葵花田里的守望者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离开大城市，返乡创业已经成了一股潮流。但在10年前，这却是个另类的决定。郝春雨就是这样一个“异类”，曾在大城市里漂泊的他，毅然返回农村老家，拿起铁锹，在尘土飞扬的田野上种起了向日葵。

父母不理解，旁人暗地里嘲笑，他却始终没有放弃过种田的念头。10年的时间，他的葵花田从最初的150亩，扩张到3000亩，售卖葵花子年流水达到3000万元。在那个籍籍无名的小乡村，一个普通青年让自己的梦想开花结果。

现在每逢盛夏，都有人专门驱车前往郝春雨的家乡—苏布日嘎嘎查村，观赏葵花。暮色下，一枝枝葵花在晚风里摇曳生姿，金灿灿的花盘此起彼伏，一直连绵向远方，绘成了一望无际的向日葵花海。

“花生初咫尺，意思已寻丈。一日复一日，看看众花上。”

这是向日葵的故事，也是郝春雨的人生。

东北“刀客”

在耍刀这件事情上，郝春雨算得上行家。

10月，一场小雪过后，赤峰气温骤降，一夜之间，田野里的向日葵全部枯萎了，花盘无精打采地在花茎上垂着，整齐划一，向着远方排成了许多列，仿佛无数只半死不活的鹅正在引颈受戮。

四下沉寂，风无声，郝春雨也无言，唯一的动静只有那把刀。突然“唰”的一声响，向日葵身首分离；又是“唰”的一声响，一刀在茎上削出了一个锋锐的尖。郝春雨拿起花盘反手一扣，花盘就被花茎扎了个透心凉。两秒不到，一株向日葵就完成了从生到死的全过程。与此同时，“唰，唰”声接连不断，刀光剑影里，原本整齐的葵花田不知不觉间被收割了大片。不过此时还不是歇息的时候，刚刚完成一亩地，后面还有3000亩。四下里一共50人，这样一起干，算下来还需20多天。

郝春雨因此略感焦急。风吹着，他眼睛眯成了缝，抿着嘴巴，头微微向下低，只顾着人刀合一，脚下闪展腾挪。汗是顾不上擦的；头发打了结，也顾不上去捋；嘴唇干裂了，就用舌尖舔一舔。实在累到不行，也只能深吸一口气，转一转脖子，肩膀用力向后舒展几下，立马又要将那把刀重提起来。灰蒙蒙的天空下，穿着一件嫩粉色针织衫的他如同一条颜色艳丽的热带鱼，不停地在向日葵的海洋里游荡，肃穆的北方大地也因为这抹色彩而多了一丝生机勃勃的气息。

这是农民郝春雨普普通通的一天。10年前，他放弃了工程监理的工作，离开城市，返回家乡种起了向日葵。随着几年前在“快手”上发布的一系列务农视频，郝春雨渐渐被人们所知晓。不少人称他为“葵花郝哥”，他们喜欢看这位郝哥站在葵花田间，将一套“郝式刀法”耍得行云流水，手起刀落，压力和烦恼就仿佛眼前那根纤长的茎，顿时一刀两断。夸他动作潇洒、刀法出神入化的留言有之；希望买刀的留言也有之；至于跃跃欲试，要拜他为师，也想耍上几刀的留言更不罕见。但也有网友酸溜溜地写道：“潇洒是挺潇洒，可就是太苦太累，尤其晒得太黑了。”

确实，种植向日葵从来都是一件费心费力的苦差事。起早贪黑，日复一日行走在田间地头，刺目的阳光晒得人睁不开双眼，而干燥的风没完没了地向着脸上招呼。这样风吹日晒得久了，皮肤不可避免地变得粗糙，肤色愈加暗沉，最后成了古铜色。但郝春雨不在乎。反正种的是向阳花，既然向阳而生，那么变黑也是理所当然的。他说自己真正在乎的是收获的感觉—一粒粒小小的种子，历经风雨，最后长成漫山遍野无与伦比的绚烂。

事实上，郝春雨的经历也像一株破土而出的向日葵。从30亩田地开始，种出一片3000多亩的向日葵海。

南下与北归

1988年，郝春雨出生于内蒙古赤峰市苏布日嘎嘎查。苏布日嘎嘎查很小，小到只有百十户人家，家家户户务农为生。村外的平原辽远而广阔，大片大片的农田和草场连在一起，构造出盛夏时无边无垠的郁郁葱葱，也构造出郝春雨的童年记忆—清澈的蓝天，棉花般洁白的云，碧绿的植被，还有星星点点的向日葵田。

