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阱里的睡眠

“陷阱”独白

我在等，屏息以待。我睁开黑色的眼睛，把目光投向周边行走着的猎物。

路上竖着“注意脚下”的标识牌。看到上面的文字，人们就会留意脚下，小心翼翼。我冷笑：留意脚下，说得倒好，我这巨大的陷阱正张开大口等着你。

我等待的猎物——加地公四郎，出现了。他身材颀长，脚步傲慢，肩头耸立，迎风而行。

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思考吞噬猎物的时机和场合，以便做出最佳选择。可能会出现意外，那就需要耗费点儿时间，多动脑筋仔细分析，另辟蹊径最终达到目的。这里容不得任何哀怨、哭诉和反抗。

加地公四郎走过来了，他走过来了。不是我强迫他来的，是他主动走向自己的宿命。

一个牺牲者的故事。

一

关于天神路杀人案我有话要说。那天晚上，在案发现场附近，我看到了一个男人的身影……

寄来的信就是这样开门见山地写道，收信人写的是警察署长，没留任何寄信人的信息。

信纸和信封全无特别之处，邮戳是T市邮局的。文字写得笨拙，可能是为隐藏笔迹有意为之。警察署长将信看了一遍，然后抽起烟来。

最后，署长认为：这封信应该不是胡乱造谣，故意扰乱警方视线，来信的内容值得研究其真实性。

署长又拿起举报信，想再仔细读一读。

我现在才想起写这封信，是因为今天早晨在T市日报上看到了关于那起案件的报道，就是“追踪案件一个星期，侦查团队遭遇困境，只有作案时间明晰”那个报道。报道说，作案时间是在那天夜里八点十分到九点之间。我突然想起来，那天晚上刚好那个时间，我正在新光大道。那条大道是众所周知的商业街，其中有一家化妆品店叫“红星”，悬挂着红色的广告灯牌。在化妆品店旁边有一条向左拐的小路，就是案发地天神路。

那晚我从新光大道走到红星化妆品店门口时，刚好是八点四十分。能准确记得这个时间是因为九点钟我和朋友有一个约会，感觉自己可能要迟到，就看手表确认了一下时间。

那是一个寒风习习的夜晚。和大城市不一样，这里的商业街晚上八点钟就打烊，行人稀少，街上冷清得很。那个男人就是在这个时候突然从天神路拐出来的，他看见我时惊讶地别过脸，急匆匆地与我擦肩而过。

大家都知道红星化妆品店的广告灯牌很亮，所以我很容易就看出那家伙瘦瘦的，是高个子，身穿一件浅褐色的制服，手里拿着一个包裹似的东西。只一眼就让人猜测他可能是经常在居民区转悠的市政工作人员，但我不敢肯定。在案发时间，那个从天神路走出来的男人无论如何都值得怀疑。

报纸上说，关于这起案件警察还没有掌握任何线索，侦查陷入僵局。想到我碰见的那个人，或许能为破案提供线索，就给你们写了这封信。希望能早一天破案，抚慰受害者的灵魂……

警察署长把看了两遍的信递给刑侦主任，刑侦主任看完又拿给警员们传阅。

“你们怎么看？”署长问道，“如果写的是事实，这就是重要线索。”

“应该是事实吧，”刑侦主任说，“内容写得很具体。”

“不过，也有令人担忧的地方。”

“什么地方？”

“信里提到那个男人的部分：瘦瘦的，高个子，似乎是市政工作人员。”

“不过，他也说不敢肯定了。”

“应该是寄信人直觉认为那个人是市政工作人员。红星化妆品店的广告灯牌很亮，可以把人看得很清楚，所以这一点还是可信的。寄信人说不敢肯定，应该是担心万一那个人不是凶手，会冤枉好人。我们先把这个男人找出来吧。”

T市政府位于海拔八百米的地方，属于全县为数不多的高冷地带，市民引以为自豪的就是可以在雄伟的山顶俯瞰市区的任何地方。这里是充满清新空气的高原聚落，全然没有现代都市的样子。在市政府大楼里找出那个男人，可能需要花费不少时间。

