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里恒久的记忆

第一次看到《啄木鸟》杂志，我才小学三年级，我的父母是这本杂志的第一批读者。那时候，我根本想不到我的未来会和这本杂志有那么深的机缘。如今，这本杂志四十岁了，我也五十岁了。我不再是少年，而这本杂志正当年。

从读者到文学爱好者，再到作者，我和《啄木鸟》之间发生了很多难忘的故事。与《啄木鸟》互动的过程中，令我收获最大的，从自身工作角度来说，就是实现了从公安新闻到公安文学的跨越，而这个过程的另外一个重要收获，是公安文学创作又有效反哺了公安新闻写作，极大提高了我的新闻写作和公文写作能力。

我觉得，以《啄木鸟》为代表的公安文学，恰恰就是公安新闻写作的深入和继续。对此，我有深刻的感悟。给我印象最深的，当数崔道植事迹宣传案例最为典型。

我把报告文学创作策划当成重中之重，专门来北京与杨桂峰主编进行了交流。按照杨主编的要求，我第一时间完成了报告文学的创作，在《啄木鸟》杂志以《没有门牌号的客栈》为题刊发。接下来，在中宣部全面推动下，崔老的事迹宣传得到国内主流媒体的大力支持，新华社、中新社、《人民日报》和全国公安新媒体矩阵等二百余家主流媒体的一系列报道中，采用的素材绝大部分来自《啄木鸟》刊发的近五万字的报告文学。这五万字的“文学驱动力”，在崔道植事迹宣传整体过程中的作用不可替代。

紧接着，《啄木鸟》又开始策划图书出版。在杨主编的指导下，我于2019年底拿出了二十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初稿。《共和国刑警崔道植》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强烈反响。该作品的写作模式完全颠覆了以往公安人物传记创作的固有套路，可读性、影视化改造潜力极强。

2021年，恰逢建党一百周年，崔道植成为“七一勋章”候选人之一。中组部到黑龙江省公安厅考核崔道植的时候，考核组成员人手一本《共和国刑警崔道植》。通过这本书，他们对崔道植同志的先进事迹有了非常生动的认知，后来与崔道植谈话的时候，考核组同志直接说：您的事迹，我们通过这本书全部了解了，您就直接表态吧！

可以说，这本书成为崔老获得“七一勋章”的重要推手，更成为崔老获得“七一勋章”后，各类新闻媒体宣传的素材宝库。

如果总结一下崔道植事迹宣传的成功经验，我觉得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以“文学驱动”拓展先进人物事迹宣传的传播力。“文学驱动”的意思，就是站在文学高度去采集、整理、写作新闻事件或人物，进而为后续整体宣传提供高质量素材。

数十年来，崔老把执着坚守、无私奉献融入了工作和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给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人生答卷，那就是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四十年来，啄木鸟杂志社的一代代编辑们，又何尝不是把执着坚守、无私奉献，融入了每一篇稿件和针对每一个公安文学爱好者的培养呢？从我这个曾经很稚嫩的写手的角度来看，我这些年公安文学能力的提升，是编辑老师们一个字一个字手把手教的，把我带入学无止境的文学殿堂，这是作为一个公安宣传工作者的幸运。在我眼里，《啄木鸟》的一代代编辑们，同样有着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精神内核。

我的父亲曾是一名十四年军龄的优秀军人，他的很多军事科目都是所在部队的尖子，尤其是他的军号，吹得不是一般的好。他所在部队的一个司号排长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他说他听过的所有军号声，都没有超过我父亲的，他说我父亲的军号一定是沈阳军区第一名，在全国军队里也排得上号。我父亲转业后回到地方工作，在重工业城市齐齐哈尔物资局担任金属审批科长，尽管大权在握，却从来都是把两袖清风做到了极致。

可以说，我父亲的工作作风、脾气秉性和崔老如出一辙，所以我才能在编辑老师的指导下，怀着一种深厚的感情，一气呵成完成崔老长篇的初稿。但是，就是昨天，就在我来参加此次座谈会的路上传来噩耗，我八十岁的父亲因病去世……但我还是决定，一定要完成今天的发言任务。在父亲与我永远分别的特殊时刻，我的脑海中浮现出生命里许许多多温暖的元素，而《啄木鸟》的编辑老师们、《人民公安报》的战友们的温润友谊，毫无疑问都是其中的一部分。这种友谊一定是可以铭记一生，得以恒久保持的生命记忆！

我今天的发言，与其说是在介绍经验，不如说是在我生命里这个特殊时刻，在《啄木鸟》这个公安文学之家，感受一种特殊的温暖和鼓励。我相信，以部新闻传媒中心，以《啄木鸟》《人民公安报》等公安法治报刊的诸多编辑、记者为代表的文字工作者们，许多年来也一定鼓励、温暖着诸多像我一样的公安文学作者。我相信，在这种鼓励和温暖的护佑下，公安新闻和公安文学事业的道路一定会越走越辉煌！

（根据会议录音整理。作者系本刊资深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