除此之外，郝春雨的童年好像也就没什么特别的了。没有零花钱和玩具，也没有多少零食，除了五谷杂粮，水果都很少吃。去过最远的地方不过是几千米外的县城，而更远的城市，是只存在于电视和书本上的“传说”。直到上了小学，郝春雨才在生日时第一次吃到了香蕉。他掰下一根，小心翼翼剥开香蕉皮，温柔地咬下小小一口，不敢咀嚼，只敢用舌尖托着，直到甜蜜的味道一点点地融化在口腔里。他很想再吃一口，但犹豫再三，还是有点儿舍不得，便用香蕉皮将香蕉果肉包裹得严严实实，藏进口袋。父亲笑着问他在干吗，他认真地回答：“怕香蕉没味儿了。”

在郝春雨的记忆里，那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一根香蕉。独特的甜蜜滋味让他第一次对长满香蕉的南方产生了一种朦胧的向往。随着他一天天长大，这份向往也越发清晰和强烈。郝春雨的同龄人开始陆续离开家乡，为了生活和理想去了外地。村庄太小，也太过闭塞，一眼望到头儿的生活赚不到钱，也看不到前途。想要有出息，那就只有一个选择—离开家，去城市。这是年轻人的想法，也是长辈们的期盼。

高中毕业后，郝春雨也离开了苏布日嘎嘎查，来到江西读书，学习工程监理。2011年毕业在即，朋友建议他一起去杭州发展。朋友说杭州繁华，繁华意味着机会多，有机会才能出人头地。

郝春雨没有犹豫，很快在杭州找了一份建筑监理的工作。那片工地位于下沙，距离市区不算远也不算近，周遭的繁华倒是和想象中挺接近，不过仅限于工地那圈铁皮墙之外。铁皮墙内是另一个世界—到处是脚手架，建筑材料堆成山，最怕起风，风吹着沙土乱飞，像拳头一拳拳砸在脑壳上。他不得不从早到晚戴着一顶安全帽，小心翼翼地躲着脚下的钉子和砖块，在钢筋水泥之间辗转跳跃。手心的那把卷尺很快就被磨得褪去了光泽，皮肤的颜色越来越深沉，像是烧煳的焦糖。

工作忙忙碌碌，但很无聊，无非整日抱着图纸，比对着上面的数字和符号，测量钢筋的粗细长度；测量完粗细，接着测量间距；间距也测量完了，就要看着工人绑钢筋；绑好了钢筋，再监督工人打混凝土。每天都在重复，像是在原地推着碾子，转了一圈又一圈。不知不觉间，一天变成了一个月，一个月又变成了一年。假使继续下去，年复一年，他会从小郝变成老郝，大概最后老郝会成为工地上的老油条、监理界的资深好手。不过即便如此，每天的生活也不会有什么变化，永远在围墙之内，过着没完没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原以为离开家乡，一切就会像电影演的那样，主人公很快能够闯出一番名堂，哪怕不是万人瞩目，但至少人人艳羡。可现实却并非如此。

郝春雨发现自己一点儿也不快乐，在杭州的日子不像是工作，而像是画地为牢。更何况一个月的收入只有2000元—哪怕在2011年，这也是一个寒酸的数字。

他有点儿想家了。家乡虽然少了高楼大厦，但也少了铁皮围墙和尘土飞扬的狼狈。于是第二年，郝春雨辞去了杭州的工作，回到家乡。他在赤峰找了一份地产销售的工作。与其说是为了糊口，不如说是因为自由，他可以抽出时间好好思考下一步的打算，也有时间陪陪父母，顺便帮着家里干一些农活儿。比如，种向日葵。

照例，播种是从5月开始的。春风吹过大地的时候，最后一丁点儿的寒气也悄然散了个干净，杂草早已除去，田野上露出赤裸裸的黑土，像一张光秃秃的“旧地毯”。父子二人就在这张地毯上，一个人在前，在脚边挖出一个洞，小心地拣出一枚种子，插在洞间；另一人则尾随其后，铁锹用力一铲、一扬，沙土刚好将埋下的种子盖得严严实实。后一项更费力气，自然非郝春雨莫属。他持着铁锹，弯腰、起身、再弯腰，他不停与脚下大地搏斗的样子，很像一个循环往复的座钟钟摆。就这样摇晃了一天，最后将将收拾好5亩地。然而家中田地一共30亩，面积差不多3个足球场大小，想要干完，还需要四五天。因此之后一连几日，每当推开家门时，郝春雨都是同一副鬼样子：满面风尘，累得龇牙咧嘴，浑身上下疼得好像挨了揍。

