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叶嘉莹: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作者: 小米的小米

百岁叶嘉莹:先生之风,山高水长0

叶嘉莹于2024年11月24日去世,享年100岁。

《朗读者》这样介绍她:她是白发的先生,她是诗词的女儿,她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承者。

是的,她站在那儿,宛如一首古典隽永的诗词。

陈鲁豫采访她时说感到前所未有的紧张。对于这个漫长的一生都浸淫在诗词中的人,这个如诗的人,她担心没法和她对话,显得自己很像一个完全没有文化的人。

可是很快,她让荧屏内外的人都觉得亲近。她并不清冷、高邈,她静美、幽雅,却也生动真实。因为那实实在在的、沉甸甸的生活她比谁都清楚。她说:“也许我留下一些东西,也许我写的诗词,你们觉得还有美的地方。可是我那一柱鲛绡,是用多少忧愁和困难织出来的?”

1924年,叶嘉莹出生在北平西城察院胡同的一座老四合院里。她是满族人,和纳兰性德同属叶赫那拉氏。

叶嘉莹说她踏上诗词之路,第一个要感谢的是伯父叶廷乂。

叶家是诗礼之家,叶廷乂的国学修养尤为深厚,他膝下无女,对好诗词又冰雪聪明的侄女甚为钟爱,闲居无事时常教她吟诵和写诗。许多个薄暮与清晨,二人都在谈讲诗歌中度过,古诗词幽雅静美,寂寞与苍凉不知不觉间融入了她的生命。

她的父母对她总以“新知识、旧道德”为理想,虽准许她到学校读书,但在生活方面约束极严。因此,她的见闻与感受几乎全与外界隔绝。加之天性中又有一种喜欢蹈空梦想的性格,所以她常是敏于内心,却对现实钝感。

叶嘉莹小名“小荷”,15岁时,她写下一首《咏莲》:“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堂兄说彼时的她就像“莲”,“黜陟不知,理乱不闻,自赏孤芳,我行我素”。

可是严酷的现实又能放过谁?

1937年七七事变的尖锐枪声,划破了她宁静的生活。漠漠长天,山河破碎,她人生的悲凉苦难也自此一重重袭来。

彼时她的父亲在上海的航空公司工作,上海沦陷后随所在机构一路南下,父亲好长时间音信全无。母亲忧劳交加,腹部长了肿瘤,不得不去天津做手术。手术做完后,母亲急忙赶回北京,却因败血症于火车上溘然长逝。那一年,叶嘉莹17岁,她还有两个幼小的弟弟。面对人生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她写下了《哭母诗八首》,字字泣血。

“凄绝临棺无一语,漫将修短破天悭。”

多年之后,她仍说人世间的悲观莫过于听见钉子敲进棺材的声音。而她的父亲对一切毫不知晓,“昨夜接父书,开笺长跪读。上仍书母名,康乐遥相祝……”那种凄凉无助没有谁可以慰藉。幸有诗词,可以陪伴人生,帮她度过忧患,获得疗愈。

1941年夏天,叶嘉莹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

大二那年,叶嘉莹遇到了对她一生影响至深的顾随先生,顾随先生彼时为他们讲授“唐宋诗”。

顾随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有极为深厚的古典诗词修养,更兼有融贯中西的襟怀和识见。顾随先生言语如溪水如江河,内容幽微细腻又滔滔深广,像山峦起伏或海浪潮涌的绵延不息,让人浑然忘我。

叶嘉莹曾经在怀念恩师的文章中写道:“自上过先生之课以后,恍如一只被困在暗室之内的飞蝇,蓦见门窗之开启,始脱然得睹明朗之天光,辨万物之形态。”

叶嘉莹从顾随先生身上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和信心,这使她真正地相信在诗词的精魂与生命中,有着可以安置心灵的净土,有着强韧的、绵绵不绝的力量。