刑侦主任从来信中筛出需要调查的几个要点：瘦身材、高个子、身穿浅褐色的制服、经常在居民家门口转悠。

“这是怎么回事，信上说总是在别人家门口转来转去？”

“可能是督促缴纳市民税的吧？”

“如此说来，寄信人可能经常滞纳税金？”

“也可能是清理下水道或回收垃圾的。”

“他们也是市政人员？”

“应该是吧，他们都归卫生部门管理。另外，入户查表员也属于自来水部门。”

“是啊，”署长冲刑侦主任叮嘱道，“一定要慎之又慎，对方是公务人员，而且尚未确认其凶手身份。”

刑侦主任离开房间时说：“过去十年里，我们警察署管辖区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杀人案呢。”

二

就此谈谈这个案子。

被害人是居住在天神路附近的六十四岁的坂上晃吉，他和妻子康子两个人一起生活。

别看坂上现在不上班，但众所周知他小有积蓄。他的妻子康子当了二十多年小学老师，坂上本人也是从银行退休的，仅两人的退休补贴再加上康子的养老金，就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坂上还有一片亲戚转让过来的山林，靠出售木材盖了公寓，每个月有固定的房租收入。他们有一个儿子，从东京的一所私立大学毕业后进入政府机关工作。也就是说，坂上是一位充分享受退休生活的平凡而富裕的老人。

案件发生在一个星期前，一个寒风刺骨的夜晚。

康子经常回娘家小住，前几天又回去了。卖香烟的邻居那天问前来买香烟的坂上：“夫人又回娘家了吧？”

坂上告诉他：“有亲戚结婚，她参加婚礼去了。”

香烟店的电话是在案发当晚的夜里九点半左右响起来的，是康子打来的，她拜托说：“不好意思，家里的电话一直没人接，请向我家坂上转达一下，我本想今晚到家，可是没赶上末班公交车，在车站等到天亮也不是办法呀。”

这么冷的天，香烟店主皱着眉头，裹着睡袍来到坂上家。

玄关的玻璃门开有细小的缝隙，里面亮着灯。他喊了声“晚上好”，没有回答，便索性开门进去，不想被倒在地板上的晃吉的尸体绊了一下。

死因是被人掐住脖子窒息而死，没有反抗的痕迹。脖颈上残留几道伤痕，似乎是他自己抓挠出来的。

室内极其混乱不堪。从夫妇的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来看，绝对不是情杀。从娘家打车回到家的康子对警察说，放在佛坛小抽屉里的七万日元不见了。这时候，入室抢劫杀人几乎不容怀疑。

接着研究作案时间。

“死亡一个小时左右。”

刑侦主任顺着法医的话默默计算着：“那只要倒推一下……作案时间应该在八点半左右，再宽松一点儿计算，就是八点到九点之间，应该没有问题吧？”

而这个推断因为两个证人的出现变得更加具体。证人之一是附近一家商店的店主，他在距离作案现场步行十分钟左右的公交车站见过坂上。

“我从公交车上下来的时候，坂上先生就站在那里。我们还相互看了一眼，然后他就走了。”

根据这个证言，基本能确定坂上是来公交车站接从娘家回来的妻子的。那班公交车是八点到达的，他发现下车的人里面没有康子，便回家了。到自己家只有十分钟的路程，也就是说，行凶时间是八点十分以后。

听完这些，一名警察立马去了公交车站，因此找到了第二名证人。这个人是从康子的娘家所在的春仓镇，乘坐九点到达的公交车过来的银行职员。

“我认识坂上先生，但是我下车的时候车站空无一人，而且下车的乘客只有我一个人，路上也没有行人。”

如此说来，坂上没有在九点时再来公交车站接康子。他明明知道康子今天回家，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他一定会来接妻子的。

