
她是主动逃离工作的,但时间久了,焦虑感依然开始蔓延。
3个月后,因待业感到焦虑,她还是短暂尝试了一份新工作。但仅仅一天,她的颈椎病就复发,疼到连吐六次,不得不再次辞职。“从那之后,我的颈椎病再没发过。我实在害怕,如果再去上班,会不会又复发?”但与此同时,似乎也无法一直不上班。因此她还是一边焦虑,一边尝试找工作。她感觉被困住了。
不上班也难逃离优绩主义
哪怕不用上班了,姜瑟其实并没有完全放松下来。
本身就作为J人(计划型人格)的她,在离开职场前就开始认真梳理清单,规划未来待业的三到六个月或是更长时间的“工作计划”,从资金预算到日常生活的安排,她都一一做好安排。
最理想的一天,她会在早上八点半出发前往图书馆,写下当天的“to-do list”,随后就是看书、完善待业计划、梳理此前没学完的课程、完善创业想法及探索副业计划,偶尔还会去上网球课或爬山;晚饭后,若刚好赶上今晚有直播课,她会再充实地过上2个小时,更坦然地回家面对家人:“今天加班了,才回来。”
“现在将工作量减少了大约20%到25%,但仍保持一定的强度,以便维持自己的状态。”她说道。姜瑟的“假装上班”,也依然像真的在上班一样。

明明已经离开职场了,但为何人们还是需要依靠上班的秩序来维系生活?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一书中提到,现代社会已经从“纪律社会”转变为“功绩社会”,人们不再由外部权威直接强制,而是通过一种内化的自我驱动去工作:
“功绩主体投身于一种强制的自由,或者说自由的强制之中,以达到最终目的—效绩的最大化。工作和效绩的过度化日益严重,直到发展成一种自我剥削。这比外在的剥削更有效率,因为它伴随着一种自由的感觉。”
在这种逻辑下,个体的社会价值完全取决于他的“表现”和“产出”。“努力工作”不仅仅是一种经济需求,也变成了社会衡量个体价值的标准。
从去年10月中旬开始,姜瑟每天辗转于不同的图书馆学习、听课,感受些许“像个人”的充实感。一旦停下来,那种情绪低落的“emo状态”便如影随形地袭来。她也有尝试面试,“为了避免与社会脱节,同时了解市场需求和转行的差距”。但她内心却总浮现出一丝怀疑:如果继续走原来的路,回去上班,去硬补那些无法补上的短板,结果不过是让自己更不快乐,难道这不是又一次被惯性推着走吗?
表面上,人们逃离了职场,但深植于内心的功绩社会逻辑却没有因此中断。
找到“支点”
如果我们难逃功绩社会对人的影响,以及那套规则在内心深处的根深蒂固,与其试图彻底摆脱它,或许学会与之共存,是更好的办法。
若将功绩社会延伸的优绩主义对人的压迫,理解为一种依靠“ 支点”撬动的机制,这个“ 支点”则通常因人而异,可能是外界的评价、同侪竞争的压力、父母的期待,或者是个体内化的成就标准。通过对它们的重新认识和调整,人们确实有可能短暂地从追求“产出”及“效率”的桎梏中“逃离”。

最初为了应对父母发现假装上班的情景,姜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时间规划、学习规划、资金规划,甚至我每天的日程安排,这些文书性的东西我都准备好了。我想好了,到时候就把这些拿给他们看,告诉他们我不是在混日子,而是有计划地利用这段时间。”她希望用这套周密的“展示材料”让父母安心。她还设想了好几次场景和应对方案,如果他们“炸毛”、不理解,每个场景都有更细致的解释去化解。
假装上班3个月后,本应“在公司上班”的她,最终还是在电梯门前被父母撞个正着,三人当场面面相觑。“第一次看到我爸脸上露出如此五彩斑斓的表情:三分震惊,三分怀疑,三分微怒,还有一分欲言又止。”
让姜瑟意外的是,她不需要像演讲一样拿出“演示文稿”,循序渐进地把计划条分缕析地讲给他们听,父母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情:“早知道你不用上班,我们就不用每天大早上把你叫起来了,还不如让你好好睡个觉。”
坦白后,她回忆起自己对父母的“臆想”:她一直认为父母心里有一套理想女儿的标准,而她也总是用这种假想的标准来逼迫自己。正是这种内化的压力,让她在面对职业变动时无法坦白,试图让自己看起来“很忙碌”,以弥补父母可能的失望。现在伪装的必要随之消散,她终于允许自己多一些放松的时间,不再刻意将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也不再需要每天“假装上班”。
她在“10年广告吗喽假装上班Day ××”系列中,发布了“全剧终”的帖子:“今天假装上班被爸妈发现了吗?真的发现了。”
(文中受访者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