顾随先生对资质出众的叶嘉莹极为器重,与她有不少诗歌唱和。他门下弟子才俊云集,如周汝昌、黄宗江、吴小如者,却独视叶嘉莹为传法弟子。

这是一种深沉的缘分,在生命飘浮伤痛的年月,共同听到一些声音,懂得它的意象,把心拴系其上,毕生都不曾丢失。

顾随先生讲课无任何课本,全任神行,叶嘉莹每到上课便极力心追手写,恨不能将先生之言语一字不差地记录。

她一生辗转千山万水,坎坷乱离中失物无数,但这些笔记一本都未曾丢弃,在她心里,那些日益模糊的字迹如星光与明月的万顷光华,照亮她所有绝望与灰暗的时刻。她说:“这是宇宙间最宝贵的。”

1982年,2005年,叶嘉莹分两次将珍藏的全部笔记交给顾随先生之女顾之京,后来分别收入《顾随全集》和《顾随诗词讲记》。

先生期冀她传法的心愿,她倾尽一生心力做到了。

大学毕业后,叶嘉莹在三所中学任教,承担起教养两个弟弟的责任。在一本关于叶嘉莹的书中,这样写道:

“刚开始教书时,生活清苦。冬天,叶嘉莹里面穿着大棉袄,外面穿一件布做的长衫。因为骑车,天长日久,后面的衣服磨破了,她就打着个大补丁去上课。”

点绛唇,绿罗裙,哪位年轻女子不爱美呢?叶嘉莹却非常坦然,她说《论语》里写道:“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她深信“只要我课讲得好,学生对我一样尊敬”。

是啊,日子清苦困窘算什么呢?诗词是她的光彩,她的慰藉。

她的先生赵钟荪原是她中学老师的弟弟,对她一见倾心。常常不惜劳苦,从工作之地秦皇岛跑到北京去看她。

1948年冬天,她随赵钟荪的工作调动来到中国台湾。1949年年末,赵钟荪被捕入狱。后来,叶嘉莹失去了工作、住所和所有本就微薄的家产。在那个酷热的夏季,她寄居在赵钟荪的姐姐家。姐姐家很狭小,她们母女只能在过廊里铺一张草席。中午,她抱着女儿从一个树荫徘徊到另一个树荫,常常会茫然地走很远很远。

“覆盆天莫问,落井世谁援。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苦不堪言,苦不能言。

多半年后,她终于在一所私立女中另谋教职,和几个同事挤在一间狭小的宿舍,在勉力雇来的小保姆无法来时,她就带着女儿同去课堂。

3年后,丈夫终于从狱中出来。可是她等来的不是安慰和依傍,而是一个性情大变、暴戾无常的男人。一年后小女儿出生,赵钟荪动怒更频更甚。他时常失业,困顿家中。为了养家,纤弱的她拼命四处兼职,回到家里还要因没有做好家事遭受丈夫的责怨。她后来累出了哮喘病,一呼一吸都有掏空般的隐痛,常是夜不安寐,噩梦连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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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10日教师节当天,已96周岁高龄的叶嘉莹坐在轮椅上,回望近百年诗词人生,讲述“弱德之美”,她说:“我最后的一个希望,是要把中国传统的‘吟诵’整理完,留给后人。”当日,叶嘉莹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教师节特别展映活动在南开大学举行。依循旧例,叶嘉莹先生也为南开师生讲授开学第一课,传播中华诗词魅力。

时常有很绝望的时候,可是她终究不能决绝离去,两个女儿,近80岁的老父亲,这至亲至深的牵挂,让她必须咽下一切悲伤。

那时她常常记起的词句是王国维的:“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濛濛坠。”她觉得自己也如杨花,开花时不予人知晓,转瞬便飘扬零落。

她说因为性情和遭遇,丈夫一生不顺利,他有自己无从摆脱的命运,她早已谅解,不再计较。

2010年,丈夫去世,她写道:“一握临歧恩怨泯,海天明月净尘埃。”她释然,她坦然,她不怨,她承受。

承受,命运给她什么,她就默然承受。

可是这绝非逆来顺受,她说:“但是我不跌倒,我还是要在承受中,走我自己要走的道路。”

她还说:“命运把我放在哪里,我就落在哪里,就在哪里开花。”