作案时间推定在八点十分到九点之间。

虽然确定了犯罪时间，但找不到与凶手密切相关的线索，那五十分钟仍然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现场没有遗留物，既没有脚印，也没有指纹，什么都没有发现。现在唯一能推测的就是熟人作案，因为凶手通过玄关进出，并且被害人没有抵抗。

对面临困境的破案人员来说，这封来信就好比落水者要抓住的救命稻草，而且比稻草更结实，更能切实体会到抓在手里的真实感。警员们纷纷摩拳擦掌，走上街头。

当然，警察并不会直接向市政府提出申请，要与所有瘦瘦的高个子男职员见面。但在收到信的第三天上午，一个男人引起了侦查人员的注意。

这人身材瘦弱，个子很高，周围评价却不太好——人们都说他吝啬、固执。

但警察不能因此就对其采取措施。他在市政自来水部门工作，负责查水表，而且被害人的家就在他分管的片区之内。这一情况引起了警方的重视。

获得这些信息后，刑侦主任推开了警察署长办公室的门。

“现在摆在面前问题是：我们该如何采取下一步的行动。我们还没有掌握关键证据，案情还存在诸多疑点。嫌疑人一家生活得很清苦，他老婆做衣服挣的那点儿钱好像都被他拿去喝酒了。一个查水表的一般对片区情况都了如指掌，他和被害人应该互相认识。”

听了刑侦主任的话，警察署长喃喃自语道：“破案难度不小啊。”

目前还不到实施逮捕的阶段，很容易由于个人主观因素做出不客观的判断，他希望获取更多具体的确凿证据。这样想的同时，他也有了另外的担心——不在场证明。

此案的作案时间是准确无误的，八点十分到九点之间。到了审判之时，这五十分钟也将是最大的辩论焦点。从案发到现在已经过去十天了，案情没有进展就是因为如此关键的“五十分钟记忆”不明确、不清晰。难道它成了破案的绊脚石？

这时，一名警员跑进来报告说：“嫌疑人在案发当天到过被害人的家里。”

“什么？”署长探起身问，“是晚上吗？”

“那倒不是，是上午，大约十一点。为了查水表，他到过被害人家隔壁的香烟店，店主还和他说坂上先生的夫人出门了。”

“这样的话，被害人家里一定有那天嫌疑人给他的用水缴费通知单了……”

“没错，确实有，已经找到了，抄表员一栏盖了那家伙的名章。他一定知道被害人家里只有被害人一个人在。”警员断言道。

“要不要动手？”署长问道。

“我们行动吧。”刑侦主任回答。

就这样，在那天下午，这个瘦高男人作为重点嫌疑人被带到了警察署。

加地公四郎，三十四岁。

负责调查的是刑侦主任。

三

加地公四郎断然否认自己与命案有关。他从一开始就带着强烈否认的态度，随着讯问的进行，刑侦主任的脸上浮现出难堪的表情。

“那晚你真没到过天神路附近吗？”

“根本没去过，大晚上的去那里干什么？”

“但是，有人在那里看见了你。”

“见过我？是谁说见过我？”

“无可奉告。”

“岂有此理，你这是毫无依据的指证办案！既然有人说见到过我，那就快告诉我他到底是谁，让他出来和我当面对峙！”

刑侦主任当然不知道那家伙是谁，但寄信人说他见到的人可能就是加地啊。

刑侦主任又换了另外的问题：“那我问你，那天晚上，也就是八点十分到九点之间，你在什么地方？回答不出来吧？”

“是回答不出来，因为你的问题太离谱，昨天的事情都会忘记呢，更别说十天前了。这个问题你最好先问问你自己，主任大人，十天前的晚上八点十分到九点之间，你在哪儿，在做什么？这个问题简直拙劣、愚蠢透顶！人又不是每时每刻都怀揣着秒表生活的！”

“也是这个道理。”刑侦主任无奈地笑了一下，十天前的事自己确实记忆模糊、基本想不起来了。

但如果是杀人，哪怕过了十年也不会忘记吧。就这么被他轻而易举完全否认了，怎么才能让他招供呢？