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积薄发的“啄木鸟·红色侦探系列”

我与《啄木鸟》的缘分始于该刊创办伊始，该刊甫一推出，我就予以关注。那时我初入文坛，发表的作品大多刊载于地市级报刊。1985年春，我在扬州参加一家期刊举办的“广陵笔会”时，有幸遇到了《啄木鸟》的一位编辑老师，他邀请我为杂志撰稿，并给我留了通信方式。尽管我很想利用这个机会投稿，和编辑老师交流探讨，但我觉得自己尚未具备给《啄木鸟》这样的大型文学期刊撰稿的水平，反复思量下来，还是放弃了。

不过，我对《啄木鸟》的关注依然如故，不但订阅了杂志，还认真研读杂志刊发的作品。从1985年到1995年，我的创作积累渐丰，作品大多能在省部级报刊上发表，并被选刊转载、报纸连载，还在省级出版社出版了一些图书，有些图书被书店辟出专柜向读者推介，有的书市、书展还邀请我前往为读者签名。与此同时，也受到了影视界的关注，有数部作品被改编影视播出。

如此，我感觉自己与《啄木鸟》的距离正在逐渐拉近。在此期间，我有幸遇到一位新中国成立前就已活跃在中共隐蔽战线上的资深情报工作者，他建议我尝试撰写公安题材的作品。我跟他聊到了《啄木鸟》杂志，他提醒我，《啄木鸟》对公安题材作品的要求很严格，嘱咐我做好充分的资料准备，方能进行厚积薄发式的写作。这位前辈本人就是一位文科高才，解放前就读于复旦大学国文系，解放后系华东公安系统某高级领导的秘书，上海解放后一段时间内破获的各种大案要案，凡规定要上报中央社会部或公安部的，上报材料均出自其手。因此，我对他的提醒非常在意，反复思量后，认为自己尚需继续历练，方能向《啄木鸟》投稿。

稍后，我的“东方明特工系列”第一部长篇《狂花凋落》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量颇高。这时候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午夜来电，告知出于审阅需要，中宣部和新闻出版局要求紧急调阅一百本《狂花凋落》，速发首都。后经审阅，确认该作品没有问题。差不多同一时期，我的另外两部长篇作品，亦获国家安全部审查通过，允许公开出版发行。后来，《狂花凋落》还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热播。两年后，我接到了总参某部的电话，他们对我的作品《克格勃特工在中国》中的部分内容表示关注。我解释这些内容是解密资料，他们审阅后也给予了肯定。

上述这些经历，更加坚定了我的写作自信和写作方向，我和《啄木鸟》的结缘也就水到渠成了。杨桂峰主编向我约稿，从此，我开始为《啄木鸟》撰稿。在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一位老同志提供的宝贵资料，让我更深入地了解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安工作的情况，为“啄木鸟·红色侦探系列”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如今，我已经七十六岁，但写作依然占据了我的大部分日常空间。我很少看电视，基本没看过春晚，难得享受休闲时光，始终专注于“红色侦探系列”的创作。我的作品虽然不是精品，但我倾尽全力，注重考证，以确保作品的细节真实性和历史真实性。我的儿子现在也在与我一同写作，我传授给他的不仅是写作技巧，还有对人民公安初心与使命的深刻理解。

最后，我想强调，《啄木鸟》与其他杂志最大的不同在于：一是对选题的严格把控；二是对保护作者版权的重视。这是我在其他二百多家报刊发表作品时从未体验过的，让我感到非常放心。我深信，对作者和作品如此用心的《啄木鸟》，今后无疑会越办越好，越来越受到作者的青睐、读者的喜爱！

（根据会议录音整理。作者系本刊资深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