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间文献看传统时代深渡的水陆交通

深渡是安徽歙县南乡新安江畔的重要水运码头，据说原是因村前深潭渡口而得名。北宋初年，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中记载：深渡在歙县东一百一十里，与睦州分界，“从新安江上，崇山峻流，爽秀尤异。欲到州界，峰峦掩映，状若云屏，实百城之襟带”。在清代，此地另有“深溪”和“深川”之雅称。

作为交通要冲，在明代以来的商编路程图记中，就屡屡出现“深渡”这一地名。例如，明末清初休宁人汪淇所编的《天下路程图引》中，就有“徽州府由严州至杭州水路程”，其中提及由本府梁下（歙县渔梁坝）搭船，十里至浦口，七里至梅口，然后经狼源口、瀹潭、薛坑口、庄潭、绵潭、蓬寨和九里潭，再五里至深渡……而经折本《杭州上水路程歌》亦载：“大川境口蓼花橙，白石磷磷傍岸行，深渡碧渡无可数，寒潭九里午风清。”及至同治十二年，在上海经商的婺源理坑人余岱雯，经由新安江辗转回到老家，写下了《徽浙水程诗》二十首，对沿途地名做了详细的描述，其中一句作：“深渡清波鱼可数。”

深渡依山傍水，街市及周遭村落民居鳞次栉比，当地与歙县的另一水运码

头渔梁一样，以姚姓最占多数，故有“十里姚”之称。传说姚姓祖先始迁自成都西北武担山，故名“武担姚”，他们于宋代迁居于此，及至明清时代成为该处首屈一指的大姓。十数年前，笔者曾至深渡实地考察，见到当时尚存的姚氏宗祠，虽然其前半部分已完全毁损，但从残存的部分来看，仍可得见昔日雄伟的气势。关于深渡姚氏，现存的《姚氏宗谱》中有《十世祖廷用公诗》，其中除《渔梁结屋》《凤池书隐楼》之外，还有《深溪结屋》，载：“武担山人老东麓，偶向深溪结茅屋，溪萦水面几千寻，路转山腰三百曲。”这里也明确指出当地的姚姓源自“武担姚”。另一首《深溪凤池岩结屋》则载：“茅屋初成三两间，半溪流水半依山，江空岁晚谁为友，松竹梅花伴老闲。”从中可见，深渡姚氏中的一些人亦颇慕悦风雅。

明代以还，因转输贸易的兴盛，深渡一带店铺林立。及至清代民国时期，当地船行众多，这些船行主要都是姚姓所开。据调查，歙县全县共计有过载行（又名船行，即旧式之运货公司）14家，主要分布于渔梁和深渡两处，其中，渔梁计有8家，深渡计有5家，即姚日新、姚宝和、姚宝信、姚泰和与姚景和。所以在歙县，一向就有“郡（按：指徽州府）中埠头在梁下，南乡埠头在深渡”的说法。从现存的徽州文书来看，这些过载行的历史显然至少可以上溯至清代。

作为歙南重要的水运码头，深渡与县内外各地商埠都有着广泛的联系。清咸丰十一年，太平军攻占徽州，在各交通要隘设置哨卡，民众往返，皆须持统一发放的“路凭”为证。1985年，在深渡一处姚姓宅屋内发现的一份《太平天国告示》载：“天福大人有令，绩溪官兵齐听，本爵恭奉王次兄金谕驻扎深渡安民，设关征收课税，以便商贾通行。该处尔等正月搬粮过起，已有一月有零，又兼大队过境，目下民不聊生，子民百般寒苦至今，何日安宁？所有绩溪兄弟明早即行归城，倘再任意驻扎，查出军令施行。为其办公至此，须呈路票为凭。急宜凛之慎之，勿怪本爵无情。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囗月囗日。”同时发现的还有木板印刷之太平天国路凭，其主要内容涉及深渡乡民姚社有前往街口一带买货贸易。此路凭于1998年经国家文物鉴定组鉴定为一级文物，其最重要价值显然在于反映出深渡是徽州人外出经商的交通要冲，即使是在咸同兵燹期间亦不例外。

除了起始或终到的货物流通以外，深渡还是过往商品之集散地，1937年后的一张《民运车船通行证》就记载：“屯溪怡怡茶号，雇民船一只装运茶叶，经过朱家村、深渡到达杭州。这份由呈，经本部核准，特许通行。”该份落款署名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和顾祝同的通行证，下令“凡本区以内各部队不得拦阻扣留，妨碍运输”，显然是抗战时期签发给徽州茶商的特别通行证，其中亦提及经由深渡。此外，20世纪40年代由深渡商会开具的《证明书》，也反映了深渡与新安江流域各地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