是的,她从未跌倒,不管内心有多少忧苦,她从来都是一派和婉宁静,不管有多少重担在肩,她上的每一节课,都是神采飞扬,用她的学生的话来说,叶先生站在那里,就是一个发光体。

那是她的坚韧,更是她的高贵。

她更有自己的路要走。

1956年,叶嘉莹写了一篇《说静安词〈浣溪沙〉一首》。这既是叶嘉莹对王国维研究的开始,也是她在诗词道路上由创作转向评赏的开始。

学者孙郁曾感慨:“为什么选择了王国维?这里有难言的苦涩吧?王国维肃杀、凝和的气质里,流露着深沉的悲剧精神,那里显示着人性的脆弱与世间的无奈。一切辗转于风尘间的漂泊者,都可以从他的文字里,感受到现代人内心最沉重的东西。叶嘉莹于此,领会很深。”

可是这脆弱、无奈、漂泊,对这一切的全然承受,在叶嘉莹看来,是一种别样的美,“弱德之美”。她解释,词本身存在于苦难之中,而且也在承受苦难,这就是所谓的“弱”。而在苦难之中,还要有所持守,完成自己,这就是“弱德”。

她说:“我的一生不是很顺利,有很多坎坷,我有弱德之美,但我不是一个弱者。”

诗词是她的疗愈,她的力量。

是的,她绝非弱者。

叶嘉莹一生几乎没有主动选择过什么,但诚然如她自己所言:“命运把我放在哪里,我就落在哪里,就在哪里开花。”

20世纪50年代,叶嘉莹已被中国台湾几所知名高校争相聘请,她在台湾大学、淡江大学、台湾辅仁大学同时教授古诗词,白先勇、张北海等都曾受教于她。

多年来,不管她的学生们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叶嘉莹始终是他们心目中那个优雅美丽又令人高山仰止的“叶先生”。

她的学生动情地说:“叶先生讲课的时候,那个感发的力量,当她介绍李白的时候,李白就很骄傲地出来了;当她介绍杜甫老年的诗歌的时候,杜甫就真的老了。”

学生更清晰记得叶嘉莹在讲辛弃疾时给她的震动:“我记得那天叶先生穿着非常素淡的衣服,别了一朵蝴蝶兰,秀雅、端庄,就是老师平常的样子。可是很奇怪,老师一开始讲辛弃疾,我们所有在场的人都觉得有一种雄浑的气势逼人而来。好像就是辛弃疾的本尊来了,跟我们说他的蹉跎的一生。”

为她的口吐莲花所倾倒的,不只是华人。

20世纪60年代,西方的很多汉学家听了叶嘉莹的课,都沉醉在中国古诗词的美妙幽微中,力邀叶嘉莹前去任教。

1966年,叶嘉莹离开中国台湾,一家人跟从她前往美国。

10多年的时间里,她辗转于密歇根州立大学、哈佛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亚洲系主任要求她必须用英文授课,这对她绝非易事,已年过40岁的叶嘉莹每天熬夜查字典、练口语,每天凌晨两三点才能勉强入睡。

她上课时虽然英语文法不尽完美,发音也不完全正确,却仍深受学生欢迎。她说这是因为如《易经》所言之“修辞立其诚”。她有足够的真诚,生命和感情都灌注其间,她的课,中国诗词的幽微美妙,能深深打动年轻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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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17日,在南开大学建校96周年之际,位于该校八里台校区内的迦陵学舍正式启用。在迦陵学舍启用仪式上,叶嘉莹先生为来访者致辞。

心,不分语言、文化、地域。仅仅半年,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就给了她终身教授的聘书,这在加拿大史无前例。

几年之后,她的两个女儿先后大学毕业又结婚。她充满期待地对大女儿说:“你生了小孩我帮你照看。”她以为她可以安享一个含饴弄孙的晚年。

1976年春天,她去美国开会,沿途她满心欢喜,先到多伦多的大女儿家,开完会又去费城看望小女儿。她回忆说:“那时候,我真的是内心充满了安慰。我想我这一生受尽了千辛万苦,现在毕竟安定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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