“种田累不累？”父亲问他。

“累。”他如实回答。

“你好好工作吧，以后别管了。”父亲有些心疼。

但他却不这么想：“我倒觉得挺有意思。”

10年之后，谈起这段经历，郝春雨这样解释，他说种地虽然脏，虽然累，但不知道为什么，感觉特别舒心，尤其是怀着期望日夜等待，终于看到种子变成幼苗，又渐渐长高，成了一棵棵亭亭玉立的向日葵之时。郝春雨说，这远比打工有意思，因为付出就有回报，一切回报都属于自己，这样的感觉就很满足。

一个念头仿佛葵花种子埋在心间：种地好像也不错。

只有向日葵的世界

2012年年底，许多青壮年都在努力离开农村，到城市谋生。郝春雨却决定辞职回家，彻底做一个农民。这个想法一经提出，立马遭到父母的反对。在保守的观念中，种地不比在城里，回家意味着没出息。之前辛辛苦苦念书就是为了告别田间地头，结果现在跑回来种地，不等于书都白念了？郝春雨不这么认为，给别人干活是工作，给自己种地当然也是工作。同样是工作，打工和种地就没有什么区别。

从逻辑上讲，这样的辩解不存在任何问题，但对世俗的看法并不会产生一丝一毫的改变。毕竟，种向日葵真的赚不到什么钱，辛辛苦苦一整年，一亩地也不过四五百元的收入，许多人离开田间并不是因为厌倦，只是现实下的无奈选择。

那时的家乡已经很冷清了，原本热热闹闹的苏布日嘎嘎查村里只剩下年迈的老人，小孩子见不到几个，同龄人全走光了，住得最近的伙伴也在几千米之外的县城。暮气沉沉的村子里，从早到晚都是静悄悄的。那些好奇的目光如同追光灯一般追在郝春雨的身后，并渐渐演变成各种闲言碎语。

流言防不胜防，被中伤的感觉如同中了一支鬼鬼祟祟的暗箭。刚听到时，郝春雨只感觉愤怒，接着是难过，但这些都没用，改变不了别人的目光，也改变不了别人的想法；久而久之，郝春雨开始听之任之，心中想法虽然依旧坚定，但也一度变得沉默寡言。

计划很快就有了，他发现，尽管这里家家户户都种向日葵，但大家一直是各种各的，产出的葵花子品种不一样。看似葵花子总产量不少，但细算下来，每个品种产量都不高。产量低，客商就不会特意过来收购，因此常常出现滞销的情况。如果把所有耕地统一规划，种一样的品种，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很快，郝春雨在村子里成立了一家合作社，向村民提出了土地租金加分红的方式，希望把土地整合在一起。不过计划虽好，忙活起来才发现，观望的人挺多，可一提到签合同，响应的人寥寥无几。东奔西走之下，最终只有5户人家加入，而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郝春雨的亲戚。

2013年，合作社终于勉强起步了。当春天再一次降临这座北方的小村庄时，一粒粒向日葵种子被小心翼翼地播撒在田野间，一行一行，一列一列，在150亩的土地上埋得整整齐齐，如同埋下了许许多多沉睡的小精灵。

小精灵们苏醒的过程，也正是农田渐渐变青的过程。种子破土而出，慢慢变高，从矮矮的小苗，渐渐长成一丛丛田陌相连的葵花秧。而地里的活儿是忙不完的，除草、灌溉、松土，照顾这么一大片的农作物，累到腰酸背痛、精疲力竭是常有的事情，但是并没有多少时间能留给郝春雨休息，他还要查阅资料、向父亲讨教经验。种植向日葵与在建筑工地的时候相比更累，因为不光费力气，还费神，却给郝春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体验。他尤其喜欢盛夏来临时，站在田埂上，享受着迎面而来的阵阵暖风，眼前的向日葵高傲地昂着下巴，在蓝天之下摇曳生姿，连成一大片金黄色的海。他说：“看着这样的情景，让人特别有成就感。”渐渐地，他觉得自己也快要变成“向日葵”了。纵然脚下的土地少了城市的繁花似锦，却也是最适合自己生长的地方—在这里，他能够和向日葵一样，一直昂着头，自由自在地向着阳光一直长，越长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